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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姓男孩起名字大全
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下马姓男孩起名字大全，自古以来马姓就是一个大姓，在现在马姓已经成为中国姓氏排行榜的前20位之一。马姓家长们在迎接自己的男孩到来的时候，肯定是想为他起一个好名字。而马姓作为一个这么常见的姓氏，让马姓家长们在为自己的男孩起名时也是十分头疼。下面不妨看看小编带来的马姓那还起名字大全内容参考下吧！
1、马姓男孩起名字大全
有的马姓家长们在自己的男孩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的男孩起名字了。小编正好整理了一些马姓男孩起名的方法以及名字推荐，希望能为马姓家长们带来帮助！
马姓男孩起名方法
?、使用唐诗为男孩起名字
唐诗作为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其中不乏很多意境优美的句子。马姓家长们在为男孩起名字时，可以从唐诗中选取已经美好的句子来为男孩起名字。这样为男孩起出来的名字不仅富有内涵，而且能让男孩的名字读起来更加的悦耳动听。例如演员马天宇，名字中的天宇就是出自唐诗《晦日寻崔戢李封》中的句子：起行视天宇，春气渐和柔。，名字分析：天用作男孩起名意指思维辽阔，天子骄子，心胸宽阔之义，宇用作男孩起名意指有美好，有风度，气宇轩昂之义，名字引申寓意：气宇轩昂、风度翩翩、温文儒雅，现在的他人如其名，玉树临风，优雅帅气。近日马天宇一组秋日大片曝光，他身穿白色毛衣露出阳光灿烂的笑容，看起来温暖人心。据了解此前马天宇还低调前往云南偏远山区支教看望留守儿童，由此可见他还是一个富有爱心的正能量少年！
?、使用阳光字为男孩起名字
马姓家长们在为自己的男孩起名字时，不仅希望男孩的名字能够带有非常美好的寓意，还希望男孩以后能够阳光开朗。这时候不妨使用阳光字来为男孩起名字。例如可、晨、阳、旭、茂等字都是属于阳光字。例如演员马可，名字中的可就属于阳光字，父母使用该字为他起名，很好的表达了父母期望他以后能够阳光开朗，朝气蓬勃。现在的他人如其名，积极向上，富有朝气。近日马可现身机场，他身穿连帽卫衣搭配黑色印花休闲系带运动鞋。，头戴黑色棒球帽斜挎红色单肩包，整个人看起来潮范十足并青春洋溢。据悉马可主演的电视剧[新龙门客栈]将于2018年播出。
?、使用生辰八字为男孩起名字
马姓家长们在为男孩起名字时，可以先到的八字起名功能进行测试，然后根据男孩八字分析得出的八字喜用神属性来为男孩起一个符合八字开运的名字，这样让男孩的名字能够吉祥好听，并且对男孩以后的婚姻、事业以及健康都会更加有利。
马姓男孩起名名字推荐
?、（马景辉）
名字分析：景用作男孩起名意指祥瑞，推崇备至，前程似锦之义，辉用作男孩起名意指光辉，辉煌，成功之义。
名字引申寓意：福星高照、推崇备至、前程似锦、功勋卓著、功成名就
?、（马浩轩）
名字分析：浩用作男孩起名意指正义，勇气，清新俊逸之义，轩用作男孩起名意指朝气蓬勃，气度不凡，才华出众之义。
名字引申寓意：气宇轩昂、正气凛然、清新俊逸、才华横溢、朝气蓬勃
?、（马晨铭）
名字分析：晨用作男孩起名意指希望，活力，开朗，温暖之义，铭用作男孩起名意指博闻强记，远见卓识，杰出之义。
名字引申寓意：积极乐观、活泼开朗、博闻强记、远见卓识、卓尔不群
?、（马天佑）
名字分析：天用作男孩起名意指思维辽阔，天子骄子，心胸宽阔之义，佑用作男孩起名意指眷顾，保佑，幸运，吉祥之义。
名字引申寓意：才思泉涌、人中龙凤、心胸宽广、承天之祐、心想事成
?、（马令秋）
名字分析：令用作男孩起名意指权威，矫健，尊贵，刚强之义。秋用作男孩起名意指成熟稳重，收获，成功之义。
名字引申寓意：才华横溢、运筹帷幄、胸怀大志、功成名就、丰衣足食
马姓男孩起名单字名字推荐
?、（马旭）
名字分析：旭用作男孩起名意指新生力，朝气蓬勃，光明之义。
名字引申寓意：朝气蓬勃、生机盎然、前途似锦、积极向上
?、（马睿）
名字分析：睿用作男孩起名意指睿智，精明，明知，光明之义。
名字引申寓意：聪明睿智、精明能干、光明磊落、一目了然
?、（马毅）
名字分析：毅用作男孩起名意指意志坚定，果断，自信之义。
名字引申寓意：坚忍不拔、雷厉风行、自信满满、坚定不移
?、（马钧）
名字分析：钧用作男孩起名意指尊贵，公正，权威之义。
名字引申寓意：至尊至贵、公平正直、位高权重、正直无私
?、（马昊）
名字分析：昊用作男孩起名意指胸襟开阔，开朗，英俊之义。
名字引申寓意：胸襟开阔、豁达开朗、英俊潇洒、风度翩翩
马姓男孩起名单字名字大全
马天、马昊、马振、马立
马宏、马高、马星、马骏
马绍、马曜、马苑、马阳
马正、马运、马修、马智
马刚、马光、马英、马君
马国、马兴、马鸿、马明
马煊、马睿、马瀚、马哲
马翰、马鹏、马康、马泰
马晟、马凯、马承、马嘉
马浩、马宣、马烨、马文
马姓男孩起名字大全
马天泽、马宏逸、马立轩
马宏硕、马睿识、马骏伟
马绍钧、马鹏鹍、马修洁
马正卿、马光耀、马阳煦
马刚毅、马凯旋、马智勇
马国兴、马宣朗、马英喆
马永新、马兴旺、马君浩
马翰翮、马振强、马运鹏
马晟睿、马星睿、马明俊
马浩阔、马鹏煊、马哲瀚
马昊天、马苑杰、马阳旭
马高杰、马修永、马泰华
马天宇、马英豪、马英毅
马曜坤、马鸿远、马睿思
马浩博、马瀚玥、马曜灿
马宏恺、马康德、马金鑫
马高旻、马承平、马文昌
马运良、马烨磊、马茂彦
马光辉、马昊苍、马嘉泽
二、爸爸姓“马”，为儿子取名绞尽脑汁，老师却无奈道:从不点他名
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往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号，它不光可以展现一个人的性格，还饱含着父母对孩子的祝愿以及期盼。
给孩子起名字是每个家庭很重要的事情，它将是陪伴孩子一生的东西。很多的父母会查询字典或者是很多书籍，恨不得用上所有的知识，只希望把所有的美好都融在孩子的名字当中。
但是起名字不光需要考虑祝福，需要考虑的事情还很多，无论是和谐度、与姓氏的搭配、书写是不是容易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有些家长把孩子后面的名字起得很好听，但是却忘记了孩子的姓氏，结果闹了个大笑话！
一、父亲姓马，给孩子起的名字，老师都不敢叫
就好比这位姓马的父亲，在孩子出生之后，家人们都围在一起给孩子起名字，但是这位爸爸都不同意，就想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不光好听，还要有寓意的名字。
因为这位父亲自己的身高比较矮，所以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长得高一些，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决定给孩子起名叫做“马统钙”，真的是没谁了！
马爸爸找的这个名字的寓意是挺好的，他的用心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这个名字的谐音真的是太明显了。当孩子上学了之后，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很多困扰，不光被朋友、同学嘲笑，就连老师都很少叫他回答问题。
一提起他，老师都觉得很无语，真的不敢在上课的时候叫孩子的名字，因为只要叫他全班同学都会笑，不光会影响学生学习，还会导致孩子自尊心受挫。后来老师实在是没办法，只能叫来马爸爸，想要给孩子换一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影响孩子的生活了。
所以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不要只顾着寓意好，就像上面这位爸爸，虽然为了长高，给孩子起了一个钙字，寓意是好的，但是却没有注意谐音的问题，给孩子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家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读法和写法的难易程度等问题。
1、要选简单易懂的字
有些父母为了看起来有学问就给孩子选择比较罕见的字，这样的名字其实是很难写的，而且有很多人都不认识，所以在学校或者是上班的时候，经常会被叫错。而且太难认的字在录入档案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差错，很可能会影响孩子以后上学和工作。
