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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学森吃维生素c剂量
钱学森吃维生素c剂量吃到正常量的100倍。
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就笃信鲍林的维生素c观点，晚年每天服用超过正常剂量100倍的维生素。鲍林后来还写了《维生素c和癌症》《如何快乐长寿》等书，坚持自己的观点。
维C片的功效
1、增强人体免疫力，预防感冒：VC可以增强中性粒细胞的趋化性和变形能力，提高杀菌能力。促进淋巴母细胞的生成，提高机体对外来和恶变细胞的识别和杀灭。参与免疫球蛋白的合成。提高CI补体酯酶活性，增加补体CI的产生。促进干扰素的产生，干扰病毒mRNA的转录，抑制病毒的增生。可以预防和减轻感冒症状。
2、美白护肤，抗氧化抗衰老：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增强皮肤弹性，防止肌肤干燥老化，美白祛斑。VC是强氧化剂，可以清楚体内多余自由基，保持细胞的活性和功能，对抗岁月和环境引起的衰老。
3、辅助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防止和延缓VA、VE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保证其体内正常吸收和生理作用的发挥:促进铁在肠道内的吸收和铁的储存，有利于红细胞合成;辅助叶酸和钙的吸收。
4、维持心血管系统的正常功能和健康：降低肝脏和血液中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含量，保护心而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5、提高机体面对压力的能力：参与激素的合成，提高机体应激力。
6、抗癌：对抗癌症，缓解重金属毒性和细菌毒性等。
二、钱学森的《大学要有创新精神》阅读答案
大学要有创新精神
钱学森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我最近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不是在谈论一般的人才培养，而是关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大问题。
目前，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科技创新，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一直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至今仍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阅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在20世纪30年代去了美国，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在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名声显赫，但我并没有因此满足。一年时间，我就取得了硕士学位，成绩还非常优秀。然而，那一年我并没有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都是非常一般化的知识。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立刻感受到了它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区别。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精神就是创新。在那里，你必须想出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出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许多拔尖的人才聚集在那里，我不得不与他们竞争，才能保持在前沿。那里的创新并不是一般的，小步前进是不行的，你必须迅速超越别人。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也非常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然而，现在我们的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却相互保密，相互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超越你。我记得有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称之为“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非常重要。有没有创新，首先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吗？”卡门回答：“我不怕，等他们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已经跑到前面很远了。”因此，我到加州理工学院后，立刻开阔了眼界，以前我从没想过的事情，那里都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曾去物理系听课，那里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知识，如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甚至提到了原子弹。生物系有摩根这位大权威，讲授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授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知识。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了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钱学森忌日，忆钱学森之问，并续问之
2019-11-01 17:51·中国自动化学会
