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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蔡京与北宋社会保障制度:大奸蔡京与大善蔡京背后的政治因素

宋代的社会保障体系极为完备，保障的对象涵盖弃婴、孤儿、孤寡老人、贫困人口、残疾人和乞丐等群体。这一套覆盖面极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历来受到研究者的推崇，这也是研究宋史者不能忽视的地方。宋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北宋徽宗时期，达到极盛，各项保障体系制度化，臻于完备。根据《宋史》记载，宋徽宗时期，蔡京当国，他对居养院、安济坊、漏泽院等福利机构大力建设推广，成为北宋社会保障体制的重要推手。蔡京众所周知，蔡京是大奸臣。徽宗时期，以他为首的「”六贼”当道，祸国殃民，朝***败至极。大奸臣蔡京又为何会做起大善人，全力建设社会福利事业呢？大奸，大善，蔡京身上为何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现象呢？其实，这并不算是「”悖论”。我们首先看看蔡京与北宋社会保障体制的关系。《宋史·食货志》记载：「”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遂以为常”。这段文字提到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它们是宋朝***设置的不同类型的社会福利机构。类似的还有福田院、安乐坊、安养院、养济院、实济院等，用以收养孤寡老人、流浪乞丐、残疾人士、贫困人口等群体。这些福利机构的养恤方式「”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且成为「”每岁常例”，有时「”给酒肉食，祭醮加赠典”。福田院是北宋成立最早的收养老幼残废及难民、饥民的专门机构。《宋史·食货志》记载：「”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宋初开封府始建福田院，各院有房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限额，所需经费由官府拨给，年拨给经费5千贯。宋英宗时期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扩建东、西院舍，四处福田院可收容1200人。福田院虽好，但是有个局限，那就是只在京城才有，各地方州县的百姓无法享受这番福利。到哲宗时期这番福利扩展到地方：「”诏鳏寡孤独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由此形成了「”居养法”。到了宋徽宗时期居养法得到推广，蔡京在各地州县设立居养院，居养院蓬勃发展，快速推广开来。宋徽宗《宋史》记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而且居养的对象有放开，从「”鳏寡孤独乏不能自存者”到「”非鳏寡孤独而癃老废疾委是贫乏不能自存者”。地方居养院给的标准很高，州县要给居养院配备炊事员、勤杂工、保姆、乳母，添置絮被衲衣、炊具饮膳，居养院中收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朝廷也都有具体规定。除了居养院之外，蔡京当国时期还新设置了安济坊。安济坊是宋代收养、治疗孤苦贫困病人的机构，「”若疾而无医，则为之置安济坊”。其名称最终来源于苏轼任杭州知府时期建立的「”安乐坊”。《宋史》记载：「”崇宁元年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到了崇宁五年，朝廷下诏要求，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行政单位，都必须要设立居养院和安济坊，「”务使惠及无告”。安济坊和居养院是同时建立的，标准和居养院一样，但是增加了医药钱。「”日给粇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安济坊的管理十分严格，地方官若是将无病之人收入安济坊充数骗取拨款，将「”仗一百”。是否需要收治，有验实官查验，安济坊收治「”亲戚识认”之类与管理者沾亲带故的人时，不能妨碍验实官查验，若是有假，验实官必须担责「”同罪”。安济坊的建立得益于蔡京和徽宗的大力推广，北宋灭亡后，战乱不断，安济坊等救助机构基本荒废，南宋建立后，逐步建立养济院机构，代替了安济坊的救助功能。蔡京蔡京对于北宋社会福利机构的贡献还在于漏泽园。漏泽园是是宋代的助葬机构，类似于现代的福利性公墓，以帮助因各种原因不能安葬的人由***出面入葬。这样助葬福利在宋真宗仁宗时期便有了。宋真宗「”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宋仁宗嘉佑年间「”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民之不能葬者。”这时期的***安葬行为仅局限于近郊佛寺和近郊，还没有推广到全国各地。宋神宗时期式下诏「”令逐县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葬”，委派寺僧进行管理，并设仵作等执事人员，漏泽园制度才渐渐成形。宋徽宗时期，漏泽园真正制度化并在全国大力推广。崇宁三年，蔡京上书奏请「”今欲推广先志，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漏泽园墓志铭对于安葬的标准，朝廷也有着人性化的规定。「”埋瘗不深，遂至暴露，为副陛下所以爱民之意。望寻访州县，凡漏泽院收瘗骸骨，并深三尺，或不及三尺而致骸暴露者，宜令监司觉察，按劾以闻。”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应葬者，人给地八尺，方砖两口”。这样漏泽园安葬的大概情况便可以了解了，每个死者，在园中画地八尺，下挖三尺，在方砖上记载死者姓名籍贯等为标志，并且按照《千字文》文字为序赋予编号。管理者要画好图籍作为档案保管，监司以图籍作为检查核对凭证。各种关于漏泽园的史料都提到漏泽院确实实在蔡京的大力推广下，于崇宁三年在全国推行的。这的确是蔡京的贡献，虽然蔡京是个大奸臣，但是漏泽院的确是个福利工程。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论述漏泽园时评论道：「”漏泽园之役起于蔡京，不可因其人而废其法。”在整个宋代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构建中，蔡京的确是立了大贡献。那为何大奸臣蔡京，有着如此反常的大善的一面呢？这看似悖论，其实一切又很顺理成章。蔡京当政时期，社会保障体制空前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蔡京是改革派，他继承了王安石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这种理财思想就带有改革成果要惠及全民的意思。王安石但是蔡京在继承了王安石的这个理财思想的同时却摒弃了王安石要节约节流的主张，蔡京提出了无需节俭的「”丰亨豫大”的主张。天下承平已久，府库充盈，宋徽宗时期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奢靡享受的风气，蔡京认为这个很正常，不需要抑制。从经济学角度讲，收入增加了，增加消费是是应当的，而且扩大消费也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虽然蔡京当国，但是改革派能否一种执政也是他顾忌的。自王安石变法以来，改革派与保守派反复斗争，党争不休，蔡京上台执政后自然是要打击异己，报复保守派的，这也是蔡京「”大奸”的一面。宋徽宗对他的信任也并非是绝对的。宋徽宗继承宋代「”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扶持任用政见不同者来制衡蔡京已达到皇权的稳固。徽宗时期，蔡京四起四落，先后四次被罢相，蔡京为了当权不得不要迎合宋徽宗，迎合徽宗贪图享受的私欲，这也是他「”大奸”的一面。蔡京蔡京这样的改革理念和想法，在***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时候，他便加大投入来完善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已达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念，当然也不能排除他有粉饰太平和树立形象工程的想法。宋钦宗继位后，年逾八旬的蔡京被发配充军，在发配的一路之上，百姓不卖给他一汤一饭，他悲惨写道：「”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无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最终蔡京在湖南潭州穷饿而死，死后被埋进了他大力推广的专门收葬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