2、写法简单
我们应该选择一些结构简单，笔画少的字，写起来比较容易。孩子在刚学习写字的时候一般都是写自己的名字，如果笔画太多的话，孩子学起来会很困难，可能还会讨厌自己的名字。
1、结合大家所有人的想法
如果家里的人口多，就要把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然后集思广益，不同年龄的人对于名字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例如现在比较潮的零零后，对一些网络词语比较敏感，而且懂得比较多，所以可以避开一些比较常见的谐音梗。总之就是多找人来参与甄选！
2、综合分析
在给孩子取好名字之后，最好和姓氏放在一起搭配一下，然后检查一些读音，常见度以及书写等角度来综合分析。总之给孩子起名字一定要多留心，综合考虑、趋利避害才可以为孩子找到好名字。
女性何以不宜称“先生”?
2024-12-02 11:03·为天地立文心
“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称谓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日常社会交际中起到重要作用。颇为吊诡的是，对于这一使用频率如此高的概念，其确切内涵却存在巨大争议。一方面，大众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专有称谓，并认为此乃不言自明的“常识”;另一方面，在一些正式场合，“先生”成为部分杰出女性的称谓。由此常常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男性天然可称“先生”，而女性只有杰出者才有资格称“先生”，这岂不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例证?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是否称“先生”就曾引起讨论。1986年，阿甲在《写在〈四世同堂〉获奖时》一文中称老舍夫人为“胡絜青先生”，这一用法就引起部分读者的疑惑[1](PP77-78)。21世纪，语言学界围绕此问题展开讨论。周有光指出，称女性为“先生”存在混淆性别、重男轻女、用词混乱三大问题[2]。李远明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应在《现代汉语词典》的“先生”义项中增加“道德文章兼备而年寿已高的知名女性”[3]。邢福义同样对女性称“先生”持正面意见，他认为称女性学人为“先生”是对男性本位社会形态的冲击[4]。陈慧通过调查统计指出，国人对女性称“先生”的分歧较大，呈现出文化程度越高，认可程度越高的趋势[5]。陈满华、陈光指出称谓背后的“性别尊卑感”，并强调称女性为“先生”破坏了当代汉语称谓系统内部自足和自洽[6]。时至今日，对于“先生”概念在使用中的困惑日益蔓延，相关讨论更是甚嚣尘上，莫衷一是。既有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探讨，但对于“女性称先生”的历史发展脉络却缺乏系统梳理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意欲从概念史和性别视域出发，梳理“先生”概念传统和近代中不同的发展路径及其演变的内在理路，辨析近代“先生”概念在跨语际实践中与英文“mister”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女子称先生者，古已有之”在汉语称谓体系中，“先生”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大雅》中就有“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之句。《论语·为政》中也有“有酒食，先生馔”的表述，朱熹认为，此“先生”乃“父兄”之义[7](P51)。《孟子·告子》中的“先生将何之”，赵岐注云:“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8](P340)《礼记·曲礼上》中的“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郑玄注曰:“先生，老人教学者。”[9](P11)从以上案例可知，“先生”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首生”“父兄”“学士年长者”“老人教学者”等核心含义。自汉迄今，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先生”概念以核心含义为中心，不断辐射性地向外延展，由此衍生出了更丰富的含义。俞理明指出，六朝之前，“先生”含义较为稳定，“唐宋以下，它指称的人物范围扩大，在一些环境中，可以称某些职业或类型的人”[10](PP189-205)。根据《汉语大词典》统计，到目前为止，“先生”概念的主要含义有:“1.始生子;2.称父兄;3.称年长有学问的人;4.称老师;5.称先祖;6.称致仕者;7.文人学者的通称;8.称道士;9.旧时称相面、卜卦、卖唱、行医、看风水等为职业的人;10.称妓女;11.旧时称担任文书或管理职事的人;12.妻称丈夫;13.一般人之间的通称;14.用以称地区或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男子。”[11](P238)显然，随着时代递嬗，不同的衍生含义纷纷附着在“先生”概念谱系之中。与此同时，因社会使用频率的日益下降，部分含义逐步消解，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例如，原本属于核心内涵的“首生”“父兄”等含义，在当代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已然销声匿迹。这一“附着”与“消解”的过程，也贯穿了“先生”概念谱系发展和衍变的整个历史。若从性别的视角出发则可发现，“先生”概念最初的“首生”含义，主要指时间上的先后，而非性别层面的区隔。这也是民国之际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倾向于将“先生”作为自己称谓的重要原因，“先生两字最好，就那字义上讲，就没有什么男女分别”[12]。此外，除“父兄”“丈夫”之外，“先生”概念的其他含义往往也与性别无涉。那么，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是否存在女性称“先生”的案例?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国人就开始密切关注到“女子称先生”这一问题。“天地吾庐”在《申报》发表文章，以秦桧妻称“冲真先生”和女冠耿先生为例，强调“女子称先生者，古已有之”[13]。也有人强调，“先生两字，男女可以通用”，并指出“广东戏班，称女性则用女先生三字”[14]。当代学者也关注到古代社会在称女性教师、女性道士和妓女等职业时使用“先生”[10](PP189-205)。但是，这些案例是否仅是个例?它们是否能够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状态?要梳理并探讨上述问题，就不得不以“先生”概念下列含义为中心，系统梳理中国女性称“先生”的案例及其产生的历史情境。