本来应写一写跟钱老的“交往”的。虽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并有信函来往为证。因时间关系，加之有关资料不在手边，就只好作罢，改日再写吧。但此时此刻，是一定要表达缅怀之心意的，如是就找了几篇关于“钱学森之问”来，新绿人在想，又岂止是钱老在问！实在是国人应该持续关注的重大课题。在此，新绿人想续一问：智力、智慧、智商与大脑（脑门、额头高度）究竟有没有关系？请看看不同时期的钱学森之额头。
在网上找有关资料时，竟然搜到了在下捐赠钱老手稿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转发在此。
王兮之先生捐赠钱学森珍贵手稿原件来源：钱学森图书馆
钱学森图书馆报道2014年9月26日，应邀参加“纪念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创建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王兮之先生，向钱馆捐赠了一份珍贵的钱学森手稿原件。王兮之先生现任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绿色时报》高级记者。王兮之先生曾于2013年向钱馆捐赠过一份钱学森给他本人的书信原件，此次捐赠手稿系钱学森在1996年1月23日写给《森林与人类》杂志的意见。《森林与人类》创刊于1981年，曾于1996年向社会各界征询办刊意见。王兮之先生当时是执行主编，他说并没有想到85岁高龄的钱老会回复，这让他感到特别意外，也特别感动。王兮之先生说，钱老在意见中高屋建瓴，谈到了森林发展的问题，指出发展方向，写到：“我读《森林与人类》多年，在多方面受益良多。但也感到此刊在文化方面的文章很丰富，而相比较，森林产业方面的文章太少，很不平衡。所以我希望《森林与人类》要继续办好，增加森林产业方面的文章。”当时钱老指出应加大刊发产业方面的文章，我们才意识到，文化类文章和产业类文章不应偏废，这样才能赢得更多的读者，更有利于林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从钱老对一个知名度并不高的刊物如此关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样的科学家才称得上是“人民科学家”。王兮之先生在发言中还说，每次看到钱老的手稿，都会有睹物思人之情，尤其是钱老对《森林与人类》杂志的关心和支持，使我们对办好杂志充满了信心；从这份意见书的内容可以看出，钱老对森林产业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在捐与不捐之间，我也有过思想斗争，但是想到第一次捐赠之后，钱馆给我做了一份复制件以作留念和研究，也让我做出再次捐出这份手稿的决定；我也相信这份手稿一定能够得到很好地保存与展示，也可以作为后人研究的资料，这是一件大好事。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馆长向王兮之先生颁发捐赠证书
钱学森手稿原件
王兮之先生回忆钱老对《森林与人类》杂志的关心
钱学森自己难道不知道“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原创：陈奎孚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充斥在网络和媒体上的著名“钱学森之问”。在网络上，你能找到的信息大体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提出了上述问题。对这个“问题”不断地有各路人马、各色人等进行回答、诠释。KFC学了一点力学，知道力学是工程学科，是要解决问题的。所以觉得：作为力学大家钱学森，如果只是提出问题，那么肯定不是力学人的风格。果不其然，经过查找发现，“钱学森之问”并不是钱学森的疑问，而是钱学森的自问自答(按照修辞学来说这叫设问)，整个自问自答内容见文后。
分析钱老的自问自答也蛮有意思。首先，钱老说“
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所以钱老对人才是有区分的，有些人是“一般人才”，有些人是“科技创新人才”，或者说是“杰出人才”。这表明在钱老脑子里，人才是分层的，当然高等学校也是要分层的(像浙江填报志愿不分一本、二本、大专等层次，肯定与钱老的想法有点距离)。更重要的是，钱老的回答是对“杰出人才”的培养，对其它层次是否适用，钱老没说。但是按照力学学者说法和写文章的“吝啬”风格，对甲强调某种特性而对乙避而不谈，多半是乙不具有这种特性(如果二者有相同的特性，力学家总喜欢“一统江湖”的定理)。当然对于人才培养机构—高等学校，你们要分清自己的主要责任是培养“一般人才”，还是“杰出人才”(按照钱老的资历，杰出人才是否至少得是院士呢!但是网传“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的标准比院士要高得多，但是未见于后文所附材料)。不管怎样，只有你的学校定位成培养杰出人才，比如清华、北大这样，你才可以考虑钱老的自问自答；一般的高校，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培养自己的“一般人才”。钱学森与居里夫人的女儿交流
第二，钱老说“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所谓的“创新工程”、“创新计划”就是学霸和学阀拉帮结派--相关人员凑表格--政府砸钱一条龙，这是一个外部环境。但是钱老更强调“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也就是相关人员自己要有“创新的动力”。钱老肯定看到了光靠政府砸钱对培养“杰出人才”的效率问题，所以他在着急通过什么样机制来激发相关人员的创新思想，促成相关人员有自驱的创新社会环境。第三，钱老说“
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这句话有点乱，前半句似乎说的是学校，后半句似乎说的是相关人员。前半句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按创新人才的规律去办。后半句似乎说“学者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没有自己拿的出手的成果”。这些话是2005年底说的，13年过去了，现在有好转了吗？第五，钱老说：
加州理工“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这是说，在学术上大家要争论，要PK，不要自己关起门来做山大王。第六，钱老说“
