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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博物馆新馆于11月29日下午正式开馆，吸引了13000多名观众冒雨前来参观。该馆的建筑设计灵感来源于“鼎盛洞庭”，展厅面积从原来的6000多平方米增加到了27000多平方米，文物保修区面积也从2000多平方米扩大到了1.4万多平方米。开馆之际，博物馆重点推出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和“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两个大型展览，其中90%的“湖南人”陈列和40%的“马王堆”陈列展出了新展品。
观众不仅有机会一睹辛追夫人的风采，还可以欣赏到来自永州的数件珍贵文物，包括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道县人标本、世界上最早的古栽培稻标本、世界上最早的陶器——陶釜，以及嘉庆七年江华务江乡高山瑶彩色法事神祀画等。
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后，将试运行3个月，观众可凭身份证免费入馆参观。
延伸阅读：
道县乐福堂乡福岩洞古人类遗址发现的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揭示了8万至12万年前，现代人在该地区已经出现，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
在玉蟾岩遗址中发现的距今约15000年的稻谷标本，具有野生稻、籼稻、粳稻的综合特征，是目前发现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
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陶釜，距今约15000-13000年，是迄今为止世界发现最早的陶器，主要用于烹煮食物，类似于今天的锅。
由于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地早期陶器的不断发现，陶器起源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历史的谜团相继解开。
最早的陶器出现在距今约1．5万年—1万年前。起初在日本的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有些人不相信年代会如此久远。近年来，在日本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其他地区，相继发现了早期陶器，于是，在日本考古学分期上单独划分出了一个绳纹草创期。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副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这些处于绳纹草创期的陶器，大多为圜底和近圜底的小平底，最初阶段皆为素面无纹饰，后来有的陶器加饰隆起的线纹、豆粒纹或爪形纹。在俄罗斯远东至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重要遗址中，同样发现了早期陶器，如乌斯奇诺夫卡、格罗马图哈、嘎夏、富米等地，它们的年代大体在距今1．3万年—1万年之间，比日本列岛的发现年代略迟。远东地区的陶器多平底，素面或饰刮条纹，西伯利亚南部的早期陶器则多为圜底。
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10年间，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陆续发现了一批距今万年左右，甚至约1．4万—1．3万年前的遗址以及古老的陶器遗存。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探讨陶器起源的重要地区。南方的重要发现有江西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广西桂林附近的甑皮岩、庙岩、大岩和湖南道县的玉蟾岩等遗址。北方的重要发现主要集中在华北一带，如河北阳原于家沟、徐水南庄头与北京怀柔的转年遗址等。南方的早期陶器大多为圜底的罐和釜形器，其中以道县的陶釜最为引人注目。该遗址于1993年发掘时意外地发现了3块较大的原始陶片，1995年又在相距前发掘地1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堆一碰即碎的陶片，陶胎厚达2厘米。经考古工作者在室内整理，将陶片精心拼对粘合，竟出人意料地复原出两件烧煮食物的炊器——陶釜。其中较大的1件口径31厘米、高29厘米，形制为侈口、圆唇、斜弧壁、尖圜底，通体饰绳纹。这些陶片及其附着物经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质谱加速器碳14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1．232万年±120年和1．481万年±230年。无疑，这是我国迄今出土年代最早的两件复原陶器。北方的早期陶器则多以平底的罐形器为主，其中以阳原虎头梁遗址群中于家沟1995年～1997年发现的数块夹砂罐片的年代最早，距今约1．2万年。在时代稍晚的转年遗址，还出土了盛放食物或水的盂形器，这表明了原始陶器不断发展的进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明陶器的时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美洲的陶器最早距今只有5000多年；西亚地区最早的陶器不早于距今9000年前，这里是先产生农业，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才发明了陶器，因此西亚两河流域与埃及一带，在考古学上有一个前陶新石器阶段；巴勒斯坦的印度河流域，也存在着所谓的前陶新石器，即先有农业后有陶器；印度恒河中游的陶器出土情况与巴勒斯坦略有不同，这里最古老的陶器大约出现在距今1．1万年～9000年，当时农业尚未出现。
吴军明夏孝言
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釜。资料图片
陶器的烧造与使用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共性。考古发现已证实，从距今2万年前人类发明陶器到距今3000年前成功烧造原始青瓷，再到当下，陶瓷器在人类生产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直到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的陶瓷器在社会生活和科技领域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关于陶器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历来多有探讨。摩尔根曾把陶器的发明和使用作为人类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陶器的发明是史前时期划时代的变革，人类从此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制造的产品。在此之前，人类所有的工具都是对自然界现成物品的物理加工，而陶器是采用天然原料，通过化学反应使之改变固有形态和性能，从而制成人类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器皿。考古学家刘莉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人类的生计方式影响极大，它的优越性主要在于烹饪和储存食物。
世界上最早的陶质容器出土于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测年数据距今约2万年，器型为整体近似“U”形的圜底罐。此外，广西桂林甑皮岩、大岩遗址，广东英德青塘遗址等南方洞穴遗址同样发现有早期阶段陶器。北方地区早期陶器见于北京东胡林人、河北徐水南庄头、河南新密李家沟等遗址，以及新近发现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等，这些新发现的陶器测年均可至距今1.4万—1.3万年。作为水、火、土三者的结晶，陶器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是史前先民的创造性突破，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将丹麦史前时代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大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期说”理论。法国学者提出石器时代还应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即“打制石器时代”和“磨制石器时代”，这就是现在通用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三期说”被进一步扩展为“四期说”。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传入我国，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很快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都有所发现，特别是北京周口店和安阳殷墟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这些理论也随之传播开来。
从以上对分期的探索历程看，中西方学界主要还是以“生产工具所用材料”作为人类文明史划分的标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地下出土材料日益丰富，考古学家期待用更丰富的理论诠释考古资料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涵盖所有文明发展过程中对材料的改造、利用进程，从而更完整地反映先民改变世界人类文明的贡献。
从人类对材料的改造、利用这一角度出发，以材料为标准的时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利用天然材料时代，即使用自然界最常见的石头、木头，对其进行简单的加工，并没有改变材料性质。二是材料的新突破，即陶器的发明。陶器是人类在自己进化历程的早期，以土为基础物质，用水与火创造出来的人工制品，开创了人类利用、改造材料的先河，是史前先民的创造性突破。三是从天然矿物中提取新材料阶段，即金属冶炼时代。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使人类能够制造出更为先进的工具和器械，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显然陶器的发明是一个分水岭，为冶铜、铸铜工艺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人类创造的第一种人工材料，它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进行时代划分框架的新尝试，即石木器时代——使用天然材料，陶器时代——改变天然材料的性能，金属器冶炼时代——从天然材料中提炼新物质。这一分期标准与分期方法的调整，既突出了中华民族因为发明陶瓷器对人类文明的突出贡献，也适用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
事实上，陶器的发明既是文明社会赖以形成的技术前提之一，也使人类在文化创造能力方面攀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从此人类就开始了一场全新的文化创造活动。因此，将陶器的发明与使用作为史前时代分期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正是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对陶器地位的肯定。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
《人民日报》(2024年08月31日07版)电话+V： 159999-7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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