(1)老师传统“先生”概念的主要含义之一为“老师”。称男性老师为“先生”的例子兹不赘述。而称女性老师为“先生”存在诸多史例。如《新唐书》记载宋若昭事迹:穆宗以若昭尤通练，拜尚宫，嗣若莘所职。历宪、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15](P3508)宋若昭乃唐代宋廷芬之女，唐宪宗、穆宗、敬宗皆称之为“先生”。显然，女性是否可被称为“先生”，在此案例中与性别身份并无关联。在明清时期的乡村还存在一些女塾师，人们往往以“女先生”称之。《孙贞节妇传》中曰:余少时见里中有一老妇，冬夏一蚕丝旧衫，俛然似有道气者，人皆呼之曰女先生。询其故，知其通于句读，贫家子弟多从之受业者。[16](P250)从此例可知，称女性教师为“先生”并非上层社会的个例，在乡土社会的人际交往实践中也是广泛存在的。晚清之际，这种称谓方式并未消亡。晚清士人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称:五儿超侯二月二十五日随女先生戴娘娘由沪赴英肄业。戴先生年近六十，来沪已三四十年。[17](PP198-199)“戴娘娘”为徐润为其子聘请的西文女教师，徐润也称之为“戴娘娘”“女先生”“戴先生”，此处的“先生”也是指“老师”。另外，1916年京师学务局发表一则悼文，追悼的对象是一位名叫继识一的女校长，悼文中对死亡者称呼为“继女士识一先生”。这一称呼的结构为“姓+女士+名+先生”，巧妙地将“女士”和“先生”同时纳入其中[18]。继识一乃清末民初的著名女性，甚至有传教士称其为“20世纪初北京著名的女性改革家”。京师学务局于1912年成立，乃北洋政府管理北京地区学务的重要政治机构。京师学务局的这种用法，反映了将女性称作“先生”受到当时的官方机构的认可。综上可见，性别并非称“先生”的核心因素，人们往往使用“先生”“女先生”“姓氏+先生”称呼女性教师。
(2)医生“先生”在部分方言中是医生的称呼。宋人周守忠在《历代名医蒙求》中记录了一位被乡人称为“女先生”的女医生:相妻方氏，明识人也，亦精幼科。……计所全活，岁不下千人，遂致道路啧啧，有“女先生胜男先生”之称。[19](P393)这一则史料中称男医生为“男先生”，称女医生为“女先生”。它主要反映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先生”作为医生称谓，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并未考虑性别因素;其二，“性别+先生”的称谓模式男女皆可使用。同样，在明代戏曲《燕子笺》中，也存在请“女先生”诊病的段落:(小旦):是一位女先生，奴家请来看霍郎病的。[20](P532)《燕子笺》乃晚明传奇的经典之作，在当时社会风靡一时，几近狂热(3)。其中称女医生为“女先生”，也折射出晚明都市社会中的一般状态。另外，在清季《申报》上刊登有一则“女先生”张椿英的广告:启者:余贸易申江，悮入烟花，忽患杨梅结毒，屡医无效。幸遇世医张椿英女先生，专治一切外症，余之毒往医不日痊效。先生设局在陈家木桥北堍。特此扬名。[21]这则广告称张椿英为“女先生”“先生”，与前几则史料一脉相承。由此可见，自宋至近代，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称呼女性医生为“女先生”“先生”的情况。
(3)道士以“先生”称道士，早在东晋之际就已存在。道教典籍称:“先生位重，不可妄称，鬼神不承奉，以天考考人。夫先生者，道士也。”[22](P107)而道士称“先生”者，同样无性别之分。史籍中曾记载多名被称为“先生”的女性道士。例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女道士“耿先生”:“女冠耿先生，鸟爪玉貌，甚有道术，获宠于元宗。”[23](P19)“女冠”即是指女道士，这里使用的是“姓氏+先生”的用法。有宋一代，君主赐女性“××先生”道号者不乏其人。例如，宋高宗时期的秦桧之妻王氏“乞改赐一道号，诏特封冲真先生”[24](P2274)。根据《朝野遗记》记载，在宋宁宗时期，婕妤曹氏受皇帝宠幸，“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为女冠，赐号虚无自然先生”[25](P136)。即使在近代社会，依然存在会道门组织中的女性称“先生”的案例。例如，在一贯道中，“未敬礼前，不算正式入道，直称其名。敬礼后，不论男女均称先生”[26](P33)。正式加入一贯道后的信徒“不论男女均称先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道士无论男女皆称“先生”的遗风。
(4)算命先生、占卜先生称呼以算命、占卜为业者为“先生”，源流甚久。汉代《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先生相人何如”之句[27](P2623)。其中“先生”即指相面者、占卜者。女性占卜者称“先生”的案例也并不少。例如，《西游记》中描绘孙悟空占算的场景:“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口里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28](P166)其中的“桃花女先生”即指桃花女。桃花女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经典女性角色，她擅长占卜、解禳，与周公斗法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西游记》中称“桃花女”为“先生”，也是明代社会以“先生”称呼女性占卜者的真实反映。清代小说《忠烈全传》中也有称女性占卜者为“女先生”的文本:大姐不要哭，女先生算你该做妾，虽不是顾家，也是本府太爷一个黄堂的公子，到不如一个穷酸吗?都是一样做妾，哭做什么。[29](P60)女性算命、占卜者称“先生”或“女先生”在明清社会中并不少见，且在民间社会颇为根深蒂固。据笔者所见，直至改革开放后，还存在以“女先生”指代女性算命、占卜者的情况。例如，新华社在1999年的新闻报道《算命透视》中有:另一位“女先生”指着自己招牌上“抽签、算命、看手相”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说:“这也是请人写的。没文化就不行?刚才你不是看见我把那个小伙说入了迷?”[30](P294)显然，此例中的“女先生”与明清小说中的情况无异，称占卜者为“先生”同样不存在性别区分。
(5)女说书、女弹词旧时对于评弹艺人，俗称“说书先生”，对于女说书、女弹词，亦称“先生”或“女先生”。《红楼梦》中有:“女先儿回说:‘倒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31](P746)其中的“女先儿”即是“女先生”。此类称谓在晚清之际更为普遍。持平叟在《接女弹词小志》中指出:“上海风俗，称女弹词为先生，称弹唱处为书场。”[32]王韬在《海陬冶游录》中称:“沪上女子之说平话者，称为先生，大抵即昔之弹词，从前北方女先儿之流。”[33](P28)
(6)妓女称妓女为“先生”的用法常见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献。《字林沪报》在1893年有报道称:至于歌妓则公然称之曰先生，而狎客之媚妓者，又不第以先生目之，而竟称之曰某翁。直至民国之际，此风依然存续。据民国报人包天笑称:“堂子里他们决不以称女人先生为特异。因为他们的制度，也是称女人为先生的，又分出什么大先生、小先生、尖先生之类。”[12]至于称妓女为“先生”之原因，有研究者认为“也许源自附庸文人风雅”，并猜测此用法与“以卖唱等为职业的人”有关联[4]。此说可谓精到，但并未举出具体证据。据民国时人观察:“上海在同光之间，盛行女弹词，亦有许多女书场，因为说书者，都呼作先生，所以女弹词家，亦都呼为先生。后来女弹词，即蜕变而为妓女，故其所居之处，则曰‘书寓’，招之侑酒，则曰‘堂唱’，都留有女说书先生的残痕。”[34]由此可见，妓女称“先生”肇始于女弹词、女说书之说，并非无根之言。上述“先生”概念的诸多含义，除“妓女”这一含义外，无论是老师、道士、医生、占卜先生、说书先生等，皆男女通用。那么，是否存在将“先生”视作男性专属物的例证?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耳目所及，有下列两例较为典型。其一，南宋时期秦桧之妻王氏自称“冲真先生”，王佐驳之曰:“妾妇安得此称!”[35](P285)王佐因秦桧之妻的性别身份，对她是否有资格称“先生”表示强烈质疑。但关键问题是，王氏的“冲真先生”乃皇帝亲自颁赐的“道冠师号”[36](P288)。如前文所述，宋代政府还有赐予女道士“虚无自然先生”道号的记载。质而言之，性别并非政府赐予“××先生”称号最核心因素。王氏最终被剥夺“冲真先生”之号，南宋初年的高层政治斗争或许比性别身份更为关键。其二，晚清之际，“湖上稚云”在《书说书女先生合传后》一文中称:“盖先之云者，长老之称也;生之云者，男子之谓也。”[37]此处强调“先生”之“生”，乃男性之义，由此视“先生”概念为男性独有的称谓。不过，此文叙述的主体就是被称作“女先生”的女性说书人!以上两例皆反映了一个核心问题:尽管部分士人强调女性不能称“先生”，但这恰恰又证实了古代社会存在女性称“先生”的具体实践。综上可知，传统中国的语言实践中，“先生”概念并非男性独享的话语空间，它在性别层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特别是在老师、医生、道士、占卜者、说书人等职业中，无论男女，皆可使用“先生”之称。其使用方法包括“先生”“性别+先生”“姓氏+先生”“××先生”之类，与男性并无本质区别。毋需否认，由于古代社会中老师、医生、道士等职业，男性从业比例高，在浩瀚无垠的古代文献中，留存下大量男性称“先生”的案例，部分士人或由此产生“妾妇安得此称”的错觉，试图强行将“先生”和“男性”之间建立起关联。不过，这一认知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更未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并付诸具体的语言实践。进而言之，在古代中国，男女两性身处不同的公私空间，也相应存在不同的社会规范和话语场域，女性称“先生”或许在部分职业领域或私人空间广泛使用，不过一旦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它在某种程度上给“约定俗成”的语言惯习带来冲击与威胁，这或许正是女性称“先生”引起部分士人不满的原因之一。