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goodidea”是在掌握大量的文献材料基础上，花费大量的脑细胞“创造”出来的。有的学生，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勤快很听话，但自己不去深入地想，怎么会有“goodidea”，怎么可能创新。甚至很多学者(不是学生)也都是拾人牙慧，混口饭吃。第七，钱老说“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这是说作为杰出人才的钱老，他确实是“重基础，宽口径”。然而“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这表明不能乱学，还是要学“有用”。目前在中国很多高校，有多少人知道自己专业之外哪个课有用呢？又有多少人有这样情怀“鼓励学生”呢？有些“教授”让学生替自己打工还嫌时间不够呢？注意，这是对杰出人才的经历，一般人才未必适用，如应用型人才还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弄熟练了。第八，钱老说“
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这是鼓励独立思维。如果是凡人和一般人才，这肯定被大家认为“固执己见”，但要成为杰出人才你一定要有这种定力。第九，钱老说“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这不是科学宽口径了，而是整个文理贯通了。现在很多家长也送孩子去上艺术课，钱老说的是“杰出人才”的答案。你也不知道孩子是否杰出，所以上艺术课可以，但适可而止就可以啦。第十，钱老说“
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这是说兴趣最重要。第十一，钱老说“
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这是说即使搞很硬的科学研究，也是需要形象思维。同样这是“杰出人才”的特性。第十二，“
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这表明个人展现能力的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带来机会。另外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第十三，钱老说“
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这强调要人才教育，不要应试匠。同样，这是杰出人才的特性。对一般人才，考好才能有个像样的大学上。
附件：
钱学森|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
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良好的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
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来源：《文汇报》2009.11.17
钱学森之问，是明知故问
原创：池晓
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又发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李约瑟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在我看来，钱学森之问，是明知故问。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难题，都指向中国的教育问题。复旦大学的葛剑雄老师曾把中国教育问题区分为两种：中国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的中国问题。我姑且以这个框架来解释。
中国的教育问题指的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无论是中国教育，还是美国、日本、欧洲的教育，都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工业革命以来，席卷世界的普鲁士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优势是大面积扫盲，培养认字听话的流水线工人和善于服从命令的社会螺丝钉。在信息技术革命到来时，大量的机械自动化导致人才需求转向个性化和创新。流水线式的教育模式恰恰使学生的好奇心减弱，求知欲消解，导致创造力不足，想象力丧失。如何改变，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教育尤甚，人口众多，体量巨大，工业化教育模式已经积重难返。高考几乎是全民信仰，但同时也是全民梦魇。但是改革脚步蹒跚，无数学生终身学习的内驱力在题海和试卷中被消磨殆尽。
教育的中国问题针对工业化教育的问题，多数国家采取的做法是，保留公立教育体系，以国家核心教育标准，来维持基本教育质量。同时弱化毕其功于一役的大考，给学生充足的时间，也鼓励民间办学、特许办学等多种办学模式，允许游学、在家上学等各种各样的个性化教育选择。相较之下，就要说到教育的中国问题了。这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教育的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教育垄断。举国上下，只有一所教育部学校。学校教学大纲、教材、课程、教学法全部一致。教育相关行业基本是以应试补习为绝对主流。教育市场的封闭没有给可能性留下生长空间。
可能性，便是我辈教育者奋斗的重点。爱因斯坦的三句话钱颖一曾引用爱因斯坦的三句话来回应钱学森之问。1.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2.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的好奇3.在科学的殿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
