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月饼馅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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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蟋蟀文化散文

散文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散文”一词大概出现在北宋太平兴国（976年12月-984年11月）时期，接下来就由我带来蟋蟀文化散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那是很早的事情了，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自然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

汉朝初期成书的《尔雅》，把蟋蟀释解为蛬，亦写作蛩，蛩是指蝗虫一类的昆虫。汉魏时期，人们称蟋蟀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蝗虫。魏晋时代，则常称蟋蟀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相近。促织、趋织、蛐蛐的得名都是因为蟋蟀的鸣叫之声而起的。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人们从蟋蟀的得名可知，这小小昆虫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起初并非因为它们好斗，而是由于它们那悦耳的音乐般的鸣叫声。

蟋蟀的鸣叫声，在不同境遇的人们心目当中，往往能引起人们不同的感受。妇女们听到蟋蟀的鸣叫声，就会想到秋气转凉，仿佛蟋蟀的鸣叫声是在催促她们赶紧织布，缝制寒衣了。深宫佳丽，异乡游子们听到蟋蟀的鸣叫声，就会感觉着其声如泣如诉，切切凄凄。杜甫就曾经触景生情的感叹吟咏：“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畜养蟋蟀，静静地听其鸣叫声音的，这已经难以稽考了。现在可见的最早的是五代人王仁裕所书写的《开元天宝遗事》，书中说：“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宋代人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斗蟋蟀之风是否是从此开始的呢？他又说：“其来远矣。”远到何时？他没有详细解说。

现在有些昆虫学家、文化史家，认为斗蟋蟀当始之于唐朝的开元、天宝年以前，虽然没见什么书中说过，但也未必民间就没有这种事情。因为从当时长安斗蟋蟀的盛况来看，不可能是在短期之内发展起来的一种民俗游戏。因此可以说，斗蟋蟀迄今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南宋在斗蟋蟀史上是最著名的时代。那个时候斗蟋蟀已经不仅是限于京师，也不仅是限于贵族豪门，一些市民百姓，甚至就连一些僧尼闲来无事也喜欢斗蟋蟀取乐。相传活佛济公就曾经为了自己养的一只名叫铁枪的大蟋蟀死了而倍感伤心，并为之安葬，还作悼词、祭文以作纪念。甚至一些喜欢养蟋蟀的人，蟋蟀死了之后，把养蟋蟀的用具都一起埋葬。镇江南宋古墓中就曾经出土过这类蟋蟀笼子。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迭踊，盛况空前，足观一代之风尚。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里藏有一幅儿童斗蟋蟀情景的中国画，就是南宋时期的产物。

南宋出了一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贾似道不以军国为重，政无大小，什么事情都在西湖葛岭的私宅里裁决。襄阳被蒙军围攻了好长时间，他竟然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全力援救，整天就在家里与群妾斗蟋蟀玩。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作为一个斗蟋蟀的爱好者，他却积累总结了一些实践经验，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这本书堪称是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促织经》原著早已经失传，现在见到的是明朝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全书洋洋万言，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蟋蟀的方式方法，对于昆虫学史的研究，亦不失为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四十多年，斗蟋蟀之风经久不衰，尤其以明朝宣德年间最为盛，因为其间出了一位酷好斗蟋蟀的皇帝，岁岁有征，民不堪扰。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事情出现不少，可谓是中国民俗蟋蟀文化史上的血泪篇。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精心地将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写成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促织》。这篇小说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昏庸荒诞，堪称是一篇蟋蟀佳作。

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有关蟋蟀的专著又相继出过多部。例如明代刘侗著的《促织志》，清代石莲写的《蟋蟀秘要》，朱翠庭编辑的《蟋蟀谱》等等，等等。这些著作，大都是以贾似道的《促织经》为基础而编写成的。近代李石孙、徐元礼等人又编辑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谱》，全书十二卷，为盆图一卷，卷首一卷，谱十卷。这本书的内容，仍然是没有突破前人的窠臼。

纵观历史，北京斗蟋蟀之风可谓是源远流长，在明清时期的一些文献当中都有记载。例如，明朝袁氏的《畜促织》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清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讲：“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

清朝的王公贵族，是在入关后才开始嗜好斗蟋蟀的。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斗蟋蟀。牵头的是织造府，因蟋蟀有促织之名，也就隶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织造府发表告示规条，兴师动众，北京城则成了一座以斗蟋蟀为乐的大赌城。

解放前，北平庙会上的蟋蟀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天，京郊周围田地、草丛、乱石堆和废墟当中，扑捉蟋蟀的人，老少皆有，成群结伙，兴致之浓，不亚于打猎和钓鱼。北京平民百姓斗蟋蟀大多数都是属于游乐性质的。据一些北京老人们回忆说，早年规定以二十四罐为一桌，即一组。斗前先比较双方蟋蟀的体型大小，如同现在的.拳击比赛，不是同一等级的不相斗，蟋蟀的个头大小相当才能放入盆中一决雌雄。斗蟋蟀多数以月饼、花糕、水果等食品为赌注，胜利一方的主人及围观者均可以大饱口福，以求一乐。