二、民国之际女性称“先生”的进一步发展在民国建立之前，女性称“先生”存在一定的职业局限，一般只有作为医生、教师、道士、占卜者、说书人、妓女等含义时，“先生”概念才会出现在女性称谓中。而男性可使用“先生”作为日常交际过程中的一般尊称，这种使用方法一般较少覆盖到女性群体。1912年之后这一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先生”作为对女性的一般尊称逐渐走入国人的日常交际之中。推动这一变化的关键性制度文件是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大总统令内政部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在该法令中，孙中山要求革除前清官厅中的“大人”“老爷”等称谓，以“先生”和“君”两种称谓取而代之: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38](P6)当国家政体从“君国”向“民国”跃进之际，称谓革命也被纳入新政权关注的重心。国家权力强行进入私人场域，利用语言、称谓等日用而不知的惯习，试图将君权制下的“臣民”改造为共和制下的“公民”。“老爷”“大人”等称谓因“盛行于官僚社会，显然分着尊卑的阶级”而被政府摒弃[39]。“先生”和“君”两大称谓因其内在的相对平等性，被南京临时政府赋予了合法地位。袁世凯当政之际，曾短暂恢复清代官场称谓，禁止互称“先生”。焦菊隐曾讥之曰:这与孙中山下令以“先生”和“君”作为社会通称“恰恰成为尖锐的对比”[40](P25)。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先生”和“共和”深度绑定，社会上甚至有“共和先生”和“专制老爷”的戏称[41]。这反映了民初国人在“先生”概念上赋予了政治平等的时代含义。不过，南京临时政府的相关法令并未指明“先生”和“君”所使用的性别范围，而是将两者视作“民间普通称呼”。那么，“先生”作为通称可以涵盖女性还是仅仅指代男性群体呢?1918年，刘哲庐观察到:“惟近日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称者，此系共和告成一种普通之词，亦颇通用。”[42]在这里，女性称“先生”的含义，已经不再仅局限于过去的教师、医生、道士、占卜者、说书人、妓女等，而变成可以指代包括全体女性和男性在内的社会通称。刘哲庐称此乃“共和告成一种普通之词”，显然“共和告成”在“先生”概念变化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先生”概念中所蕴含的性别平等，在民国初年的共和潮流中日益滋长，与共和体制背后的政治平等同频共振，政府在通过称谓革命改造国民的同时，也从性别层面不断拓宽“先生”概念的性别所指。如果说辛亥革命之后“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称”乃共和政体下政治平等之风激荡的新生事物，那么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别平等社会风潮，则进一步推动了女性称“先生”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沃邱仲子在其小说《新官场家庭繁华史》中的下列描述，集中反映了“先生”概念在使用过程中不分性别:女士谓邹曰:“余与子夫妇之关系业已断绝，他日相遇，我呼子以邹先生，子亦当称我以某先生，毋作女儿态也。”邹唯唯。女既从余时，或相遇，二人必互以先生相称谓。[43](P111)离婚夫妇互称“先生”，凸显了新文化运动之后性别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在此社会风气的席卷之下，人们将女性称“先生”赋予了男女平权和女性独立的时代含义:“在现代中国，抹煞丈夫的姓名，正足以表示她的独立性，再在她处女姓名之后，殿上一个先生的字样，于是乎她在社会上，便完全与男子平等了。”[44]由此，不同性别在称谓层面的统一，被视作性别平等的关键标志。还有人认为:“民国以前，‘先生’一词是男士的专利品，妇女是‘无福享受’的，民国成立以后，女同胞跟男同胞争‘平权’，部份得到‘成功’，从此‘先生’之尊称，女同胞也可以‘分享’了。”[45]显然，她们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的特权或“专利品”，而女性称“先生”正是女同胞争取自身权力的一种成果。还有人认为:“现在的新思潮，妇女不是要解放吗?妇女既要解放，和男子平等，那么文字上的界限，不要打破吗?”因此，“改‘先生’为通性名词，岂不便利?而平等的形式，也很合于新思潮呀!”[46]民国小说家包天笑就描绘了一位提倡“男女平权”的女性任佩真，“不喜欢人家呼伊女士”，更愿意别人称呼她为“先生”[12]。称谓作为社会日常交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权力结构外化的自然表征，故而称谓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既有权力结构的松动、崩解或重组。在此基础上，人们往往赋予称谓变革超越其本身的社会性、政治性意义。强调女性拥有“先生”概念的使用权，是性别平等这一文化口号在称谓上的标志性呈现。不过，尽管民国时期政府高唱以“先生”取代“大人”“老爷”，但实际效用则并不理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建立已越十余年之久，而“老爷”“大人”“太太”等称谓依然大行其道。时人指出:“不特缙绅阀阅之家沿用而不改，就是党治下的官吏和民众，也都照旧的称用而不废，甚至于自命为革命救国的而在党部里边充当委员或者工作人员的，他们的家庭之间，也和缙绅阀阅之家一样地沿用这种称呼。”[47]1929年，有人提议废除“老爷”“太太”，无分性别“一律称之为先生，以符男女平等之旨”[48]。有鉴于此，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一则通令，要求取缔腐化称谓:嗣后有官职称其官职，无官职者，一律称先生，不准再用旧日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腐化之称谓。这则通令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对于社会称谓的认知。从“先生”概念变迁的角度而言，这则通令虽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政令一脉相承，但也具有其独特的关键意义。首先，这则通令不再提及“君”这一称谓，由此可见，在与“君”的较量中，“先生”占据上风，并成为政府指定的唯一合法称谓。其次，这则通令取缔“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而一律改为“先生”。“老爷”“少爷”乃男性称谓，“太太”“小姐”乃女性称谓，政府却不分性别一律改为“先生”。由此可知，政府首次官方确定了作为全体公民通称“先生”概念，并无性别之分。此后，社会上使用不分男女皆称“先生”的情况愈发普遍。1934年就有人称:“‘先生’之称，习惯上本不分‘男’‘女’‘老’‘幼’‘童男’‘处女’的。”