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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文物征集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自2003年9月起，全面展开全国范围内的文物征集活动，重点集中在黄河文明发源地的陕西、山西、山东和长江文明发源地的江苏、浙江等地。至今，博物馆已成功征集到数百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距今6000多年的石器、石刀、石斧，以及7000多年前的碳化种子，8000多年前驯养家禽的骨骼等实物展品。此外，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的模型、丰富多彩的实景图片和众多反映农田耕作、民风民俗的名家作品。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的文物收藏丰富多样，其中不乏有趣且珍贵的展品。例如，一件名为“东汉陶水田”的国家一级文物，不仅形象地展示了种着庄稼的田块被分割成不同形状，而且在田里还有一只乌龟和一条黄蟮。另一件汉代陶灶台上，除了水瓢、刷子、烧火钩、鱼、鸡等物品，还有一只鬼鬼祟祟的偷油老鼠。釉陶樽上罕见地使用了博山炉式的盖子，崇山峻岭中则有熊、虎、狼等古代的吉祥兽，樽脚则是三只憨态可掬的小熊。清代苏州土地庙中一对木质彩绘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慈眉善目，土地公公戴着圆形的员外帽，留着白胡子，右手还拿着一只元宝，而土地婆婆则身着彩衣，双手笼在宽大的袖子里。此外，还有各种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全面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和文化的繁荣。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的文物收藏不仅丰富多样，而且每一件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古代农业文明的辉煌成就，也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生活、文化、科技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农业文明的博大精深，以及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系统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的专题博物馆，由南京农业大学与南京博物馆合作共建，下设办公室、文物征集部、规划展示部、研究部、宣传推广部等。坐落于南京农业大学农博路1号。现有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其中陈列面积1500平方米。

二、南京博物院的藏品征集

截至2005年，南京博物院有各类藏品42万件，国宝级文物和国家一级文物有二千件以上，其中考古发掘品、少数民族文物、外国文物、宫廷器皿、清代文书以及日寇投降仪式的文物，都是全国独有的罕见品，科学价值较高。院藏中外专业图书近30万册，其中还有全国少有的善本书和殿版书。历年新征集的古代书画，总数亦在3万件以上，其中包括宋、元时代的珍品，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是名列全国前茅的精品。建国后新出土的东海大贤庄旧石器，邳州市大墩子彩陶器，仪征、丹徒、六合等地出土的西周和春秋时代青铜器，盱眙出土的战国金兽，徐州和扬州东汉诸侯王墓出土的银缕玉衣及“广陵王玺”金印，南京、丹阳一带六朝时代的青瓷器和“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砖刻壁画，以及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的陶舞俑，都是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珍品。主持或参加的考古工作，如昆山赵陵、高邮龙虬庄、扬州唐城、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以及苏州真山吴楚贵族墓地，“八五”期间，相继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及获得荣誉奖。与日本学术单位合作的“佛教南传”、“早期水稻田遗址考古”、“江南人骨研究”都取得了备受国内外瞩目的成绩。
1933年中央博物院建院之初，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建院宗旨：“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在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诸位先贤和新中国成立后曾昭燏等人的带领下，南京博物院在收藏、陈列、考古发掘、科研、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自30年代中期起，南京博物院或独立，或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对四川、云南苍洱、贵州、云南丽江、甘肃敦煌、新疆等地的民族、民俗、占迹、民间艺术、手工业等，作调查、发掘和研究，并对四川彭山汉墓作科学发掘，收集整理了一大批实物，编印出版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中华民间工艺图说》、《远东石器浅说》等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卓有成效。50年代初，曾在福建、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主持或参与发掘了一些遗址和墓葬，如山东沂南汉墓、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等。1954年以后，一直在江苏境内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先后发现、发掘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湖熟文化等遗址五百多处，清理发掘古墓葬一千二百多座，出土文物十余万件，丰富了南京博物院的库藏。除上述民族、民俗文物和考古发掘品外，南京博物院还藏有各类历史文物、书画碑帖、文献资料、外国文物等。藏品中具代表性的有：清宫瓷器，殷墟出土文物，赫哲族、彝族、纳西族、傣族等民族文物，东海大贤庄的旧石器，吴县、武进等地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仪征、丹徒等地西周和春秋青铜器，汉代窖藏及墓葬出土的金兽、铜壶、“广陵王玺”金印、银镂玉衣、木刻星象图、画像石等，六朝青瓷器和画像砖，扬州唐城的三彩陶，南唐二陵的壁画，南京近郊出土的元代釉里红松竹梅瓷瓶等。书画藏品中有宋赵佶、阎次平、“元四家”、“明四家”、“清六家”、“金陵八家”、“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等名家的代表作品；宋元以来朱熹、祝允明、文徵明、黄道周等手迹；另有各种碑帖拓本，著名的有宋拓“敕”字本王羲之十七帖、孔庙碑等。

