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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确实是北魏时期开凿的;
莫高窟开凿时间是前秦建元二年,在北魏时期以及后续朝代都陆续开凿过,所以无法判断归属那个时期的;
云冈石窟是在北魏时建成的。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
云冈石窟原名武州(周)山石窟寺,明代改称云冈石窟。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灅水》记载:“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作为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期的大型石窟寺文化遗存,是从北魏文成帝复法启开凿之始,到北魏正光年间终结,大致历经了近60年之久。
石窟艺术内容丰富,雕饰精美,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雕凿,是由一代代、一批批的能工巧匠创造出的一座佛国圣殿,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它以壮丽的典型皇家风范造像而异于其他早期石窟,展现的佛教文化艺术涉及到历史、建筑、音乐等多方面内容。
云冈石窟是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亦代表着公元5-6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亦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并称为世界三大石雕艺术宝库。
扩展资料
云冈石窟历经1500年的沧桑,由于石窟区所处的地质及环境条件的变化,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致使洞窟及雕像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历史上云冈石窟也经历过不同方式的保护与修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冈石窟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维修保护,使得石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20世纪60年代,国家科委将石窟保护项目列入十年科研规划之中。1960年文博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与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联合组成了调查组,对云冈石窟展开了大规模的地质勘察、病害调查及保护材料和方法的研究,建议采取修建护壁、排水防渗、大佛的保护、对已风化的造像、雕刻进行加固的综合性保护措施。
2005年以来云冈石窟主要进行了三项本体保护工程,分别为西部窟区防水试验工程、11窟维修加固工程及洞窟除尘。西部窟区防水试验工程:2007年初,研究院详细调查了云冈西部窟区的地理环境和石窟现状,经过缜密的设计,做出最终的试验方案,并于4月份全面启动。该工程分两部分:一是进行顶部护坡的防渗处理;二是进行前立壁的加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云冈石窟(中国古代石窟群)
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由皇家开凿的石窟群,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不可错过的瑰宝。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是关于云冈石窟与历代云冈人命运交织的非虚构作品,讲述了一段关于“人的信仰”“人的工程”的故事。
“一千五百年前,人们虔诚发愿,要在灵山巨岩之上营造出一个胜极的佛国。”
北魏时期,在文成帝的支持下,昙曜主持云冈石窟的开凿建设。孝文帝、冯太后时期,石窟建设愈发兴盛,北魏后期则逐渐衰微。云冈石窟历经多次荒废与重建,甚至一度经受着严峻的盗凿考验,直到近代被梁思成等考古学家再次关注,才遏止了更多的国宝流浪海外。本书爬梳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亦讲述了无数云冈人的故事:一举夺回学术主动权的中国云冈学奠基人宿白先生,勇敢开辟新赛道的云冈守护者、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用古建筑学思路还原石窟工程营造的新一代学者彭明浩,保护石窟的文物医生们,努力留下石窟今日样貌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者们……
人是万物的尺度,亦是文明的核心,云冈不但向世人展示跨越千年的石窟艺术之美,也彰显了以短暂生命去连接永恒的人性之美。
五个皇帝?
昙曜五窟,分别对应五个皇帝,到底是哪五个皇帝?这个问题,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云冈石窟千年来未解的“哥德巴赫猜想”。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各有各的论据,我们且只说其中最为主流的两种。
线索十分稀少。只有《魏书·释老志》中的寥寥数语,说文成帝“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兴光元年(454年)秋,文成帝又敕有司在京师(即平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
这里面说的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前一件事是说,文成帝要求有关部门雕刻石像,要按照皇帝的身貌特征来雕,等到雕好了一看,嗬,有关部门执行得真到位!雕像的脸上和脚下都镶嵌了黑色石头,暗合皇帝脸上和脚下长的黑痣。而后一件事并不在云冈,说的是文成帝又要求有关部门在平城的五级大寺里铸造了五尊高达一丈六尺的大立佛,以象征太祖以下的五位皇帝。