[49]1939年，一位署名“画虎生”的作者观察到，女性称“先生”一事“频接于耳目”[50]。1949年，张亦芳给《亦报》编辑“白荷小姐”写信，询问如何称呼女性，“白荷小姐”回复道:“写信时为省麻烦起见，在性别上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写‘先生’为最佳。”这也反映了“先生”作为一种全体公民的通称，日益受到社会的认可。不过，将“先生”视作不分男女老少的通性称谓仅仅是理想状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以“先生”称呼女性往往还存在一定限制。其限定性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先生”主要用来称呼未婚或无丈夫的女性。芦焚在小说《鸟的归来》中描绘了女性被人称作“先生”后的复杂的心理:“先生到什么地方?出门久了罢。”老人虽然上了几岁年纪，眼光还不差，他看得出女人是应该称先生的。然而这简单的问话使易瑾发慌。……起初他称“先生”似乎看准易瑾没有丈夫。“难道我就不准有一个合意的丈夫吗?”她这样想，还非常难过。[51]“先生”在此主要是指“没有丈夫”的女性。相似的用法在其他文本中也有体现:“有的女人，她已结了婚，你如果仍称呼她‘小姐’‘先生’，她又会勃然大怒，认为你不把她和丈夫的夫妇关系当做正式的。”[52]称呼已经结婚的女性为“先生”会引起被称呼者的勃然大怒，这也可以反证，在部分场合中，“先生”主要是针对未结婚或未有丈夫的女性。第二，主要称呼知识阶层或新式女性。当代学者也关注到，民国之际存在女性读书人、女性学人称作“先生”的用法。对此民国时人也有所论述。他们指出，“先生”称谓局限在知识阶层女性的原因在于这一称谓本身的特殊性:“对新式女子呼‘先生’，本来很冠冕，但对乡下女子也这样称呼，就要叫他惶惑起来而不敢答应了。”[49]还有人强调知识分子女性称“先生”是常态:“现在妇女虽亦可称为先生，但大抵都系对知识份子而发，如果对一个毫无智识的妇女，或智能比较低级的‘老粗’，仍一律称以先生或老先生等名称，有时不但不很相宜，而且还似乎有点不伦不类。”[53]无须讳言，民国时期也广泛存在着反对女性称“先生”的舆论，其反对理由如下。其一，女性本已存在“小姐”“太太”“夫人”等称谓，无须再增加新的称谓。钱歌川指出:“我的主张，是以先生称呼女子的办法，非到万不得已时顶好不用。对于未婚的女子，称为女士或小姐，对于已婚的女子，称为夫人或太太，似属正道。”[44]无论是未婚还是已婚，皆有相对适合的称谓，增加“先生”称谓反而造成冗余。其二，妓女称“先生”，故而称女性为“先生”是不尊重。时人认为:“若男子亦呼女子为先生，颇不雅听，且沪俗对于妓女称先生，似未便以先生加一般普通之女子。”[54]显然，“先生”概念衍生出来的“妓女”含义，影响了时人对此称谓的观感。其三，日常使用中存在不便，特别是亲子关系中。署名“塞外”的作者称:“管她妈叫先生，管她女儿也叫先生。譬如姓张，母亲女儿都叫张先生吗?他父亲是称先生，哥哥兄弟也都是先生，一家子老老少少都是称先生，一家子先生，未免滑稽!”[55]一家之内，人人皆为“先生”，往往给日常交际带来困难。其四，“先生”为男性之通称，不宜用于女性。黄希声曾指出，“先生”二字“久已习用为男子之通称，今女子亦袭之，由以男子之衣衣于女子之体，虽童子亦知其不称”[56]。强调“先生”为男性之通称，并非黄希声一人所持有的观点。也有人称“先生”在民国诞生之前乃男性之“专利品”[45]。因此，“先生”已经久为男性通称，如今女性再使用它，无异于“以男子之衣衣于女子之体”[56]。
三、“先生”概念谱系危机及其性别含义在前近代时期，“先生”概念谱系已经隐然存在“男女皆可用”和“仅男性可用”两种含义的矛盾，但前者完全占主导地位，称女性为“先生”在日常交际中广泛存在。在20世纪，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在民国之际，部分国人已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专利品”[45]。类似表述连篇累牍，不胜枚举。不仅如此，当代学者也存在类似的观念:“在当代广大老百姓的心目中，‘先生’就是男子。你可以抱怨他(她)文化不高或孤陋寡闻，但你绝对不能改变他(她)的这一母语者的语感。”[6]那么将“先生”视作男性“专利品”的“母语者的语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系统梳理民国时期国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先生”与“mister”之间的对译关系被反复强调。有人称:“密司忒Mr是先生的代名词。”[57]还有研究者指出:“Mr一字，既为男性名词，那么‘先生’两字，也就是男性名词了。”[46]也就是说，“mister”中包含的性别因素，也“必然性”地呈现在“先生”概念中。那么，为何“先生”的性别指向无法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来解释，反而需要借用“mister”才能推演?显然，这一论断的基本逻辑起点在于，坚信“先生”和“mister”之间存在对译关系。不过，两者来自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其内涵虽有相似、契合之处，但也并非完全吻合。那么，“先生”与“mister”对译这一观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进入国人的思想世界并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识的?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有必要系统梳理“mister”概念在跨语境旅行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称谓体系的挑战与改造。1911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TheEncyclopediaBritannica)指出，“mister”源自“master”，“master”作为男性名字的常用前缀，最初限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受“mistress”的影响，它在发音上变为“mister”。其中还举两例“MrJustice”和“MrSpeaker”，前者称高等法院法官，后者指下议院议长[58](P872)。在《巴恩哈特词源词典》(TheBarnhartDictionaryofEtymology)中称“mister(Mr.)”为男性尊称[59](P668)。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mister”义项下有两条:“1.Mr的全写，书写时不常用;2.儿童常用，称呼不知姓名的男子。”在“Mr”义项下有两条:“1.用于男子的姓氏或姓名前;2.称呼要员。”[60](P1287，P1313)综上可见，在英文语境中，“mister”作为男子之称，性别含义颇为明显。英文“mister”在中国的跨语际“旅行”，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英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存在密切关联。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之际，英文“mister”便通过音译方式开始出现在中文典籍中。在《英贡使等进表听戏筵宴瞻仰陛辞人数拟单》中，将“mister”“mesrs”翻译为“米斯”，苏楞额特别解释:“米斯是赞美之词。”[61]作为“mister”的翻译，“米斯”在1884年的《申报》中还在使用。在《申报》广告栏申隆洋行产业招租的广告中有“申隆洋行米斯格劳司启”。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在《粤语中文文选》(A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中还提到“mister”的另一种音译——“美士”[62](P2)。此音译至少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中英双方的部分使用。