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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当地时间5月23日9:05，一场“世界登顶珠峰最年长者”之争该暂时落幕了，因为这个时刻，来自日本的80岁老登山者三浦雄一郎终于如愿的再次站在世界之巅，也再次将世界登顶珠峰最年长者头衔“夺回”，在已经81岁的谢尔占（MinBahadurSherchan）之前，虽然后者也已来到大本营，准备这个周末冲顶。80岁的三浦分别在70岁、75岁的时候登上珠峰，23日晨间的这次登顶已得到尼泊尔登山部门和他支持团队的确认。“我做到了！从没想象过我会在80岁的时候还能站在珠峰峰顶。虽很累，但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80岁的我依然可以做的很好。”登顶珠峰后，三浦激动地心情溢于言表。23日，大批登山者赶在天气窗口关闭之前冲顶，为了拍照留念，登山者们要在峰顶附近等待至少一个半小时，三浦和陪同他一起登顶的儿子也是如此。
而在珠峰大本营，已经81岁的夏尔占老人正准备着下周再次冲顶珠峰。虽然前些天消化道有些问题，现在身体已经复原，这个前“珠峰之最”老人说“已准备好再次迎接挑战”。
没有过多经济赞助的谢尔占老人登珠峰的费用一直捉襟见肘，装备也没有三浦老人那么精良，尼泊尔政府曾表示会加以扶持，但至今没有实际行动。喜马拉雅的雨季将来，希望这位执着的老人有机会再次冲击自己的梦想。
关于三浦雄一郎
1932年10月12日，三浦出生于青森县，从小跟着父亲学滑雪，曾参加阿尔卑斯山滑雪比赛，后来成为职业滑雪运动员，1970年他在珠峰上滑雪下山，成为世界上首位在8000米海拔滑雪之人，因此拍摄的纪录片《TheManWhoSkiedDownEverest》（“珠峰滑雪下山的男人”）荣获了1975年奥斯卡奖的最佳纪录片奖。2010年5月，13岁的美国少年乔丹·罗米罗在22日成功登顶珠峰、成为到达“世界之巅”年龄最小的登山探险者后，于23日下午6点安全下撤至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
据西藏登山探险公司珠峰大本营现任总指挥索郎旺青介绍，罗米罗攀登队于22日从海拔7500米的三号营地出发，在经历了14小时的冲顶尝试后，小罗米罗于22日上午成功达到顶峰，其队友包括他的父亲保罗·罗米罗和继母卡伦·隆格伦以及三名夏尔巴高山向导。
宿营在前进营地的小罗米罗通过卫星电话告诉新华社记者：“我是22日上午9点45分登顶的。”
据他介绍，攀登队在登顶后于当日安全撤回到海拔7790米的2号营地宿营，并于今天下午6点顺利撤至前进营地，从而成功完成了他此次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梦想。
“我现在感觉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小罗米罗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次经历，我非常高兴能够安全返回前进营地。”
他说：“年龄并不是问题，我希望能够因此鼓励更多的人走出家门，到外面看看。”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很多人反对并指责他的此次攀登活动时，罗米罗说：“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电子邮件，很多人在指责我的父亲。但我想说的是，真的，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而且我是在家人的陪伴和照顾下完成此次攀登的。”
2006年7月至2009年9月间，罗米罗已先后成功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以及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最高峰。此次成功登顶珠峰后，他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攀登南极洲最高峰的文森峰，从而实现其登上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梦想。
登珠峰年龄最小者仅16岁
徐卓媛登顶珠峰
对于今年18岁的徐卓媛来说，2023年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历史性突破已经是过去式了。
