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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深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早期的石器制造主要是就地取材，从周边的河滩或熟悉的岩石区寻找石块，简单打制，主要用于生活和狩猎。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
然而，随着生活和生产需求的增加，到了晚期，人们开始寻求更丰富的原料来源。一些地方，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的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人们开始从原生岩层开采石料，形成石器制造场。大窑村的四道沟和二道沟分别见证了早期和晚期的石器制造活动，遗址中出土的石片、石核和石器遗物，如龟背形刮削器，反映了当时石器制作的规模和特点。
刮削器是其中一种特殊类型，由石块制成，背面隆起如龟背，表明石器制造技术的固定和功能多样化，可用于皮革加工等。这些石器制造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考古学家提供了研究旧石器时代打制技术的重要线索。
打制石器的方法包括碰砧法、摔击法、锤击法、砸击法和间接打击法，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加工过程。例如，砍砸器和刮削器是基础的石器类型，而尖状器、雕刻器、斧形器和镞形器则反映了更高级的工艺。刀形器和石球状器则展示了更精细的制作技巧和功能多样性。
总的来说，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不仅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揭示了他们技术的演进和生活需求的变化。通过各地的考古发现，我们得以深入理解那个古老社会的生产和文化特征。
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距今约250万年～距今约1万年），以使用打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地质时代属于上新世晚期更新世，从距今约25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止。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制造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河滩上或者从熟悉的岩石区拣拾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往往是这种情况。
到了晚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这种拣拾的方法有时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在有条件时，便从适宜制造石器的原生岩层开采石料，制造石器。因此，一些能够提供丰富原料的山地就会有人从周围地区不断来到这里，从岩层开采石料，乃至就地制造石器，因而出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的两处石器制造场，就是当时人类制造和采集原料的重要场所。
大窑村地处大青山前的丘陵地带，在村南的四道沟，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制造石器的地点，相邻的二道沟，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制造场。在这个地点，广泛地分布着晚更新世的粉砂质黄土，它的上面是一层黑垆土。这两层土的底部都发现有很厚的石片、石器、石渣层，其中典型的石片和石核数量很多，石器较少，制作石器所遗留的半成品和废品则占绝大多数，反映了石器制造场的遗物特点。
在这个地点出土的石器中，以龟背形刮削器较为特殊，系用石块做成，劈裂面平坦，背面隆起如龟背，遍布加工痕迹，形式和制法都比较固定，可用于剥兽皮、刮兽肉和加工皮革等。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上发现的石器制造场，同大窑村二道沟的性质一样，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原料开采和比较固定的石器制造场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a.碰砧（zhen）法：以较小块石料向另一块作为石砧的较大的自然砾石上碰击，碰下来的石片经过第二步加工（第二部加工有锤击法、指垫法、压制法等）即可作为工具使用。
b.摔击法（投击法）：将选择好的石料放在地上，然后手握另一块石头摔击放在地上的石料，以此打下所需要的石片。
c.锤击法：把选择好的一块石料放在地上，然后手握一块石头作为石锤去锤击石料。
d.砸击法（两极打击法）：把选择好的一块石料放在另一块作为石砧的大石块上用一只手辅助，然后用另一只手握着石锤砸击放在石砧上的石料。
e.间接打击法：在选择好的一块石料上面放置一根木棍或者骨料，然后再用一块石头作为石锤，用力捶击木棍或者骨料，把重力传递到石料上，使其剥落下石片。砍砸器：以石片、石核或砾石打制而成，个体大而重。
刮削器：多用小块石片加工而成。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常见的石器器形。
尖状器：顶端有一个尖刃，多经二次加工修整。
雕刻器：多用小石片加工而成。先在小石片的边缘打出一个斜向小平面，然后再错开一个角度打去另一块石片。两石片疤痕相交处，即为该器的刃部。
斧形器：多为经两面修理打制的石核工具。一端有刃，另一端为手握的柄部。
镞形器：多用压制法加工而成。其尖端锋刃往往向一边歪斜。
刀形器：石片的一侧较厚，似为刀背。
石球状器：一般也称为“石核工具”，呈不甚规整的球形，通体经过加工修整，球体上有明显的剥片疤痕。
为文明起源演进提供重要研究样本（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图①：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图②：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出土的陶器。
图③：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人员在研究水坝遗迹剖面。
图④：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图⑤：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出土的壁画残块。
图⑥：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出土的玉鹦鹉饰。
以上图片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濛溪河遗址是具有丰富植物性遗存的遗址，将改写人类利用植物的历史”“屈家岭遗址的水利系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水坝的水利系统”……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发布会现场，专家们热烈讨论。
专家委员会从30多项考古新发现申请中，评选出6项入选项目和6项入围项目。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等6项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具有课题意识强、学术价值高等特点，科学精细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为未来进一步考古与研究打下基础。
出土遗存上存在刻划线条，显示了古人艺术的萌芽
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关键词是“植物”，从世界考古发现的角度看都很罕见。
“由于时代久远，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有机物很少能保存下来，一般仅能发现大量石器和少量动物化石。我们常说旧石器时代是狩猎采集社会，狩猎的证据多一点，采集的情况却往往只能停留在想象中，或依靠有限的孢粉和植硅石等进行间接判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介绍。