例如，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在1842年出版的《拾级大成》中以“美士哋”来翻译“Mr.T”[63](P92)。广东行商伍绍荣等在致英人函中也有“上美士滑文、美士颠地、美士查典、美士拜、美士化林治暨列位真地文”的文本[64](P287)。其中，“美士滑文”即“Mr.Whiteman”，“美士颠地”即“Mr.Dent”，“美士查典”即“Mr.Jardine”，“美士拜”即“Mr.Boyd”，“美士化林治”即“Mr.Framjee”。除此之外，“mister”还有“未士打”“未氏”“未士”等音译。例如，行商伍浩官在致英国大班的信中称其为“大班未士哈”或“未氏哈”，即为“Mr.Hall”的音译[65](P336)。唐廷枢在《英语集全》中以“未士”“未士打”翻译“mister”[66](P38b)。邝其照在《英华字典集成》中也使用音译“未士打”[67](P642)。以上诸多音译，固然保留了英文“mister”的特殊内涵，但在具体跨语境实践过程中不免有佶屈聱牙之感。那么究竟如何借用汉文体系中的固有概念作为“mister”的对译呢?表1为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编纂的中英辞典和教科书中对“mister”的中译。
表1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中英辞典和教科书中对“mister”的中译表1中的13种中英辞典与教材在清末民初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中关于“mister”的中译共计15种，其使用频次如下:先生(13)、公(4)、相公(3)、老爷(2)、老师(1)、官(1)、师爷(1)、君(1)、大人(1)、事头(1)、司务(1)、头家(1)、老将(1)、家长(1)、美士(1)。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上列各辞典的作者无一例外皆将“先生”视作英文“mister”的中文译名之一，远远高于“相公”和“老爷”及其他译名。正如前文所述，“先生”概念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下男女皆可使用，而“mister”乃男性称谓，两种概念在性别指代层面存在无法忽视的割裂式差异。那么，为何西方汉学家“异口同声”地选择使用“先生”来翻译“mister”呢?是西方汉学家们不了解“先生”与“mister”之间的不一致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866年罗存德(WilhelmLobscheid)在《英华字典》(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中将英文词汇“mistress”翻译为“女先生”[70](P1185);波乃耶(J.DyerBall)在其著作《粤语速成》(CantoneseMadeEasy)中特别强调中文“先生”概念适用于所有性别[80](P139)。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对英文“teacher(afemal)”词条的翻译也是“先生”和“女先生”[77](P235)。艾约瑟(JosephEdkins)在《上海方言词汇集》(AVocabularyoftheShanghaiDialect)中将“schoolmistress”翻译为“女先生”[71](P106)。启尔德(OmarL.Kilborn)在《华西初级汉语课程》(ChineselessonsforFirstYearStudentsinWestChina)中同样指出在中国“先生”概念可以指“女性教师”[81](P1)。以上种种表明，早期的西方汉学家并非没有关注到这批被赋予“先生”或“女先生”称谓的中国女性教师群体。既然西方汉学家了解到中文“先生”概念并不存在性别层面的特指，为何普遍采用它来翻译“mister”呢?其原因在于，首先，“先生”概念在晚清之际开始逐步呈现出超越阶层的普适性特征。其使用范围日趋泛滥，“至若捕房之包探，戏馆之伶人，洋行之侍者，沿街之巡捕，亦称之先生、老爷”，时人将此视作“称谓之滥”“名器扫地”。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称谓“代际性贬值”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先生”突破了知识阶层的局限，进一步辐射到“包探”“伶人”“侍者”“巡捕”等平民阶层。这一平民化趋势自然为民国时期“先生”作为全体公民通称奠定了基础。其次，与“相公”“公”相比，“先生”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层面更具有广泛性。启尔德(OmarL.Kilborn)特别指出，这一概念“几乎是全中国通用的名称，它可以用来称呼生活中任何地位的人”[81](P9)。显然，在普适性和广泛性上，“先生”与“mister”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强调“先生”是汉语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mister的语言[75](P3)。博良(RobertThomasBryan)也将“先生”视作“mister”的对应词[82](P27)。显然，在西方汉学家笔下，“先生”与“mister”因拥有相似的内涵而建立起了互译的关系。“先生”与“mister”的互译关系，毕竟是来自西方汉学家在跨语际实践中的集体性建构。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植入”国人思想世界之中，并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呢?据笔者所见，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国人较少将“先生”与“mister”互译。以唐廷枢1862年出版的《英语集全》为例，该书将“先生”翻译为“teacher”和“doctor”，又将“mister”音译为“未士”“未士打”[66](P31b，P62a，P38b)。全书中皆未出现用“先生”翻译“mister”的情况。据周振鹤考释，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番话》中“先生”的英文翻译为“schoolmaster”[83](P349)。冯泽夫的《英话注解》中“先生”同样翻译为“teacher”[84](P12)。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先生”和“mister”此时在国人的思想中还未建立起互译关系，人们在使用“mister”及其音译时，往往将它视作对西方男性的称谓，而在使用“先生”时，则视作对教师、医生等职业人士的尊称。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1855年初版、1860年重版的《华英通语》一方面在词汇条目中将“先生”译为“teacher”，另一方面在会话中将“mister”译为“先生”[85](P52b，P154b，P167b)。《华英通语》的相关用法，很可能与作者“从学于英人书塾者历有年”[86](何紫庭序)、深受西方汉学家熏陶有关。质而言之，“先生”是否与“mister”互译，反映了中西方话语权力在中国语言体系场域的角逐和竞争。从西方语言的角度来说，它亟需在中国语言体系内找寻西方语言的中文对译，从而降低和减少中西交流中的沟通成本和语言障碍。“先生”被视作“汉语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mister的语言”而受到西方汉学家的青睐。从中国语言自身的发展脉络而言，“先生”并无与“mister”建立互译关系的必要，两者固有相通之处，但皆存在独特的内涵和外延，在性别层面的尖锐矛盾更是难以调和。与其深度捆绑，不如各行其是，采用音译方式翻译“mister”，可以避免两者建立互译关系后产生的后续纠纷。这或许正是唐廷枢在《英语集全》中仅采用“未士”“未士打”而非“先生”来翻译“mister”的深意所在。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势逐步发生变化。