一年前，她再次出发投入“7+2”全球攀登计划中。“7+2”是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7+2”的九个点代表的是地球上各个坐标系的极点，代表着极限探险的最高境界。如今，徐卓媛已经完成了登顶亚洲的珠穆朗玛峰、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和欧洲的厄尔布鲁士峰的目标。
2023年登珠峰时，16岁的徐卓媛成为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最年轻的中国登山运动员。2025年新年，18岁的她讲述了这珍贵的经历，她说：“那是大自然教给我最生动的一课——”
徐卓媛和妈妈登顶厄尔布鲁士峰
筑梦
爸爸是湖南省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
准备登珠峰的过程中，有很多煎熬时刻，最煎熬的是抵达珠峰大本营的时候，爸爸感染了肺炎，非常危险，差点肺水肿。
肺水肿是非常要命的一种高原病，他只能坐救援直升机回到尼泊尔加德满都。他本来打算在大本营陪我的。爸爸回去以后，就留我和其他几个队友继续往上冲，妈妈很担心，她怕我也感染，希望我撤下来。
我没想过撤，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都到那儿了，前面努力了那么久，怎么能轻易放弃。我每天早上6点30分起来上学，放学就训练，训练完以后还要上晚自习。光针对性训练就进行了一年多，要穿着10公斤的负重沙衣爬楼，腿上还会各绑6公斤的沙袋，跑10公里或者做深蹲。因为登山靴很重，负重的话，氧气瓶也有8斤，还有羽绒服自身的重量、生活用品等，都要自己背。
珠峰南坡的大本营在5300米至5400米，登珠峰前最后几个月，我每个月都要去云南、四川等地登5000多米的山峰进行拉练，适应海拔。而且，我到尼泊尔加德满都以后，是徒步走到珠峰大本营的，走了7天，好不容易走到了，不可能上都不上就撤回去。
在我的成长中，珠穆朗玛峰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我爸爸曾在2007年5月登顶，是湖南省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我一岁的生日礼物是爸爸登珠峰时的氧气瓶，家里到处是雪山的照片。
小学毕业那年，爸爸送我的毕业礼物是青藏线-川藏线的自驾之旅。那次路过四姑娘山时，爸爸就带我登了四姑娘山的大峰。对于一个南方孩子来说，那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8月盛夏，我在山上看到了雪。从那以后，我开始向往雪山。我就想，我不要看游客看的，我要作为攀登者，到珠峰上面看看。
一个12岁的小孩说要登珠峰，就像孩子小时候说要当科学家、当医生一样，不会有人当真，但爸爸好像相信我。我在高海拔地区确实和其他小孩的表现不一样。大概三四岁以后，爸妈就带我去川西玩，同行的小孩到了高海拔就睡不着觉，晚上不停地哭，高反严重，但是我一点事都没有。
我一直很喜欢极限运动，除了登山，我还喜欢滑雪、冲浪、蹦极，选择登山也是基于自己的爱好，而不是爸妈说你去给我学这个，我就去学。他们从来不会逼我做什么，我们家是按需分配，我有需要，他们就会支持。所以爸爸就说，既然你有这个想法，我就把你往这个方向培养。
初二的假期，爸爸带我去参加中国第一届珠峰攀顶登顶者大会，还跟前辈们一起去攀登奥太娜雪山。我们凌晨3点出发，有一个前辈很快就下来了，还和我爸一起吃了早饭。而我到了下午一两点才撤下来。我才意识到，我的差距如此大。
那时候就觉得，既然我决定要登珠峰，肯定要真的投入进去。我初中三年一直在读书，并没有太多时间训练。高一完成学考以后，我就报名登慕士塔格峰，开始为登珠峰做准备。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对于登山者来说，是通往珠峰南坡的一张门票，是否能够登顶这座雪山，意味着你有没有资格去攀登珠穆朗玛。
登顶
16岁，我把国旗带到了“地球之巅”
挑战珠峰是在2023年。5月14日，我从C3（珠峰南坡营地）醒来，感觉好不真实。最后冲刺的路已经修好，要开始登顶了。C3位于洛子峰的中段，海拔7200米，是个坡。晚上睡觉的时候人都会往下溜。那晚我睡得不好，早上5点多就起来收拾，冲C4。这是登珠峰的最后一个营地，海拔7900米。上午9点多，我到了C4，准备开始冲顶。