文史工作|杨红林：如何做好国史文物的征集鉴定工作

文/杨红林

2021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这对做好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指明了方向。

从“革命文物”到“国史文物”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文物工作，早在1931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示纪念”，这可以说是革命文物概念的最初涵义。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征集革命文物令》，规定革命文物是“一切有关革命的文献和实物”，时间范围为“以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远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及同时期的其他革命运动”。1961年，国务院发布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规定，革命文物包括：一是与革命运动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二是革命文献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革命文物概念走向成熟，突出“一条主线”“两个见证”，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为主线，见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救国兴国强国的伟大贡献。

▲李大钊《狱中自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研究，这也对广大文博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任务。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和国家博物馆自身事业发展需要，国博国史文物藏品征集对象主要是反映近现代中国文明发展与社会性进步的代表性物证，特别是反映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中的代表性文物藏品。在内容上，既包括反映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事件节点的文物藏品，也包括反映普通老百姓、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变迁的物证资料。

用国史文物讲好中国故事

从国际博物馆层面看，加大征集收藏反映本国近现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证已成为行业趋势。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国家级博物馆在构建本国历史叙事体系和阐释主流价值观等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今全球化进程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文化软实力和意识形态作为国家间的竞争因素之一，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中华民族要长期屹立于是世界之林，就必须加大对近代以来奋斗史中留下的重要物证的征集力度。

从党中央决策部署看，博物馆在文化自觉方面履行职责使命就必须加大对近现当代文物藏品的征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此作为博物馆各项业务的基础，藏品征集工作必须要提高站位，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历程的文明化，以完整的物化话语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博物馆的期待，在国家文化战略布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大力开展国史文物藏品征集工作是极其迫切的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意识到，近现代这一百年是中国社会迅速发展、变动最大的时期，许多近现代文物，尤其是新中国以后的实物资料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导致时代越近，存世数量越少的局面。因此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危机感大力开展近现当代藏品的征集，正成为许多博物馆的共识。国内众多博物馆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征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内许多家博物馆纷纷大量征集抗疫见证。

▲图为钟南山在2020年1月18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乘坐由广州南到武汉的火车票，如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收藏。

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对国史文物主动征集意识不够、征集工作不够系统、工作机制不够健全等原因，导致许多珍贵国史文物得不到及时入藏而遭破坏或流失海外。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国史文物的及时征集保护、研究利用、宣传展示，成为必然之举。

如何做好国史文物的征集工作

藏品征集是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职责和最核心的业务，只有做好藏品征集工作，才能保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为展览而收藏。展览是博物馆最重要的公共文化产品，也是彰显一座博物馆硬实力的主要指标。在举办许多近现代主题的展览时，往往会面临因藏品数量不足或缺乏体系化收藏的困境，导致原本非常高远的策展设想难以落地实施。因此国史文物藏品征集工作当务之急就是围绕展览规划开展专项行动，按照轻重缓急成立重点项目组。

为学术而收藏。博物馆的学术与高校、科研院所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藏品为中心开展科研活动。从目前情况看，博物馆整体的学术影响力还存在较大差距，收藏基础的薄弱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点。只有依托雄厚的藏品才能掌握学术资源，没有收藏特色就没有学术特色。由于在近现代文物收藏方面存在诸多缺项乃至空白，博物馆在近现代史、国史等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微乎其微。因此在开展国史文物藏品征集时，应该有意识地考虑征集对象未来的学术研究意义，与馆内外相关科研人员建立密切联系。

为明天而收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博物馆作为收藏国家历史、保存文化基因、传承民族记忆的重要机构，一定要克服厚古薄今、忽略当下的误区，一定要密切关注现实生活、把握时代脉搏，为历史而收藏，为明天而收藏。国史文物藏品征集工作者，必须有敏锐的意识，有预见性地赋予当代物证以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做好征集预案。

为文化交流而收藏。博物馆作为对外交流平台，不但要向世界展示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展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党的故事，离不开完整的国史文物收藏体系。所以在征集国史文物时，还应该考虑到征集对象在传播中国声音方面的价值。

为巩固意识形态而收藏。博物馆作为思想宣传机构，是我国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特别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博物馆应当筑牢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基于此，在具体征集过程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将政治性置于藏品价值的优先地位。如果错失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藏品，无疑将是历史的罪人。

