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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梅毒只要早期发现，规范的进行驱梅治疗，能够治好。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所引起的系统性性传播疾病，一般是使用敏感的抗菌素进行驱梅治疗，通常首选青霉素，因为梅毒螺旋体对青霉素高度敏感，至今还没有耐药的现象。所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青霉素进行足疗程、足量的治疗，可以将梅毒治愈，将体内的梅毒螺旋体彻底杀灭。
梅毒是一种有传染性的疾病，有轻度和重度的，一般是通过性行为或者母婴的方式传播，对人体的危害比较大，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概率占百分之九十多，感染的两年内传染性最强，四年后的传染性比较弱。那么，刚出生的小宝宝的梅毒能不能治好？
首先，刚出生的小宝宝如果感染梅毒，是可以治好的，但也有可能治不好，并且会给宝宝带来非常大的身体伤害。如果女性在患上梅毒的两年内怀孕了，对胎儿的感染率是极大的，要么会传染给胎儿，要么会导致流产或者早产等情况。
其次，梅毒还具有隐形性，也就是没有临床表现，感觉好像没有患病，但在性生活或者生孩子时却会传染给他人，所以在决定要怀宝宝的时候，夫妻双方都要做好孕前的检查，避免把梅毒传染给了宝宝，也不要让宝宝遭受这种伤害。
我猜测，以当时乡村小学教师的水平，可能也不知道埃尔利希研究的药物究竟是治疗哪种疾病的。等到各路游医把治疗梅毒性病的小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以有效药物治疗感染性疾病的模式，是由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隐疾开启的，这样的治疗模式在后来现代医学逐渐成熟之后究竟拯救过多少条性命，早已经难以估算了。
但谁能想到这种挽救无数性命的治疗模式，是由人们对一种性病的/span>
性在滋生爱意和繁衍生命的同时，却也传播最令人厌恶的疾病，在这一大类疾病中，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当属梅毒。
人类对梅毒的/span>梅毒的准确的起源时间和具体的地理位置，仍然不清楚，美洲起源说和旧大陆起源说均有支持者，对于这一争论，历史学家似乎也乐此不疲，并没有打算一锤定音由这一场争论得出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论。
在无药可用的年代，梅毒是凶险的，出于对这一疾病的恐惧，不同国家的人开始煞有介事地以此为由头互相攻击，将疾病暴发归咎于特定的人群。
比如在16世纪，英国人坚信梅毒来自法国，因此称其为法国花柳（Frenchpox）。而法国人则坚信该病来自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因此称其为那不勒斯病（Neapolitandisese）。在俄国，梅毒被称为波兰病（Polishdisease）。在波兰，这种病被称为土耳其病（Turkishdisease），土耳其则干脆把梅毒叫作基督徒病（Christiandisease）。当这个病传到中国时，中国人一度将这种病叫作广疮。
著名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WilliamOsler）曾说：梅毒是高明的模仿者……谁通晓了梅毒，谁就通晓了医学。这个说法是强调了梅毒的临床多样性复杂性，它在发病的不同阶段能够影响全身各个系统：一期梅毒会让病人的外阴部出现硬下疳，二期梅毒会让病人出现皮疹、发热和广泛的淋巴结肿大，三期梅毒的特征表现是皮肤、黏膜、骨骼和内脏器官的进行性破坏，最严重者会累及心血管（比传说动脉瘤形成）和中枢系统（比如麻痹性痴呆）。
在由巴斯德和科赫开创的微生物学时代，一个又一个的致病微生物被鉴定出来，1905年，德国动物学家弗里兹·邵定（FritzSchaudinn，1871-1906）锁定了梅毒的病因——一种线状螺旋形细菌，医学界后来将其命名为苍白密螺旋体，次年，检测梅毒的方法出现。
梅毒螺旋体图源：wikipedia
在当时，梅毒的治疗手段却非常有限，16世纪时，巴拉赛尔苏斯（1493-1541年）开始用汞治疗梅毒，这种方法虽然能减轻部分梅毒造成的症状，可带来的副作用却也不比原发病对人体的伤害少多少，比如牙齿脱落、严重消化不良，甚至是死亡，属于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疗法。
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很多治疗方式都是这样，要么全然无效，要么利害相当，病人的选择似乎只是在死于疾病和死于某位医生之间来进行。那个时代的人，一旦遭遇疾病，治或不治，可真是够让人纠结的。
对于疾病的治疗，德国医生保罗·埃尔利希（PaulEhrlich，1854-1915）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思路，能不能设计出一种药物，让它只攻击产生疾病的病原体，而对人体却是安全的？
埃尔利希杂乱的工作室。图源：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