那天风很大，中午还下雪了。这个时间开始下雪，我们很着急。风刮到8级以上人都站不稳，别说冲顶了，如果天气再恶劣下去，可能就要下撤。在帐篷里，我听到四面八方的风呼呼地刮。本来我跟一个姐姐同住一个帐篷，“协作”为了安全，跟我们挤到一个帐篷里，这才抵住风。当时，所有的“协作”都在自己攀登者旁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我们都在等着气象预报。
下午5点多，当时的风大概有7级左右，我们问了夏尔巴向导，他们登顶过很多次，对风很敏感，会有基础的判断，他觉得没问题，领队决定上。
其实到这会儿，我感觉自己都没反应过来下一步到底要干吗！在高海拔，很多反应会延迟，有人会暴躁，有人会焦躁，我是大脑反应速度下降，没那么活跃，甚至没有很害怕，领队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晚上8点，我们开始冲顶，胸口的拉链都是冰，拉不动。雪经常把我的氧气面罩冻住，挡住视线，看不清路，需要“协作”不断帮我拍开。大风吹得我眼睛睁不开，当时戴的隐形眼镜直接被吹冻住了。突然间，一个硬片掉下来，我以为眼角膜掉出来了。
天很黑，我只能低头往前走，每次一抬头，远处就是一个一个亮点，我以为那是走在前面的人戴的头灯。“协作”告诉我，前面没有人，那都是星星。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星星可以这么近，那天的能见度其实非常低，一直在刮暴风雪，但星星还是很亮。
走着走着，天就快亮了。“协作”告诉我，前面就是有名的希拉里台阶。那是山脊上一条非常窄的路，只能一只脚过。我右边有个雪岩，左边就是悬崖，我下意识往右边靠了一下，没想到雪岩一碰就垮下去了。它其实就是薄薄的一片雪，只是被风吹得立住了。
5月15日清晨，我是跟太阳一起到达山顶的，那天只有我上去的那20分钟左右太阳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是攀登的意义——一个自然现象不可能完全属于谁，但在那个时刻，我站在那个地方，那一刻的美景是只属于我的。我也真切感受到，和存在了亿万年的大自然、山峰相比，自己很渺小，因为山峰接纳了我，我才有机会站在它的肩膀上欣赏美景。
我举着国旗拍了几张照片，作为一位16岁的年轻人，能把国旗带到“地球之巅”，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青年充满挑战精神的样子，我感觉很骄傲。
下撤
我第一次体会到，人是会累死的
其实登顶珠峰之后，更崩溃的是在下撤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体会到，人是会累死的。
我在前一天晚上8点开始冲顶，第二天早上5点登顶，接着就下撤，又走了一整天，凌晨3点才回到大本营。那是非常漫长的一段路，我用了22个小时，中途没有睡觉，几乎一直在走路。也没吃什么，只能啃能量胶，它补充能量很快、也顶饱，但又甜又腻。
走到后面我的腿好像自动在走，但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冷，可能会失温。走到昆布冰川已经没有人了，因为大家几乎都选择在C2休息一晚再撤，但我太想回去了。
昆布冰川是登珠峰最大的挑战之一，它位于珠峰大本营和C1营地之间，是一种移动性冰川，有巨大的冰裂缝和冰塔，有的冰裂缝可以靠自己跨过去，还有很多需要通过横梯通过。横梯非常窄，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人在上面爬，下面就是几十米、几百米的裂缝，不小心就会掉进去。
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协作”陪着我，我感觉很孤独、很委屈，边走边哭，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我为什么要来受苦？太累了，整个人也很恍惚，一会儿感觉营地就在眼前了，一会儿又变得特别远。我就问“协作”，来的时候没走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可是我说的是中文，他也听不懂，但我没有多余的力气再把中文转换成英语了。我看着他，不停地说solong、solong，他说no、no，就这么一来一回地说，我好像就只会说这一句话了。
走到营地时，领队来迎接我，我都觉得不真实，只记得一大片人涌上来，耳边非常嘈杂，但我已经失去意识了。我几乎三天没合眼，其中两天还一直在走，我甚至都没力气走进自己的帐篷，就在大帐篷的一个沙发上睡着了。