▲1920年8月第1版（左）、9月第2版（右）《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在具体的征集工作中，一要全方位提高藏品征集工作的本领，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练就一双能鉴别宝贝的慧眼。同时，要树立大征集理念，积极动员全社会献计献策、提供线索。二要加强征集工作的系统规划性，制定中长期规划，加大研究力度，梳理征集脉络线索，建立征集线索数据库。三要创新工作方法，坚持“动起来，走出去”原则，避免“函来函往”。要深入文物市场，走访文物专家、捐赠者、收藏家等，加强与各部委、科研院所、国家重要牵头项目牵头单位合作，广泛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四要打造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文物征集队伍，有意识地培养专业征集队伍，鼓励征集人员与相关文博单位进行学术交流与调研，开拓眼界、增强本领。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注重实践，增强绩效考核。五要以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机制持续完善。及时了解国家出台的相关文物收藏和保护政策，进一步分类完善征集方案和细则。加大协同力度，建立征集工作协商沟通机制，及时解决征集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六要以严格程序管理好征集经费。一方面要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更重要的是征集工作者一定要以敬畏之心开展藏品工作。而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好国家给予的财政支持，必须花好钱、办好事。

如何做好国史文物的鉴定工作

只有做好文物藏品的鉴定、定级工作，区分出重点文物和非重点文物，才能确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同质地、不同种类、不同体积、不同重量的各类珍贵文物，采取不同存放环境、不同利用措施。

国史文物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政治性是国史文物鉴定区别于古代文物鉴定的特点之一。国史文物中很多是文献、手稿、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中使用或缴获的兵器，先烈遗物、徽章、照片等，与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或事件直接相关，文物本身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其历史价值和政治性密不可分。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会发现许多新的史料，提出一些新的观点，由此作出新认识、新评价，这也影响藏品价值的鉴定。

▲这份以天平天国名义发布的《太平天国教谕》，书写惯例却与太平天国文书不合。经考证系为天地会伪托。

影响国史文物价值评估的几个因素：

1．与文物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要程度。重要的价值高，反之就低。

2．文物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大小。作用大价值髙，反之就低。

3．反映社会经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的文物价值取决于文物代表性的程度。代表性强价值高，反之就低。

4．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的珍贵程度取决于创作人的知名程度和该件艺术品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创作人的知名度高，该艺术品在艺术史上的地位高价值高，反之就低。

5．文物的品相。品相好价值髙，反之就低。

6．文物的存世量。稀有的价值高，反之就低。

7．报刊图书。成套的价值高，反之就低。

8．文献上有印章官方的价值高，反之就低。器物上有铭文注记的价值高，反之就低。

9．文物所负载的历史内涵。情节生动感人的价值髙，反之就低。

鉴别真伪一直以来都是文物研究的头等大事，无论古代文物还是近现代文物鉴定，都需要过硬的鉴定技术支撑。首先，档案类史料可从制作材料和技术层面判断真伪，如1941年以后陕甘宁边区的档案文件许多都是用的马兰纸，而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许多档案文件用的是嘉乐纸。其次，特定的档案史料有一定的书写惯例，如太平天国文件，按其改字与书写年月的惯例：凡太平天国的“国”字，均写作“囯”（王居中之意），不作“国”，在书写年月时，必将干支纪年与天国年份一齐标明，且干支纪年又必置于天国年份之上，如“太平天国拾年”，必须写为“太平天国庚申拾年”。最后，对档案文献的手稿常用笔迹进行鉴定考证真伪。不同时期、不同印刷厂家使用的印版或铅字的字型往往各有特点。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记载，扁体铅字在我国始用于1884年，楷体铅字始用于1909年，仿宋铅字则始用于1917年，如果与之矛盾，说明该印刷的档案史料值得怀疑。

▲这张“光绪帝”与“谭嗣同”照片，出自1908年法国《世界画报》，图注标注右六为光绪帝。但经考证，此照片拍摄于1901年1月至1902年6月之间，此时光绪帝并不在北京，因此这张照片里没有光绪帝。

国史文物的征集，应充分解放思想，大力拓宽视野范围，在聚焦与国史大事记坐标交叉点的基础上，全面梳理馆藏空白领域，面向百年来重大事件、重大政策、重大布局过程中的代表性物证。要全面梳理新中国史，突出重点，围绕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提炼一系列专题，在此框架下开展体系化征集。通过结合近现当代中国史大事记，编制征集坐标图，参照坐标图不断策划征集项目，有计划、有选择、大规模地收藏反映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记忆与重要物证，推动构建完整的国家话语体系，进一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除了国家重大战略、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国史文物藏品征集还应以人民为中心，以历史记忆和物证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图景和叙事体系，为此大力开展时代物证进国博行动、记忆中国行动等征集工程，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国博藏品征集的积极性，大量征集反映百姓生活变迁、城乡建设、非遗传承等方面的藏品。

作者杨红林，系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征集与鉴定部主任、研究馆员，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

本文为作者2023年10月到中国政协文史馆作“关于国史文物征集的若干思考”讲座的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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