后一件事情虽然不是直接发生在云冈,却跟云冈的昙曜五窟紧密关联,因为这里出现了关键词:“太祖已下五帝”——同样是文成帝要求造像,同样是五位皇帝,这五帝的名单应该是一致的,都来自文成帝的钦定——昙曜凿山造五尊石佛,应该就是前不久五级大寺铸造五尊铜佛的一次重复。
昙曜五窟中五尊主佛,因为风化和残损,已经看不出脸上脚下是否镶嵌有黑石。目前可见的明显有“黑石”的造像倒另有一尊,是云冈第13窟北壁主像,造像的右脚脚面有清晰的两粒黑石,每粒直径为6厘米,着实不小。“黑石”之谜在学界也曾引起过一番激战,因为研究者发现,这两粒黑石并不是人为镶嵌的,而是岩层中自然形成的石结核。这尊菩萨面部如今仍被明清时代的包泥厚厚地覆盖着,无法确认脸部是否也有黑石。按文物保护法,如今也无法揭开泥层一探究竟。将来若有一天,菩萨脸上的泥层自然脱落,露出同样的黑石,基本就能坐实第13窟主像是文成帝了。但如果是那样,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就要比如今通常认为的“和平年间”早上不少。整个云冈石窟的分期断代史、样式流变史,恐怕通通都要改写。
再说这五个皇帝,要想搞清楚“太祖已下五帝”到底是哪五位皇帝,就得先搞清楚“太祖”是谁。
在北魏帝王里面,有两任皇帝都被称为“太祖”,一位是平文帝拓跋郁律(?—320),另一位是道武帝拓跋珪。因此,排序系统一下子就混乱了。《魏书·礼志一》记载,太和十五年(491年)“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诏曰:‘……烈祖(道武)有创基之功,世祖(太武)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后世儿孙因为仰重道武帝,为先祖重新排了座次,甚至不惜为此改了太庙。
宿白先生认为,按此记载,改道武帝为太祖,晚在孝文帝时期。文成帝令昙曜开五窟的时候,太祖还不是道武帝,而是平文帝,那“太祖已下五帝”,应该是平文、昭成、道武、明元、太武这五位皇帝,其中既不包括后来被追封为景穆帝、实则从未登基的拓跋晃,也不包括文成帝本人。但宿先生遍查《魏书》全书体例,发现《魏书》中但凡提到太祖,都是指道武帝,那么《魏书·释老志》中的“太祖已下五帝”,应该也已经是依照孝文帝改太祖庙号之后的说法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太祖已下五帝”就只剩下一种可能: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虽然证据链不够确凿完备,但目前学界基本采信这一排序。
在宿白先生1978年的论文《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中,宿先生把昙曜五窟(即云冈第16—20窟)按其特征、形制做了分类。其中第19窟在云冈石窟中开凿时间最早。宿白自西向东分配五位皇帝,认为在五窟中处于最西的第20窟对应的就是真正的开国皇帝道武帝,然后依次向东,第19窟对应明元帝,第18窟对应太武帝,第17窟对应景穆帝,第16窟对应文成帝。
佛教以西为尊,这样就形成了祖先引领后世皇族一字排开、向西朝进的图景。
这五个洞窟大体上都是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形式,主体塑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五窟中处于最东边的第16窟面积稍小,窟内主像是单一的释迦立像,其余四窟皆为三世佛,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洞窟上方凿有明窗,天光可以透过明窗射入,不但照亮了洞窟,也恰好照耀在佛陀的庄严面容之上。
特殊的设计赋予了洞窟不同的观看角度:行至窟前专事礼佛朝拜的人,自然可以仰瞻巨佛,细观佛像法器、手印、遍身衣饰、佛旁胁侍菩萨、弟子乃至千佛,欢喜赞叹;石窟前就是交通驿道,奔波行路者从此经过,即便隔着水道,通过明窗也可以清晰望见五尊高达10余米的巨佛真容,感受到佛祖无声的注视与照拂。
五窟之中,第17窟主像的整体高度略低于其他四窟,且只有第17窟主像为交脚菩萨,是还未成佛的状态。加之第17窟洞窟明显下沉于地面1米左右,地势低于其他四个洞窟,按宿白先生和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第17窟对应的是景穆帝拓跋晃,他没有登基就死去了,因此尊格略低。
有学者根据交脚菩萨胸口雕着的龙头缨图案,认为此为转轮王,宿白先生则认为此乃交脚弥勒。
交脚弥勒在佛教中代表未来佛,经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出世,成为释迦的继任者。今天云冈石窟的导游们在向游客讲解第17窟的时候,都会加入太子拓跋晃以身护法,最后在宫廷政治斗争中黯然早逝的悲情故事,观看者们由此获得了一种代入的眼光,再看窟中塑像,虽然身形雄健刚毅,但脸部已在岁月中风化残损,表情漫漶难辨,双臂亦残断,沧桑入骨。高高在上的菩萨,突然有了人间悲欢。
反倒是第17窟东西两壁,因所处位置靠内,保存状态比较理想。从它们雕刻的精妙程度,可以遥想一千五百多年前此窟尚完好时的精绝与壮美。
紧邻着第17窟的,就是被宿白先生断为对应太武帝的第18窟,也是昙曜五窟中布局最丰富、造像最复杂的一个洞窟,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主尊立佛高15.5米,高肉髻,面颊丰圆,庄严正大。在主尊左肩附近的窟壁高处,几尊高浮雕弟子像横空出壁,面容各异。其中有一尊头像,身体已经风化,仅余头部,骨相清奇,高鼻深目,明显带有西域人的容貌特征,清癯从容的脸上双目紧闭,浮起悲欣交集的微笑。这张非同凡响的脸庞,引发了许多联想。梁思成等人就认为,这尊弟子像具有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特征,即使将其放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雕刻的群像中,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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