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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韩经济合作的新起点内容简介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显著增强，彼此成为了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进一步深化三国之间的经济合作，1999年11月在马尼拉召开的“10+3”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同意由各自的研究机构就加强三国经济关系展开合作研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分别接受了三国政府的委托，自2000年9月起开始了针对“强化中日韩三国贸易关系”的合作研究。在2001年和2002年，三国的研究机构分别向各自政府提交了联合研究报告，其中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并实施。本书汇集了这些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为上篇（2001报告）和下篇（2002报告），每篇基于三国视角分为三个部分。

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研究机构在合作研究中，对三国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促进三国间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加强三国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协作，以及推动三国在科研、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些政策建议被三国政府采纳后，为深化三国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2001年的联合研究报告中，三国研究机构从各自国家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三国经济关系的现状与潜力，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其中，关于强化贸易关系的建议包括简化通关手续、提高物流效率、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等。在2002年的报告中，三国研究机构进一步探讨了在投资、金融、科技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深化合作，旨在促进三国经济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

这些联合研究报告汇集了三国研究机构的智慧和见解，对于指导三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三国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深化经济合作，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不仅能够实现各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构建开放、包容、合作的东亚经济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的内容为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三国经济合作历程、分析政策建议及实施效果的重要资源。

二、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09)作者简介

以下是关于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09)的作者介绍:

王洛林，1938年6月出生于湖北武昌，是一位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和金融等领域有着深厚研究背景的学者。他于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拥有丰富的学术资历和管理经验。曾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的重要职务。

目前，王洛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并且是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的会长。他在学术界的身份是研究生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经济研究人才。

他的学术著作丰富，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这一主编作品，以及《关于国有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几个问题》（1995）、《日元贬值及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1999）、《日本的通货紧缩性经济危机》（2000）和《日本金融考察报告》（2001）等深度分析日本经济影响的著作，这些作品为理解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本书从现状与趋势、比较与借鉴、贸易、投资与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对日本经济以及中日经济合作的最新动态进行了全景式分析。特别是对已成为近年日本社会热点问题的经济差距、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和产业差距明显趋于扩大的动向以及缩小差距、促进公平正义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

日本人对海上贸易的热衷，是大航海时代的余波吗？

有观点认为，很多日本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是大航海时代的余波。

所谓大航海时代，是从15世纪末哥伦布首次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经由好望角的印度航线开始的。

这两件事发生在15世纪最后的10年，即15世纪90年代。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太过牵强。人们向外发展是由于内部力量过剩，寻求出口，不仅限于所谓的大航海时代。

日本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都有很大的能量，工商业蓬勃发展，而且当时日本流通的是中国的货币，所以日本所积蓄的能量流向“金钱”所在的方向——中国，是必然的。
▲1550年的世界地图，中国海岸线的大致轮廓已经被描绘出来
被载入历史的，主要是富有戏剧性的东西，我们就把最普通的商业交易作为例子吧。

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所以很少记录。

相反，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纠纷，无法协商时，便想诉诸武力，发生这样的异常情况时就会将其记录下来。
这样说来，读者已经想到“倭寇”的问题了吧。

史学家把倭寇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称为“14世纪倭寇”，后期称为“16世纪倭寇”。

由此看来，前期倭寇的活动时期比大航海时代早了许多年。

▲《倭寇图卷》（局部）

中国正史中出现“倭寇”二字最早见于《明史》洪武二年（1369），比大航海时代要早100年。

而且这一时期倭寇作乱不断，明太祖洪武帝甚至要求日本政府要严禁倭寇行为。

兼好法师的《徒然草》被确定是在元弘元年（1331）以前所作。书中有这样一段：

唐朝的东西，除了药材以外，其他的没有也无妨。书籍一类已经广为流传，没有的也可以转抄下来。去唐朝的航程十分艰难，如果尽运来些无用的东西，那是愚蠢之极的。

元朝末期，不只有文献记载，在韩国新安海域的沉船也可以作为中日贸易往来的鲜活证据。

足利义满自称日本国王臣“源”，向明朝递交国书的日期是明朝永乐元年（1403）。虽说称为朝贡，但无非是寻求贸易往来的申请书。就这样开始了所谓的勘合贸易。

▲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

日本和明朝的贸易刚开始时是10年一贡，限制为人员200人与船只2艘。

不过，日本好像一直没有遵照这个规定。享德二年（1453）的遣明船有9艘，人数超过千人。

需要发放贸易许可这件事从另一方面说明那时私下里的贸易也很兴盛。

到了那个以下犯上的时代，贸易许可发放权转移到了强有力的守护大名的手中，同为大名的细川氏与大内氏便展开了竞争。

前者与堺地商人，后者与博多商人联合起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商战。

▲日本的勘合贸易船
明朝嘉靖二年（1523），对立的双方在中国宁波武斗，使得中国暂时闭关绝贡。这是大航海时代开始70年前的事。

气势过剩的能量是无法阻止的。闭关绝贡意味着中国方面停止了贸易，但一纸命令根本不起作用，也由此而产生了后期倭寇。
通过上述叙述，可以明确日本人漂洋过海进行经济活动绝不是大航海时代的余波。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从西洋远渡日本的人们令本来就势头正劲的日本能量进一步爆发出来。

