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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的伟大发明有丝绸、纸张、瓷器、炼丹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其中丝绸和纸张外传比较早，瓷器的外传则比较晚。瓷器可能是在隋唐时代，由于中外交通渐渐发达，才开始外传的。
丝绸之路图
一、瓷器外传的路线
瓷器外传的路线有两条，一是汉初以来就已开发使用的“丝绸之路”的陆路，由玉门经过回教国家，在通往欧洲；第二条是海路，海路与陆路这比较迟晚一些。
隋唐，特别宋以后，由于我国的造船工业的发展和指南针的广泛应用，海上交通才发达起来。海路是通向东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的。远洋航海虽有风浪之险，但它的优点是运输量大，人安逸，比起来还是较陆路方便些。这两条路都是瓷器外传的主要通道。
古代运输瓷器包装图
二、外国出土的中国瓷器实物
1854年，印度布拉明那巴德，出土了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的残碗；1910年与1913年中亚的撒马拉、拉及斯出土了唐三彩的陶器和邢窑、越窑的瓷碗残片；1912年埃及开罗附近的佛斯塔脱遗迹出土了许多三彩陶片和越窑瓷残器，还有刻着莲花、凤凰等中国风俗图案装饰的瓷器残片。这些陶瓷，是什么时代传出去的，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从这些出土瓷器的器型与图案分析，它们都是唐朝和唐朝以后的器物，则是无可疑。
9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列曼由海道来中国，他在游记(851年)中说：“中国能用陶土做用具，透明象玻，里边盛了酒，从外边可以看得见。”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玻璃是很透明的，但当时阿拉伯的玻璃，未必很透明(在以后的文章中，咱们再细谈)。7、8世纪，也就在唐朝初年，中国和中亚、西南亚诸国交通已很频繁，这些国家的人们都非常欣赏中国的瓷器，所以这就导致中国的瓷器必然会被外运、外销。但是确实的文献则出现于宋朝以后。
三彩马图片
《宋史·食货志》记载：今杭州、宁波对南洋和中亚、西南亚诸国进行的贸易活动商品之中，瓷器是数额最多，最为畅销的商品之一。这些买中国瓷器的国家，又和其它更远的一些国家用中国的瓷器进行贸易，于是中国瓷器就流传得更为广阔，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7、8世纪，瓷器可能已输到非洲，在12世纪后期，埃及王萨拉定曾把中国瓷器40件转赠给大马色国王奴尔爱定，作为外交礼物来使用，由此可见中国瓷器的声价之高。
三、元朝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瓷器与世界的交流
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以闪电般的攻势，向西方、南方前进，所向披靡。到了13世纪80年代，蒙古帝国攻占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欧洲的一部分地区。蒙古帝国统治俄国差不多200年，波兰、匈牙利、德意志这些国家，当时也都被蒙古帝国统治过较短的一段时期。在蒙古军队之中，也有许多其他许多民族的军人，而且在军队之后继之以使节、商人、教士、旅行家和学者，他们纷纷往来不绝，所以元朝的中外交通、货物交流是最广阔而繁盛的。
元朝版图图
那时中国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著作，保存到现在的还很多。从这些著作和其它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文化货物的交流确实是频繁的。在13-14世纪，中国的瓷器不断大量地向西南亚、欧洲、非洲输送，正如元初马可波罗《游记》所说：“元朝瓷器远销到全世界”。当然，这全世界并不包括新大陆。14世纪，摩洛哥人依宾拔都记述泉州情况说：“瓷器转运到印度、也门。”又说：“瓷器达到我的故乡摩洛哥。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所以说元朝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瓷器与世界的交流。
四、明朝的瓷器外交
明朝永乐三年（1406年)，航海家郑和带了包括瓷器在内的大批货物、金钱和大批士兵、学者，航海到过南洋、印度、波斯和阿拉伯、非洲东岸诸国，当时就将瓷器当做国礼赠送诸国国王。诸国派特使来中国时，中国也赠送他们瓷器等物。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在中外交通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7世纪初期，欧洲商舶不断来到中国，在返航时，中国瓷器是欧洲商舶带回去的最主要、数量最多的东西，据说每船瓷器数量常常多达万件之多。
明朝与各国交往图
崇祯年间(1628-1644年)，瓷器从福州输往日本，每船也常有万件。据《野获篇》所载，阿拉伯使者归国，别物不谈，单以瓷器一项说，就多达几十车。由此可知，中国瓷器外运，除海道是大宗外，陆路运出的也不在少数。
五、我国制瓷技术的外传与影响力
由于我国瓷器在国外市场的畅销与知名度，促进了我国制瓷技术的外传，朝鲜在918年就从我国学会了制瓷。菲律宾大约在14世纪，可能还要早些，也学会了制作中国瓷器。日本从中国学会瓷技后，就在濑户开始建窑制造瓷器。11世纪，波斯学会制瓷，波斯瓷器的形式，直到1221年仍然在模仿中国瓷器样式，例如：瓷器上中国风的风凰图样。
欧洲牛人研究中国瓷器图
中国制瓷的方法，还传播到阿拉伯、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家。意大利威尼斯，1470年从阿拉伯学到制瓷方法。这是中国瓷技传入欧洲的开始。以后欧洲各国制瓷，大都是先后从威尼斯学去的。英国制瓷比较迟晚，是从欧洲大陆传去的，还是直接从中国传去的，还有一定的疑问，但不管从那里传到英国，其根源必然是我国。