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象，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当教育背离了思考、好奇、激情，能培养出怎样的人才呢？无论是钱学森之问，还是李约瑟难题，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下，人人都该对原因有所思索。目前这样密不透风的教育制度当然难以大量培养创新型人才了。钱学森问这个问题时，心里想必也有类似的回答。所以我说，钱学森之问是明知故问。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来大师了？
原创：同道学宫
一些常见的误解上篇文章写墨家思想，有人认为，墨家讲了很多科技内容，如果中国古代用墨家思想治国，那中国就会成为科技强国，不至于后来落后挨打。然后更进一步，又认为，中国科技落后，都怪儒家思想，里面也不讲科技。甚至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儒家是反科技的思想。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反动腐朽力量。这同样也是误解。还有诸如李约瑟难题，为啥现代科技，不是起源于中国。这个问题，也是出于误解，所造成的错误观念。这些观点很常见，但却是错误的。是因为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才导致的错误认知。本文我们来把这些问题，都来说清楚。同时，本文也回答一下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后来中国教育，很难再出科学领域里的大师了。
古代的社会分工，和对应的分类教育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士，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事治国工作的公务员。古人讲的治国，不是指皇帝一个人是事，而是面向所有的公务员来讲的，作为国家官吏，怎么治理国家。或者更通俗的话来说，成为合格的士人，对应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要么去做官，去参与管理国家公务。要么去企业里面，或者其他组织里面，做一名管理者。农，这个我们都好理解，就是讲怎么种地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农村，农业，和农业工作者。工，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工业。一些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工业，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士农工商，工就是指工业。要做好工业生产，就必须要有制器的技术，也就是要有制造业。要有制造业，就要有专业的工匠。在古代，有专门的技校来培养匠人。中国古代的制造业，发达到什么地步呢？有一个成语，叫巧夺天工，就是专门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制造业的水平的。商，这个也好理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做生意，经商，做贸易，市场经济。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市场经济，这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不仅自古以来就有市场经济，而且我们的市场经济，在几千年前，就达到了历史巅峰。《列子》一书中说：“农赴时，商趋利，工追术，仕逐势，势使然也。然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这段话说的很好。从事农业的人，看到节气到了，就得马上播种。从事商业的人，看到有利可图，马上就会去做买卖。从事工业的人，对科学技术是钻研是没有止尽的，就像把器物制作的更巧更好。从事管理工作的士人，则要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看能不能当上官，当上官了，则要把所有环节都烂熟于心，统筹兼顾，把国家分派给自己的地区管理好，把各项事业都管理好。知识背景交代完了。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什么儒家不讲科技？为什么儒家的典籍中，不讲科技内容呢？因为儒家是士人教育，面向的是士人这个群体，不是工这个群体。儒家讲的，是怎么做管理者的学问，也就是怎么做士，怎么做公务员，怎么参与治国。不仅儒家是士人教育，道家和法家，也都是士人教育，也都没有讲怎么打铁之类的内容。看到这里，有人要说了，凭啥有的人当官，有的人就要去打铁呢？这是不是不公平。有句话我们想必都听说过，叫学而优则仕。我们现在的人听到这句话，就用它来揶揄我们古代的文化，说是官本位。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古人对管理人员的选拔，是从社会最基层开始的。国家官学教育，每个乡都有学校，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学习。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只有贵族的子弟，才能学习怎么做管理者。像孔子孟子，他们都不是贵族子弟，都可以有机会接受士人教育。也就是说，从小大家都有机会接受上士人教育，长大后都有机会当官。分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学生十几岁的时候，国家会进行一次普遍的选拔，有些学不下去的，就去上技校，去做农业，或者去做工业。家里没地的，没工业作坊的，就没法做工业农业。不得已，才只好去做商业。所以，古人看不起商人。那些士人教育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的读书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做医生，或则去青楼里面给人写曲子，比如柳永和关汉卿这样的，就进入娱乐圈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其实是句自勉的话，做医生是古代的读书人，没有出路了，才给自己找的一条后路。有些成绩好的，则被定向培养为管理者。我们想一下很容易理解，做管理者，需要更高的智力和能力。