在登珠峰之前，我对死亡没有实感，只是听说或者看新闻有人出意外。但等我醒来，回到加德满都，一个又一个攀登者受伤、死亡的消息就传到了我耳朵里。
有一个阿姨上到了海拔8400米，由于经验不足，她把最外层的并指手套脱掉了，用抓绒手套抓上升器，手指冻伤，截掉了一部分；还有人登顶之后完全没体能下撤了，是在“协作”的帮助下撤到了C3。
死亡也是接二连三的。八天前一起吃过火锅的前辈，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就是听说他遇难了。在大本营我遇到一个30多岁的印度人，那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女登山者，她对我笑，我也对她笑，我们还拥抱了彼此。之后我们在做攀冰壁训练时，她完全失去了意识，被“协作”慢慢放下来……
下撤途中，包括回去以后，我都想过以后再也不登山了。从珠峰下来，在加德满都醒来时，我浑身痛，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下不了床。但很奇怪，不到一个月后，我就又开始新的计划，想要完成“7+2”。
再出发
希望往前走一点，再往前走一点
妈妈本来以为从珠峰下来，我的登山计划就完成了，当她得知我还要“7+2”时很崩溃，但还是决定支持我，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她陪着我一起走过好几个地方。
2023年12月27日，我俩背着30公斤的行李朝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出发。这一路妈妈很辛苦，这座山和我之前登的山不一样，一直下雨，特别潮湿，我们的防潮垫、背包都湿了。上山才两天，妈妈的膝盖就受伤肿了，我一直跟在她后面，陪着她慢慢走。在山上，我是照顾她的那个人，甚至可以作为她半个“协作”，帮助她登山。但她还是会不自觉地担心我，她其实忘了，在这方面我比她更有能力面对了。
去年8月，我们又一起去了欧洲的厄尔布鲁士峰。中间有段山路很不安全，很陡，路绳又打得不好，我看到妈妈的腿在抖，她很害怕，但很坚强地完成了。
我问她，为什么想登山？妈妈的回答是，她觉得登山很苦，但既然改变不了我的决定，就想看看登山为什么吸引我，想吃一下我吃过的苦。我也问过自己，没吃没喝，又苦又累，为什么执着登山？或许是因为，登山让我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
我向往大自然，不想把自己困在屋子里。还有那些通过攀登感悟到的道理，都能让我终身回味。比如放弃——这是攀登者最难学会，也是最需要学会的。
很多攀登者不放弃的原因就是不甘心。你想，都走到8400了，还有400多米就要登顶，你甘心下撤吗？金钱上的投入，准备一次登珠峰，可能需要50万元；还有时间，你可能做了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十年的准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你会放弃吗？当然希望往前走一点，再往前走一点。
很多时候，有人可能有登顶的力气，没有下撤的力气了。每年都有人在下撤时，因为体能衰竭遇难。这些极限运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生死。我能在十几岁的年龄去思考这个问题，也很难得，这是大自然对我的生命教育。开始时，我觉得生命就是我自己的，因为登山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和很多人相关，有很多人在为我的安全担心。我更能理解那句话，对于攀登者来说，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
2024年，15岁的艾力库提登顶了珠峰，打破了我之前创造的纪录。很多人问我，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其实不会的，我俩更多的是惺惺相惜。我也很开心，有同龄人在，我们能够一起玩，这是很珍贵的。而且有更多新面孔、新生代的年轻人进入攀登行业，也能反映出我们中国青年积极向上的面貌。我相信，这个行业也会因此发展得越来越好。
本版文/本报记者梁婷
统筹/杨宝璐供图/受访者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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