欧洲各国仿造中国瓷器之初，由于烧成温度不够高，成品都是软瓷。它们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才逐渐掌握制造硬瓷的方法。而且，他们最初生产的瓷器，常常脱离不了模仿。例如1708年，德国人柏特格所造的硬瓷，还是模仿中国古名窑的产品。1760年，丹麦还烧造中国风的青花瓷器。在同一年代，英国博屋设“新广州瓷厂”，连设备都是从广州订制的，而生产的瓷器，无论形制或图画都是中国风格。可见祖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对于世界人民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
■本期主持：龚缨晏（宁波大学教授）
■本期主题：物品中的东西方交流史
主持人语
古代陆、海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辗转销往欧洲，欧洲制作的玻璃器、葡萄酒、钟表等商品不断输入中国。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使得东西方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有了进一步发展。不同物品的相互传播，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印迹。本期文章分别从中国瓷器外传以及西洋钟表传入中国的角度展开写作，以期从“小”的物品中折射出“大”的人类交流图景。
作者：董少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在16—18世纪欧洲人的餐桌上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瓷器。
由唐至清，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瓷器大量通过中外船舶被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水下考古打捞上来的9世纪“黑石号”海船、12世纪“南海一号”海船以及明万历年间的“南澳一号”海船，均装有数以万计的各类瓷器，这是中国瓷器出口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物证。15世纪以前，虽然日本、朝鲜乃至波斯、阿拉伯等地区也都出现了中国瓷器的仿制品，但其质量和规模远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抗衡。当瓷器的传播网络已经覆盖了大部分亚洲地区和部分东非区域之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还极为罕见。从16世纪起，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
1499年9月，首航印度的达伽马返回里斯本，将一打从印度带回的中国瓷器进献给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517年葡萄牙船队抵达中国，便开始为其国王定制专属的瓷器。保存至今的一把1520年生产的青花宽口执壶，绘有古式地球仪图案，既是葡萄牙国王的私人纹章，也是大航海的象征。从此，瓷器成为中欧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之一，欧洲也成为中国制瓷业的重要市场之一。
中国瓷器以如丝般的光滑润泽、美观的器形以及丰富多彩的纹饰，迅速成为欧洲市场上的抢手货。一些王公贵族对瓷器如痴如醉，不惜重金竞相购买。有“瓷王”之称的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拥有35000多件瓷器，他曾用600名萨克森士兵与腓特烈·威廉一世交换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有学者估计，17—18世纪英国、荷兰、瑞典、法国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回的瓷器总量高达三亿件以上。中国瓷器改变了欧洲人的餐桌礼仪、室内装饰、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也对欧洲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欧洲人而言，购买一件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中国的瓷器生产历经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三千座瓷窑的景德镇，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复合生产区，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分工的细密程度，都堪比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生产分工协作，但比其所描绘的生产情形更早出现。
由于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价格高昂，从16世纪下半叶起，欧洲便开始出现仿制瓷器的工厂，例如建于1575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陶瓷厂，建于1673年的法国诺曼底鲁昂陶瓷厂等。从器形和纹饰上看，这些陶瓷厂的产品可称得上是中国瓷器的“高仿”品，但在质地方面始终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比，只能停留在“软质瓷”的阶段。因此，18世纪以前从中国进口瓷器，仍然是欧洲瓷器市场的主流。