处于“船坚炮利”威慑下的中国在东西方话语权力角逐中日益弱势。而这种权力关系的变迁也相应地反映在东西方语言之中。由此，汉学家建构起来的“先生”与“mister”互译观念堂而皇之进入国人编纂的字典和日常使用之中。1868年，邝其照在《字典集成》中已将“先生”作为“mister”的中文翻译之一[87](P70)。1879年，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了关于“mister”的记载:“始跪时犹称密思得，一加宝剑其肩，起则名色克。密思得，译言先生，官人通词也。”郭嵩焘还强调:“密斯得，犹中国尊称曰先生。官及有学问者名之曰密斯得。”[88](P147，P170)此处的“密思得”“密斯得”皆为“mister”的音译。1908年，颜惠庆在《英华大辞典》将“mister”作为“先生之浑称”[89](P1457)。1913年《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中“mister”的中文翻译为“先生”和“老师”[90](P329)。1915年甘永龙等编纂的《英华日用字典》将“先生”作为“mister”的唯一翻译[91](P587)。在各种辞典的引导下，“先生”与“mister”互译开始在部分国人的思想世界生根发芽。与此同时，“mister”的音译词——包括“未士”“密四”“密司忒”“密司特”“密斯特”“密司脱”等——也逐步在上海、北京等地扩散，并逐步渗透至都市社会的日常语言实践中。1973年，杨少坪在《申报》发表的《别琴竹枝词》中有“如何密四叫先生”之句[92]。所谓“别琴”即洋泾浜(pidgin)，“密四”即“mister”的音译。“解虚”在《露天通事生意之寥落》中也有“尾逐洋人呼密四”之语，并注释“密四”即“先生之称”[93](P367)。1900年在《申报》的一则广告中，同时使用“括打先生”和“未士括打”两种称谓(11)。由此可见，“未士”作为“mister”的音译依然在清末存在影响力。到了民国之际，部分趋于时髦者甚至不再使用“先生”，而是改用“mister”的音译词作为对方的称谓。据当时国人的观察:“现在中国的人凡是认识几个英文字的，与人谈起话来，总要把他所认识的几个英文字嵌入话去，譬如称呼男子必曰密司脱某某。”[94]显然，使用“mister”的音译词作为日常交际的称谓俨然成为一种社会潮流，甚至在上海还出现乞丐以英文“密司脱”乞讨的案例。当“先生”与“mister”互译这一观念被部分国人接受之后，英文“mister”的含义也逐步渗透到“先生”概念谱系之中，并形成一个新的义项——“对一般男性的通称”。这种渗透看似悄无声息，实则波涛暗涌:毕竟传统“先生”概念男女皆可使用，但“mister”仅男性使用，两个在性别层面截然对立的含义如何共处于一个概念谱系之下呢?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可从新文化运动爆发前陈衡哲与胡适二人关于“先生”称谓的诗文往来中窥见一斑。陈衡哲在回复胡适的信中称其为“先生”，这不禁引起胡适的注意。关于“先生”称谓，胡适寄送一首打油诗给陈衡哲: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而陈衡哲回复称: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对此，胡适答之曰: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我戏言，本不该。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95](PP81-82)胡适与陈衡哲之间关于“先生”的诗文往来，从近代中国称谓体系转型的角度而言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此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先生”与“mister”互译关系，导致“先生”概念谱系滋生出性别层面的尖锐矛盾，并已经给国人之间的日常交际带来事实上的困惑。胡适所理解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先生”含义，并无性别指涉，而存在被呼者为尊、呼者为卑的习惯。故而当陈衡哲以“先生”称呼自己时，胡适表示极力推辞。与此相对，陈衡哲使用的“先生”概念则截然相反，其本质是英文“mister”的中文翻译。正如陈衡哲所言，“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密斯忒”即“mister”的音译词，其本身即是指男性而言。从这一角度而言，胡适称陈衡哲为“先生(mister)”并不恰当。显然，胡、陈二人观点互相对立，但皆有所本，关键问题在于现代“先生”概念已经杂糅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含义，由此这番造成“驴头不对马嘴”的诗文对话，其背后折射出是近代以来强势入侵的“mister”与传统“先生”含义之间的激烈交锋。胡、陈二人关于“先生”的诗文交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初年“先生”概念谱系内在传统含义与“mister”之间的缠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不过，在东西方交流碰撞的近代中国，在不可译的语言之间究竟选择如何翻译，本质上是由强势语言决定的。如果说，传统“先生”含义此时还具有与“mister”缠斗的资本，那么，新文化运动爆发及其彰显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成为压垮传统“先生”含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先生”与“mister”互译观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例如，1924年由教育部审定出版的《新法英语教科书》中在英文“mister”词条下唯一的翻译为“先生”[96](P57，P90)。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讲义》也将“先生”作为“mister”的主要翻译之一[97](P334)。陈平编订的《日用常识·英语无师自通》也称:“英文名称，“mister”，中文译义，先生，中文读音，密司脱。”[98](P20)“先生”与“mister”互译观念在社会中不断强化，并日益成为国人知识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何龚登朝强调:“Mr一字既为男性名词，那么‘先生’两字也就是男性名词了。”[46]“先生”概念源自中国传统，但其内涵竟然需要用“mister”的含义来推断!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在现代“先生”概念谱系中，传统“先生”的含义沦落边缘，“mister”的含义日益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趋势在鲁迅1933年的一则书信中更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此信中，鲁迅尖锐地指出:其实，“先生”之称，现已失其本谊，不过是英语“密斯偷”之神韵译而已。[99](P2157)“密斯偷”即“mister”的音译词。在鲁迅的认知中，“先生”概念丢失了“本谊”，沦为“mister”的附属物。质而言之，“先生”和“mister”的权力关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文体系内，“mister”本需依附“先生”概念而存在，而如今“先生”反而成为“mister”的“神韵译”了!诚然，鲁迅认为“先生”已成“mister”的“神韵译”这一说法不无夸张之处。传统“先生”概念固然遭遇到“mister”及其音译词的不断侵蚀，但并非完全处于劣势状态。一方面，国民政府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从官方层面确定传统“先生”概念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国人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认知日益深入，社会逐渐开始出现对西方概念音译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批评。