濛溪河遗址特殊的饱水埋藏环境，让大量肉眼可见的植物遗存得以完整保存，包括大型树木及橡果、李等30余科若干种的植物种子，其中部分植物，如胡桃科的核桃和蔷薇科的桃等，都是首次发现。该遗址还发现了比例较高的接骨草和筋骨草，是传统中药里的药用植物。
对资源的广谱化利用，以往被认为是旧新石器过渡阶段才普遍出现，发生在距今约1万年。目前国际最早的植物广谱利用的可靠证据发生在距今约2万年，而濛溪河遗址很可能把古人类广谱利用植物的历史一下子提到了六七万年前。
遗址出土的多件骨头、石头、橡果等遗存上，存在各种刻划线条，包括平行线、十字交叉等不同图案。这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刻划行为，有专家认为，这显示了古人艺术的萌芽。
其中一件动物化石上的“超微型刻划痕”令人惊叹。3.5毫米的长度内，分布着11道长短不一、有一定规律的痕迹。考古队队员与国内外环境考古、动物考古和痕迹学等领域的专家反复研究讨论，认为这种痕迹几乎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郑喆轩希望未来能通过更科学系统的研究揭开谜底。
发现早期水利系统，体现史前治水理念的改变
经过6年多的发掘，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有了重要收获。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背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壳丘头遗址呈现出我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史前聚落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振宇介绍，此次考古发现建立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距今7500—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全面呈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
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多学科研究支撑下，对南岛语族早期人群体质特征和生计模式的探索成果颇丰。西营、壳丘头遗址发现的植硅体水稻遗存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
“海洋文明的发展进程十分复杂，比如井头山遗址就具有明显的海洋性，但到河姆渡遗址，海生鱼类遗迹发现却非常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壳丘头遗址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提到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认为，熊家岭水利系统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长江流域多处遗址均发现了水利系统，比如良渚水坝，它的发现揭开了对良渚文化的新认识，又比如石家河、屈家岭……这些发现都是在区域性中心聚落发现的，是聚落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的结果。”
熊家岭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水坝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坝的年代为距今5100—4900年，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两期坝体的各层堆积中，绝大多数都掺有禾本科植物根茎。
“屈家岭遗址发现最早的有水坝的水利系统，标志着史前人类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陶洋说。
同时，屈家岭遗址还发现了黄土台基和众多规模庞大、建造工艺考究的“磉墩”，是迄今发现“磉墩”的最早形态。其规划理念、布局演变和社会结构传统，反映了长江中游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明路径，为考察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长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提供了重要研究样本。
完整的遗迹、丰富的文物，为考古研究提供珍贵资料
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的发现，解答了困扰研究人员很久的诸多困惑。殷墟甲骨文记载，商代晚期商王朝周边方国林立。以往考古工作显示，陕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国重要分布区域之一，但其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仍不清晰。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的发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最新材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介绍，寨沟遗址出土了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制作精美考究。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与殷墟商王陵文物的高度相似性，揭示了这一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教授介绍：“寨沟体量巨大的夯土建筑令人印象深刻。16米高的城体，还有石块包边，和石峁的风格很相似。在田野考古中总结出的这一区域所特有的‘多峁一体’的聚落分布形态，丰富了学界对于商文明的形成、模式与特质的认知。”
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价值。中山大学教授刘文锁介绍，中山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于2021年开始联合考古发掘。由于遗址分布在一座山丘上，先后进行的两次考古发掘，采用“虚拟布方”加“实际布方”的方式，发现了遗址岗顶区的主体建筑遗迹及山坡上的部分遗迹。从布局上看，它们以南北向排列的3组建筑组合为中心，大致呈东西向分布。岗顶区房屋的功用，推测还有储藏室、图书室、厨房、寝室、酒窖等。在每区建筑物中均存在复杂的改建、增建、重修及叠压迹象。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尤其是多语种文献，其数量达到876件（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室研究员郭物介绍，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通过10多年系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拼缀出辽上京宫城的形制规模、东向轴线等关键性布局和沿革。编号为一号建筑基址的院落，经过3次营建，建筑朝向均为南向，院落的轴线方向、位置和整体规模、布局在辽金两代沿用未变。同时，确认了几座大型建筑基址在多次营建中保存下来的夯土台基和相应的地面关系，丰富了对辽代建筑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多年来持续在都城考古的理念与方法上进行探索，为城市考古提供了参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在遗址保护的前提下，用有限面积的精细化发掘和关键性解剖，来确认平面布局、营建和使用的时代关系等，丰富了都城考古学的理念。“之前的考古发掘，发现并确认了宫城东门、宫城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建筑院落，整体呈东西向轴线布局。此次揭示出的南向大型建筑，可能是辽上京西南分布的孔庙、国子监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吸纳了中原建筑的一些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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