二、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特点和原因

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特点：

首先是建立以义庄为基础的宗族生活与互助互济；

其次是建立行业内部的社会保障系统；

另外是超越血缘、业缘关系而建立的区域性的社区保障系统，即由地方政府倡议而由商民共建的集社会公益事业和生、老、病、死救助于一体的保障机构。明清时各地官商共捐会馆的建立，便具有这一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的原因：

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事业自宋代全面发展勃兴，反映了在以“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为特征的财产制度下，全社会在防范社会风险和救助社会弱势成员方面正面临着日益迫切的现实责任。

尽管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保障能力偏低，但因政府重视并主导其事，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建立了多主体投入、覆盖范围广阔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有力地矫治了社会两极分化的严峻形势，在贫富悬殊的社会成员之间粘合了一层温情的面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整合了社会资源，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扩展资料：

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的渠道：

一是政府行为，即政府给社会弱势群体的成员提供最低社会生活保障。如《周礼》中讲的“荒政十二策”即是政府在应付突如其来的灾害时所采取的救济措施。

二是自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寺院举办的各种慈善事业。如唐代寺院设立的悲田院专门关注那些老而无依者，饥饿施粥，有病给药，死则安葬。

三是分散在各个家族中的祭田、族田、婚田、义庄、义田、义塾、贡士庄等等，在“睦族敬宗”的旗号下，对族内成员在生养、学业、贫病和婚丧嫁娶等方面遭遇困难时加以救济。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浅议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

宋朝有“打假”机构？从州到县，聊聊不卖书的宋代“书铺”

黑龙江

#拍一拍宋朝#“打假”这个词汇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在商品鱼龙混杂、各种违法不良行为足以以假乱真的现代社会，打假不仅是提高大家购物体验的手段，也是保障市场平稳运行以及消费者权利的重要工具。但其实早在千年之前的宋朝就出现了“打假”意识，只是因为时代需要不同，必然性地导致了针对范围以及侧重点不同而已。那么宋朝的“打假”机构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和如今的“打假”机构有何不同？本篇我们将就这些疑问进行深入剖析，穿溯时光来分析这一千年前的行政手段。一、宋代“书铺”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原因因为开国皇帝赵匡胤个人的经历影响，导致宋朝几乎所有统治者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重文轻武”的治国举措和方针思想，这种基础上发展的宋朝上层建筑必然也会带着诸如“重文官、轻武将”的烙印。宋朝“书铺”其实并不进行书籍贩卖的商业活动，它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职能却更加宽泛并且趋于政治性，这和宋朝书铺出现和发展时期宋朝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任务是分不开的。