人们观察到“社会中无不满口英文称呼”，不禁感慨系之:“中国固有语言文字早已先国而亡矣!”[100](P481)刘半农极力呼吁取缔“密司特(mister)”“密司(miss)”等音译称谓，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何必用不中不西的称号来混淆”。在殖民主义带来的民族触痛之下，部分国人开始反思:中国需要“欧化”的语言、语法体系吗?显然，此类对西方语言在中文体系中过度扩张的警惕也给传统“先生”概念提供了一定的喘息空间。但在“先生”概念谱系内，“mister”日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传统的“先生”含义虽背靠政府赋予的合法性勉强与“mister”抗衡，但逐步走向式微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四、余论综上可知，传统“先生”概念在历史衍变过程中呈现出“男女皆可用”和“仅男性可用”两种含义的矛盾。至少在明清之际，前一种含义在社会上居于主流地位。到了近代中国，由于概念的自身衍变趋势和西学东渐的时代大变局，以上两种含义的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完整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由此，两种含义的“先生”概念产生竞逐，前者挟西方话语霸权而被社会广泛认知，后者因政府“钦定”而具有合法性，在两者之间白热化的角力中，前者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1949年，新中国“革掉了先生、夫人、太太、小姐的称谓”，论者将此视作“中国百姓的自由、解放、平等和主人公地位”建立的标志之一[101]。新中国摒弃“先生”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它内在的阶级意识。民国之际有人指出:“这称谓含作极浓重的阶级意识，贫穷的人对一个比他有钱的人，以前叫做老爷，现在改称先生，反之，有钱人对一个贫穷的人呢，则可直呼其名，不用与之客气，不必称什么先生与不先生。”[102]中国共产党人甚至将它视作“国民党的气味与旧社会的习惯”，强调在私人来往信件中取缔包括“先生”在内的一系列称谓，代之以职务或“同志”[103](P496)。随着“先生”概念的失势，“同志”这一具有政治平等性和无性别区隔的称谓开始占据社会主流。由此，“先生”概念的含义大幅度萎缩。在官方表述中，这一概念主要用来指代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或海外华侨等。此风气实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存在。例如，谢觉哉在1944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凡党外人士皆称先生”[104](P692)。到1957年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中，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对称其为“先生”提出异议。葛剑雄也在回忆中指出:“在报纸上偶然见到有人被称为‘先生’，除了像享受殊荣的鲁迅外，其他肯定属于统战对象，是不能称为同志的人。”[105](PP176-178)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这一含义在这一时期还在延续，不过指代对象被大幅度压缩至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或海外华侨这一群体，不再成为社会的通称。与此同时，晚清时期由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miser”与“先生”的互译联系，在1949年之后虽在我国内地一度消亡，但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依旧盛行。20世纪80年代，作为“mister”对译的“先生”概念再次从我国港澳台地区回流。据时人观察:“先生的称呼像是翻了个身，逐渐吃香起来。口头上、请柬上、文章上，先生二字越来越多。”[106](P380)受时代惯习影响，国人一开始主要使用这一“洋味”语言来称呼我国港澳台同胞和西方游客。随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围日益膨胀，逐步瓦解“同志”“师傅”在男性称谓上的统摄地位，“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了”[107]。“先生”席卷中国并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既是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社会对新称谓的诉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风催发的一粒词汇的芽粒”[108]。需要指出的是，仅男性可用的“先生”称谓，本质是英文“mister”的翻译，西方语言的话语权力与“先生”称谓的风行并非毫无关联。除此之外，“先生”还有两重含义也在不断发展与传播。其一，用“先生”称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等，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是1949年之后“先生”概念衍生含义的时代性延续;其二，用“先生”称年长而有威望者，这与自先秦以来用“先生”尊称“学士年长者”相关。目前以上两种用法皆不强调性别因素，并且在政界、学界的部分特殊场合得到广泛使用。不过在现代“先生”概念谱系中，以上两重含义仅居于支流地位。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当代社会关于“先生”的争议与讨论，凸显的是自清末以来“先生”概念在演变过程中一直潜藏的价值危机。传统“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占据主导地位。自19世纪中期西方汉学家强行将“mister”和“先生”建构起互译关系开始，“mister”作为一种特殊含义开始悄然“寄生”在“先生”概念的躯壳之中。最初它仅位于边缘位置，无法对“先生”概念的核心含义造成威胁。但在近现代社会，西方语言、文字、观念、文化等被渲染上了一层“天然的合法性”，“mister”藉此“合法性”的庇佑不断挤压其他含义的生存空间。久而久之，“男女皆可用”的含义逐步边缘化，“mister”及其背后的性别因素在不知不觉间从“寄生”转为“主宰”，一跃而成“先生”概念谱系中最核心的含义。鲁迅提出“先生”已成“mister”的“神韵译”，在民国之际看似有所夸大，但对当代“先生”概念不啻为一则精准预言。如今广泛使用的“先生”，早已与前近代时期的“先生”无甚关联，两者虽使用同一个“皮囊”，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实质与内核。从这一点而言，女性之所以不宜称“先生”，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西方语言“侵入”后对中国称谓体系的改造与重构。如今，被晚清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国人的思想世界之中，“先生”在未来究竟应如何演变和发展?这或许值得当代国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展开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文/潘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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