日本人不是单方面地向外远渡，从海外来到日本的人也不少。

到大航海时代，南蛮（葡萄牙人）、伊斯帕尼亚人或红毛（荷兰人）、英国人纷纷来到日本，在此之前主要是中国人。

▲日本浮世绘上的葡萄牙商人

在五岛建立据点的王直被称为海盗，但他却是安徽省新安出身的商人。

新安贸易发达，相当于日本的堺地和博多这样的地方。据说新安商人已经深入到了朝廷的内部，王直应该是那个群体的驻日成员吧。
不可思议的是，他虽然是中国人，却被称为倭寇，大概是因为他的部下中不乏日本人的缘故吧。
天文十二年（1543），中国船只到达了种子岛，搭便船的葡萄牙人所用的枪炮于这时传到了日本。
▲日本浮世绘上，乘坐中国式商船的葡萄牙人

年表上面记述了“葡萄牙船来到种子岛将枪传入日本”，尽管年表相当权威，但这一处记述并不正确。当时王直好像就在这艘中国船上。

葡萄牙船在两年前就曾到达丰后。然而，萨维尔（注：即弗朗西斯科·萨维尔，西班牙传教士。为了宣传基督教于1549年来到日本）来到日本是在这6年后的事。

说起枪的传入，虽说是中国船，但因为有葡萄牙人，就这一点而言的确可以称为大航海时代的余波。
众所周知，枪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形态，这对战国时代的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向日本大名演示火绳枪的葡萄牙商人

枪传入日本的半个世纪后，丰臣秀吉时代的文禄元年（1592），朱印船贸易开始了。
这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同时，也有历史学家将出兵朝鲜的秀吉认定为“最后的倭寇”。

之后，朱印船贸易取代了倭寇，日本改变了向海外发展的形式。

秀吉出兵朝鲜的那一年，明朝首次向京都的角仓了以等人发放了盖有红色官印的公文。这应该就是朱印船贸易开始的象征。
倭寇造访的地区从福建一直波及广东，而朱印船贸易的对象更是发展到了遥远的东南亚各地。

日本在改变进军海外的形式，与此同时，势力范围也扩大了。

▲早期德川幕府允许持有执照的朱印船出海

宽永十二年（1635），因为德川幕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日本人到海外发展，而且不准海外的日本人回国，持续了40多年的朱印船贸易被叫停了。

其实，在朱印许可发放以前，贸易就已经存在了。当然也有日本人去国外。

根据暹罗的记录，1559年缅甸和老挝入侵时，在暹罗的约500名日本人援助了暹罗。即使对年代的记录有异议，但这也都是朱印贸易许可发放之前发生的事情。

据平托说，1540年他在柬埔寨海域遇到了土佐国使节乘坐的琉球帆船。
路易斯·弗洛伊斯在书信中写道，1555年他发现数艘日本海盗船在骚扰巴特那海岸。

据西班牙舰队和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报告书（1567年7月）记录，吕宋和民都洛两地每年都有日本人来做生意。

▲欧洲早期航海家绘制的东南亚商船

朱印船贸易时代存续不到半个世纪，但是日本人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在那之前至少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此外，在发放朱印许可的10年前，日本就已经向欧洲派遣了天正少年使节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日本的不同寻常的强大力量。

如果说工商业的发达是它的背景的话，那么形成这些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想一探究竟。

1549年，基督教传到日本，毫无疑问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也不止如此。

萨维尔在马六甲见到日本人安琪罗（或罗杰），感佩他的品格，所以萨维尔来到了日本。

那么安琪罗为什么会到海外？在马六甲的日本人肯定不止他一人。在距萨维尔来日本的9年前，平托就说过，琉球帆船上有土佐的使节。

当时日本人需要面对的是基督教这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连想都想不到的信仰，基于这种信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新鲜刺激，以及沸腾日本的所谓的“战国时代”。

▲16世纪的日本安宅船

战争一方面来说是对立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有因为占领和吞并而融合的一面。在陌生的土地与陌生的人交往，不得不算是非常刺激的一件事。

而且，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获得胜利比什么都重要。为此，必须付出所有的努力。因为关系到生死存亡，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比别人更优秀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这种努力孕育了能量，而产生的新能量又注入到努力之中。工商业发达、海外贸易兴盛的关键或许就在于此。
本文内容摘选自陈舜臣随笔集：《云外之峰》，原文标题为《能量的源泉》，因篇幅较长有部分删减

《云外之峰》［日］陈舜臣著定价：58.00出版时间：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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