所以，这种选拔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等学成了以后，长大就是要做官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而优则仕的本意。我们看《论语》和《孟子》，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读书人，怎么一辈子就是到处求职做官呢？尤其是子张问禄那段，就是问怎么当好一个官吏的意思，针对性特别的强。因为他们学的就是怎么当官的学问。孔子的弟子，后来毕业后，很多也都去做官了。对这样的士人来说，让他们种地，他们是不会种的，让他们做工业，他们也不会的。一方面是专业不对口，另一方面是做那些事浪费他们的才能。子张为什么不问孔子怎么打铁，怎么养蚕，怎么织布呢？因为那些内容不是培养士人的必修课，也不是他们应该掌握的技能。如果让管理者们，在课堂上学习打铁。让打铁的工匠，去学习怎么做一名管理者，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必然会造成，做管理工作的，既做不好打铁的活，也做不好管理的活。也会造成，打铁的匠人，既打不好铁，也做不好管理的活。儒家典籍里面，为什么不讲科技内容呢？上面就是答案。并不是儒家不讲科技，也更不是儒家反对科技。儒家只是教人，成为优秀的管理者，管理好那些农民工人和商人，并给他们做好服务。可见，儒家非但不反科技，还是国家工业技术最大的背后支持者。荀子说，人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句话非常能表明，儒家对工业和科技的立场，人要利用物，把物转化成可利用的器物，来为人的生活服务，就必须得大力的发展工业科技。如果儒家反科技，那根本就不会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在国家经济序列中，直接把工剔除就行了。
古代的技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古代的大学教育，和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古代的教育，是以士人教育为大学。我们现在的教育，则是以匠人教育为大学。古代是以士立学，指导农工商。现在是以工立学，指导士商农。我们现在的大学都教什么呢？比如，物理学，化学，机械，汽车，军工制造，农业，养殖，防止，材料，等等专业。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所理解的理工科的科技。我们翻开《天工开物》这本书，会发现，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这些。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天工开物，就是古代的一本技校教材，讲的全是科技内容。可见，我们现在的科技立校的大学，相当于古代的技校。那有的人要说了，研究生和博士呢，应该不是技校了吧？以工为主导的大学教育，硕士和博士，和大学生的区别，就在于七级钳工，八级钳工，和六级钳工的区别。区别只是技术提高了，手艺提高了，但是依然是匠人。古代的学士和博士，都是用来指士人，而不是用来指匠人的。那我们现在的文科教育，能对应古代的士人教育呢？也对应不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的文科教育，说到底也是教人做手艺。并不是教人怎么做德才兼备的管理者。比如，怎么写论文，怎么捣腾模型，这些都是手艺活，属于广义上的匠人教育，而不是教人成为管理者的士人教育。这也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同样都是教育，为什么古代的大学，教育出来的人是孔孟颜回这样的人，而我们现在教育出来的大学生，怎么不怎么太懂道理呢？对国家对社会，怎么漠不关心呢？怎么心里缺乏道义呢？怎么都考上清北这种最高学府了，还去杀人呢？这很容易解释，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孔孟这样的士人教育，他们没学过的东西，当然不懂了。他们读的，其实只是个技校。技校里面，只教人怎么做手艺活，接受的只是匠人教育。而匠人教育，并不教人怎么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讲完了儒家为什么不讲科技，我们接着讲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墨家的典籍中，要讲科技内容。
墨家为什么要讲科技内容？为什么儒家不讲科技内容，而墨家要讲科技内容呢？因为儒家是成型的社会分工体系中，所产生的成熟的社会分工。有做官的，有做工业的，有做农业的，有做商业的。一个成熟的稳定社会，必然是这样的社会分工。管子说，圣人者，善于分民也。也就是说，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必然是分工秩序非常良好的社会。领导者，要让擅长做什么的人，都去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做自己擅长的事。反过来，如果社会分工混乱，这个国家一定是治理不好的。而墨家和当时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平行的。是独立于的国家之外的另一套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墨家自建了一个国中之国。或者说，像一个超级黑社会组织。在这个国中之国中，墨家对他们所管辖的地方，不仅有立法权，还有司法权，可以动私刑。而且，墨家还有一套自己的财税体系。更可怕的是，墨家还有一套独立的军事力量。作为国中之国，墨家另外又弄了一套独立的分工体系。在墨家建立的这套地下社会秩序中，有做管理的，有做匠人的，有做农业的，有经商的。墨子按照能力的大小，把墨家弟子做了三类分工，能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也就是谈辩，说书和从事三组，并加以训练。比照着士农工商，墨子自己又设计了一套新的社会分工体系。比我我们大学校园中，街头上，公园里，经常看到神神秘秘的陌生人，靠过来莫名其妙的说一句话，同学，你相信爱吗？还有那些发传单，发小册子的，一听就是推广夷教的。其实这套传播方法，就是跟墨家学的。几乎所有夷教的传播方法，总源头上都是跟墨家学的。也难怪满清时期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是起源于墨家。对于这些能说会道的人，智力比较高的人，墨家就让他们去国家上班做公务员，同时，暗地里依然要接受墨家的控制。