1.宋代“书铺”不卖书？自有其特殊的时代作用！首先来阐述一下为何宋人并不需要卖书的“书铺”——古人用来进行书籍买卖这种经济活动的固定商业场所叫做“书肆”，并且由来一早，所以说“书铺”只是“徒有其名”而已，它在宋朝主要是用来当作“文书公证单位”，兼而也被用来科举和检察之用。宋朝因为历史原因格外重视官员的纪律性以及忠诚程度，并且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更加需要清明的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出于这些目的以及需求，宋朝统治者便设立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类似于基层办事单位的地方，主要从事一些中央文件证明工作来防止文书被盗用，还可以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民众起草状告文书，不仅如此，书铺还为科举学子提供生活服务、同样也有维护他们考试的公正性的权利和义务。

2.宋代“书铺”出现时候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宋代“书铺”出现之际，正是宋朝乃至整个封建历史上都极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政府积极推行教育改革，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商品经济发展繁荣，市民阶层快速崛起……这个时候的宋朝各地来往交流更加频繁，并且因为统治者发展需要以及民众受教育程度的增高，科举制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就从公正性以及客观性来说：唐代科举荐举占比比较大，宋初对此便进行了限制，到真宗时期基本上历届知贡举都能大力提拔孤寒才俊，而这也从反方向上提高了对于科举考试公正性的要求。此外还有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商品经济发达导致的可能因为利润会仿造政府文书的失信现象等，都在推动着书铺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善的机构。

二、宋代“书铺”的现实作用以及深远影响宋代书铺可以说说是被它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繁荣的市场所“哺育”长大的，虽然直观看起来它众多职能都偏向于服务科举考生、规范科举纪律等这些行政系统本来应尽之责任，但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角度来看，书铺的最终推动力应当是宋朝的经济。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宋朝书铺，自然而然地也会对社会其它因素产生反作用力。1.宋代“书铺”对于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宋代书铺最为明显和使用频率最高的功能莫过于处理公书公证相关事务，除了可以解决大多数的民间纠纷、减少政府机关出面频率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开支之外，宋代书铺通过这种较为有力的智能手段，宋朝的商品经济也得到约束和规范，从而得到了长效良好发展。书铺发挥对于科举相关的职能时，除了改善科举考试学子的生活条件、及时地向他们提供物质援助之外，更多是保障了宋代的科举条制的公正性——通过“糊名”制、“锁院”制、别头试等严防考官与士子舞弊，使其细化、合理化、规范化。

2.“书铺”作为行政思想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在宋朝行政思想的指导下，宋朝的行政举措较之前朝也有着较大改动，其中更是不乏可取之处。宋朝的中央集权更甚于前朝，因为宋朝建国之初便将节度使软禁在汴京，令文臣出使郡列，所以便衍生出了书铺来帮助统治者解决地方隐患、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等，从而将权力更好地收归中央。另外，书铺思想中还有一个极为先进的思路：通过利用本朝商品经济的繁荣，朝廷基本上把能够外包的业务都外包给诸多商人——书铺便是这样一个具有政府职能的民间机构。

政府职能将部分权力划拨到民间机构不仅能减轻地方行政压力，而且还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还可以利用民间机构对地方权力进行监督，从而更好规避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对皇权和中央集权来说更是强有力的加强举措，这种行政思想现在也成为了现代政府的智慧借鉴来源，甚至成为了某种情况下的执政模板。三、结语：宋代“书铺”不卖书这一看似奇怪的历史现象，深入剖析起来才发现，历史上无论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为了满足时代特定政治经济文化需求，“书铺”的产生自然也深有其理。

宋朝的平民文化教育得到了迅猛发展，并且前承基本完善了科举制度的唐朝，自然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就成了宋朝政府的重要时代任务——“书铺”作为服务考生、“打假”考试中存在的徇私舞弊现象的重要机构，无疑可以巧妙地满足这些时代需求。总而言之，宋朝书铺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局限性，但是作为千年前的民间机构，它是充满着进步性、有益于科举制度以及社会发展的优秀智慧成果。参考资料来源：1、《皇朝编年纲目备要》2、《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宋代史之职官志》5、《太平宝训政事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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