这一设想的理论依据是，化学物质在有机体内有特定的作用点，如果能找到与身体细胞没有什么亲和力却与病原体有亲和力的化学物质，那就能实现既可以杀死细菌又不损害人身体的目标。
为什么埃尔利希的脑子里会产生这样一个思路呢？
原来他在研究组织染色的过程中发现，某种染料能够将某组织染色与该染料与特定组织的化学亲和力有关，也就是说，染料的生物效应依赖于该物质与组织中不同结构的亲和力。埃尔利希据此推断，那么，是不是就存在某种药物，可以产生确定的生物学效应，却不产生不希望出现的不良反应？毕竟，在实验室中，理论上可以产生的化合物的数量似乎是无穷的。
从1909年开始，埃尔利希与助手秦佐八郎测试了许多化合物，最终发现编号为606的二羟基-二氨基-偶砷苯可以用来治疗兔子的梅毒。但埃尔利希很清楚，很多看似有希望的药物后来都因为效果不理想或副作用太严重而被放弃了，606能成为治疗梅毒的有效药物吗？
随着后续试验的不断进行，606越来越显示出了治疗梅毒的有效前景，为了推进临床试验的进行，研究所共生产了65000剂的药物，免费提供给可信赖的医生给梅毒病人使用。
到1910年时，参与试验的医生报告了大量治疗成功的病例，埃尔利希发现606对新发梅毒效果较好，但对于晚期病例（比如已出现瘫痪者）效果就不那么理想了。此后，埃尔利希将606命名为洒尔佛散（salvarsan，意为治病的砷），希望能就此终结梅毒对人类的威胁。
梅毒在欧洲流行了几百年让医界束手无策，这从天而降的洒尔佛散没有理由不受到热烈的欢迎。但这一新药在临床推广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很多人批评说洒尔佛散有严重的副作用，有些言辞极端的，实际上已经到了诽谤的程度，还有不少人认定洒尔佛散能给埃尔利希及制药公司带来巨额的收入。以至于埃尔利希不得不撰文回应公众的质疑，要解释研究测试新药的过程中需要花费多么大的成本，他还得走上法庭通过诉讼手段以遏制严重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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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离谱的反对应用洒尔佛散的声音来自宗教界，一些宗教人士似乎是相信洒尔佛散能够治疗梅毒，但他们认定性病是上帝对凡人的惩罚，因此反对使用洒尔佛散。（类似的情形后来在艾滋病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
面对这些反对者的声音，埃尔利希是清醒的，他没有因为护短就故意无视或隐瞒洒尔佛散的副作用，到1914年，在全世界已经进行了几十万次洒尔佛散的治疗，此间报道了300例严重的副作用，死亡率约有1/1000。
要是现代药物治疗梅毒却有1/1000的死亡率那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在当时选择洒尔佛散治疗梅毒那总比放弃不治或者选择汞治疗强太多太多了。
为了降低洒尔佛散的副作用，埃尔利希后来又与同事生产出了一种毒性较低的衍生物，1912年这种衍生物被批准应用于临床，名为新洒尔佛散。
埃尔利希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比如1908年因发现免疫血清的作用及创立“侧链”学说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埃尔利希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其实是在他获诺奖之后才取得的。
1915年8月20日，埃尔利希在先后经历了两次脑卒中后，再也没有醒来。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好友埃米尔·冯·贝林在悼词中说：死者已成为世界的导师，他是全世界医学科学的老师。
科学家约翰·西蒙斯（JohnSimmons）将埃尔利希视为可与巴斯德（LouisPasteur）和科赫（RobertKoch）比肩的伟大人物，他认为：巴斯德和科赫开创了微生物学说，而保罗·埃尔利希(PaulEhrlich)归纳出疾病的本质是化学。
如果说贝林的悼词在当时的人听来可能稍嫌肉麻的话，那么一百余年过去，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回望埃尔利希这位先驱所做的贡献，就不得不认同贝林对他的评价了。
在今天，医界在分子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完全就是由埃尔利希开创的，他对药物可以杀死致病微生物却对人体无害的设想，随着百浪多息和青霉素等一系列药物的先后出现，也彻底成为了现实。
参考文献
[1]https://www.imdb.com/title/tt0032413/?ref_=tttr_tr_tt
策划制作
作者丨李清晨哈尔滨儿童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审核丨孙轶飞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教育史研究室主任
策划丨林林
责编丨一诺
审校丨徐来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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