领了俸禄，还要捐献一部分上交给墨家。那些从事的人，就训练为匠人，训练为专业的雇佣兵。而这些针对从事者一组的人的教育内容，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墨家典籍中的科技部分。有了强大的匠人集团，能进行军工生产，有训练有素的强大雇佣军武装力量，这样就可以通过帮人打仗来获得收入。比如强国攻打弱国，墨家就可以保护弱国，让弱国购买雇佣军服务。可见，天下越乱，越符合墨家的利益。如果哪天国家太平了，大家都不打仗了，墨家的雇佣军生意，就会失去市场。除了雇佣军服务，墨家还有杀手服务。因为墨家不服从国家法律，他们自己弄了一套法律，弄了一套私刑，他们想杀谁就杀谁。帮人杀人，自然也是要给钱的。从财税角度看，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天下太平，不打仗了，墨家的三大块收入都没了。作为一个经济群体的墨家，也就是去了长期存续的经济基础。再加上政府的武力剿灭，墨家也就逐渐的销声匿迹了，悄悄转入了地下发展。也成为了后来诸多夷教的根本原型。墨家为什么要讲科技，这个问题，我们也讲清楚了。
李约瑟之问，中国科技为什么后来被西方人超过了？我们有几千年的工业科技基础和传统，为什么后来突然就被西方人给超过了呢？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让中国人如鲠在喉。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行了？不然怎么会被人超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理解当时的白银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白银流到哪里，哪里就有战争，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匠人的涌入，哪里就有工业科技的需求。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中央出让了币权，从资本家那里，换到了财权。承认白银官方货币的地位。这笔交易，让白银成为了世界货币，取代了中央货币，这是后来一些列历史演化的总根源和基本动力。为了争夺白银，商人逐利的本性，为了多赚钱，让江南的资本家，还有山西的资本家，控制了进出口贸易，而且还是两头吃的垄断进出口贸易。这样的话，如果毁掉中国的民族工业，孵化和培育洋货，这样就可以通过进口垄断，获得对市场的绝对垄断，就可以想赚多少赚多少钱。明朝晚期，连军工生产都被荒废了，只能进口大炮。并不是当时中国的军工产业不行，而是中央失去了对贸易的控制。武器专家赵士祯，多次上书崇祯，要求重建国家的军工产业，我们当时的技术是遥遥领先的。但是赵士祯们的主张，受到了官商集团的抵制。他们进口葡萄牙荷兰的大炮，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进出口贸易，不仅让中国的资本家们，赚到了更多的白银，也让西方人在白银供给中，完成了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比如西班牙的崛起，就是纯属给中国供应白银而兴起的。于是呢，中国的科技，就流入到了西方人的手里。而我们的资本家们，因为要垄断进出口贸易，刻意的毁掉了中国的工业与科技。这一正一反，就表现为西方的进步，和我们在科技上的没落。这就是李约瑟之问的答案。
钱学森之问我们讲完了李约瑟之问，再讲讲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说的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新中国的很多科学巨匠，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比如钱学森本人，邓稼先，郭永怀，钱三强，王淦昌等等科学大师们，都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基础教育。而我们后来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来这么多的，如此杰出的大师级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呢？他们不仅科学上的造诣是登峰造极的，而且他们在道德修养和人格情操上的修为，也是满心的家国情怀，为国为民的顶天立地的士人风范。根本原因是，他们都是按照传统的教育模式来培养的，通俗的说，都具有扎实的旧学功底。也就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经受过了士人教育。然后西方的学问进来了，又转向了匠人教育。我们打个比方来说，让孔子学打铁，他能学好吗？当然能学好，而且是他做打铁的活，肯定能绰绰有余。因为学而优的人，是全方面的优秀。能通过士人教育选拔的人，再去做更简单的匠人工作，显然会绰绰有余。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叫智力上的降维打击。为什么孔子要说君子不器呢？是说作为管理者，不能瓶瓶罐罐的，都要事无巨细的亲力亲为。管理者应该看全局，抓管理。不是不能做，只是做那些事情不值得，不划算而已。以匠学育匠人，止于匠。以士学培匠人，则达于师。既是巨匠，也更是高士，他们是士人教育和匠人教育的完美结合，这些大师，就是这么来的。如果只是学门手艺，找个工作，养家糊口，大师是肯定做不了的。因为缺失了士人教育，他的心里，从来没想过更伟大的事业，也没有更伟大的抱负。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话，抱负是不可能伟大的。只有为国家，为人民而活着的时候，才能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宏伟的家国民运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如果能在学生年轻的时候，就把士人教育作为基础教育，来给他们打底子，想必未来一定能培养出来很多大师。这种为伟大的目的而活着，为伟大的命运而奋斗的精神和动力，以及所爆发出来的伟大的智力和能力，单纯靠匠人教育是教不出来的，它们都是源于士人教育。新中国的那些璀璨的科学巨匠们，大师们，国之栋梁们，他们就是士人教育和匠人教育，完美融合的伟大结晶。钱学森之问，我们也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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