欧洲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导致对华贸易严重入超，大量重金属货币外流。这在当时一些重商主义人士看来，是对国家经济的一种损害。一位17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抱怨道，从亚洲进口货物“有碍我们本国制造品的消费，而且以我国国库购入时，这个现象更为严重”。因此，从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不断有人提出限制进口数量，不准贵金属过度外流，并呼吁立法禁止中国瓷器、印度棉布等商品的进口，以及实行提高关税、特许专卖和政府对本土制造业加以补贴等措施。
与此同时，欧洲研究瓷器生产技术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并在1710年取得重大突破。自17世纪90年代起，因使用大型聚焦镜加热陶土而名声大噪的日耳曼科学家契恩豪斯开始为奥古斯都二世服务，他在实验室中已经可以通过光学镜片获得烧制瓷器的高温，此后又研究戴夫特陶艺和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样本，并在炼金师博特格的协助下，终于成功烧制出硬质瓷。奥古斯都二世喜出望外，立即着手创建迈森瓷厂。该厂成为欧洲第一家能够生产硬质瓷的陶瓷厂，但是其在上釉、瓷绘等工艺方面，仍无法与中国瓷器相媲美。奥古斯都二世对迈森瓷器生产工艺严格管控，以防技术外泄。迈森瓷器刺激了法国人的神经，寻找制瓷秘方已成为燃眉之急，“制出和中国一样的瓷器”成为捍卫法兰西王国经济的口号。
1664年，法国在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的主导下建立东印度公司，与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与此同时，为了对抗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老牌殖民强国，法国也开始向海外派遣自己的传教士。1688年，由路易十四派遣的五位“国王的数学家”以宁波作为起点，进入中国。与以往的来华耶稣会士不同，法国耶稣会士更重视在中国从事科学考察，向法国传递科技信息。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有多位都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这一时期欧洲已经有人对派遣具有高级科学素养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播天文学、数学等欧洲科学知识表示不满，认为这些传教士更应该为本国效力。
1693年，“国王的数学家”之一的白晋返回欧洲。1698年，白晋携新招募的十名耶稣会士搭乘法国东印度公司“海后号”商船在广州登岸，其中之一便是殷弘绪。在谒见完康熙皇帝后，白晋将殷弘绪派到景德镇传教。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目的就是让殷弘绪打探景德镇制瓷的秘方，以便向本国汇报。
到达景德镇后，殷弘绪积极发展教徒，尤其是从事瓷器生产的陶工，向他们打探制瓷原料和工艺；同时也积极结交当地官员，比如督陶官郎廷极和唐英，以获得出入窑坊之间打探制瓷秘密的便利。此外，殷弘绪还查阅包括《浮梁县志》在内的相关书籍，以获得中国瓷业知识。通过亲身观察、向教友询问以及查阅中国文字资料，殷弘绪于1712年9月完成了一份长篇书信，并寄给了时任中印传道事务部司库的欧里，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制瓷所需的各类原料和整个工艺流程。殷弘绪还把瓷土样本寄给欧里，欧里将该样本转交给对热力学和岩石很有研究的列奥米尔。列奥米尔通过分析瓷土样本成功辨认出其主要成分，并于1715年协助指挥在法国各地搜寻合适的黏土材料。或许由于资料不充分，法国仍无法造出硬质瓷，因此要求殷弘绪进一步打探。1722年，殷弘绪给欧里写了第二封书信，补充了大量的颜色和釉料信息。
殷弘绪有关瓷器的两封书信寄回欧洲后，很快被收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以及后来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也都收录了殷弘绪的中国瓷器书简，从而使其广为流传，并对整个欧洲陶瓷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至18世纪末，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俄国、奥地利、瑞典、丹麦等欧洲各地陆续建立了数十家陶瓷厂。1768年，化学家比拉里及其朋友达尔内首次在法国利摩日南部发现高岭土，不久法国便造出了硬质瓷，在技术和影响力方面终于赶上甚至超越了迈森瓷。1738年，《中华帝国全志》被翻译成英文，五年后英国一位一心想改造陶瓷世界的年轻人韦奇伍德，便把其中殷弘绪陶瓷书简部分内容抄入了自己的笔记本中。韦奇伍德尤其对景德镇复杂的生产工序着迷，并仿照景德镇的分工形式来组织他的伊特鲁里亚陶瓷厂，该厂为现代工厂制度树立了典型，因此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的胜利显然有一部分必须归功于景德镇。殷弘绪的瓷器书简可谓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工业文献之一。
18世纪欧洲瓷器的发展，导致中国瓷器长达1000多年的一枝独秀地位被打破了。欧洲瓷器很快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中国瓷器的出口则出现滑坡，走向衰落。
《光明日报》（2019年07月15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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