斗蟋蟀的游戏大约从唐朝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前几十年，社会上斗蟋蟀的游戏几乎渐近绝迹。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化，民间斗蟋蟀的古老风俗又复发起来。据说上海已经出现了几万人参与的蟋蟀市场，天津、济南等地的一些城市也都先后建立起了蟋蟀协会，组织斗蟋蟀大赛，斗蟋蟀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手段了，已经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民俗文化生活，或可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蟋蟀民俗文化吧。

二、就是那一只蟋蟀作品原文

在海外，夜晚听见蟋蟀的叫声，仿佛回到四川乡下。那一只蟋蟀，钢翅拍打着金风，越过海峡，悄悄落在你的院子里，每晚为夜色歌唱。

自古以来，蟋蟀的歌声便在《豳风·七月》、《唐风·蟋蟀》、《古诗十九首》中吟唱。无论是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姜夔的词里，还是劳人、思妇的心间，那一只蟋蟀的歌声，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

它在深山的驿道边、长城的烽台上、旅馆的天井中，为孤客、伤兵吟唱。它的歌声穿越时空，不论是在你的记忆里，还是在我的记忆里，都承载着童年的惊喜与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呼灯篱落、月饼、桂花、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故园飞黄叶、野塘剩残荷、雁南飞、田间一堆堆的草垛、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的温暖场景，那一只蟋蟀的歌声，如同岁月的痕迹，悄悄流去。

如今，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那边歌唱，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四川的一个乡村里、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歌唱。它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凝聚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莹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我的窗外歌唱，你倾听，你想念；我倾听，我吟哦。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让那一只蟋蟀的歌声，成为我们共有的乡愁。

著名诗人流沙河的诗歌《就是那一只蟋蟀》是一篇意象数量众多、内蕴深刻、组合高妙的佳作。纵观全诗，其中的主要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兴象、境象和喻象。作者流沙河，当代诗人。原名余勋坦。1931年11月11日生于四川省金堂县城。

三、斗蟋蟀在哪个朝代最流行

斗蟋蟀，中国民间搏戏之一，是一项古老的娱乐活动，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但这种休闲方式很残酷，斗蟋仅有雄性，它们为保卫自己的领地或争夺配偶权而相互撕咬。二虫鏖战，战败一方或是逃之夭夭或是退出争斗，倒是鲜有“战死沙场”的情况。

活动介绍

斗蟋蟀亦称“秋兴”、“斗促织”、“斗蛐蛐”。用蟋蟀相斗取乐的娱乐活动。流行于全国多数地区。每年秋末举行。斗蟋的寿命仅为百日左右，这就将斗蟋蟀的季节限定在了秋季。而在古代汉字中，“秋”这个字正是蟋蟀的象形。

谈起斗蟋蟀，玩家们总会提到儿时斗虫的经历以及这项娱乐活动的悠久历史。但时至今日，这项活动大多与金钱挂上了钩。在上海一座老房子里的这家“蟋蟀赌场”里，玩家们每场比赛下注45美元，而街边躺椅上的街霸还要从中抽取5%的红利。

斗蟋玩家会花大量时间来挑选合意的蟋蟀。专家说，头大、腿大、触须直是善斗蟋蟀的特质。蟋蟀的食量很小，只吃少量米就够了。但一些斗蟀爱好者为了让蟋蟀更勇猛，会给它们吃激素、苍蝇幼虫，有时甚至是迷幻药之类的非法药物。

野生蟋蟀的寿命大约为100天。到10月下旬，蟋蟀数量减少，斗蟀季节也随之过去。

历史

中国蟋蟀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也是中国的艺术。它主要发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真正的蟋蟀名产地，以山东齐鲁大平原而闻名全国，而山东的宁津县是蟋蟀王国王冠上的宝石，宁津种的蟋蟀头大、项大、腿大、皮色好，同时宁津蟋蟀还有北方干旱区虫的体质、顽强的斗性、耐力、凶悍，有咬死不败的烈性。所以近些年来全国蟋蟀大赛中，宁津种的蟋蟀多获冠军。历史上宁津蟋蟀为历代帝王斗蟋蟀的进贡名产地，历史上才有宁津蟋蟀斗慈禧的中国民间故事传说。

体形雄而矫健。蟋蟀相斗，要挑重量与大小差不多的，用蒸熟后特制的日菣草或马尾鬃引斗，让他们互吹较量，几经交锋，败的退却，胜的张翅长鸣。旧时城镇、集市，多有斗蟋蟀的赌场，今已被废除，但中国民间仍保留此娱乐活动。这项活动自兴起之后，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又从民国至今，前后八九百年的漫长岁月。这一活动始终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长兴不衰，呈现出年甚一年的趋势。

清朝-斗蟋蟀

底事清闲爱小虫，重价得来藏玉城。交恶皆因争异性，不惜搏斗逞英雄。

《燕京岁时记》：『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可值数金。有白麻头、黄麻头、蟹胲青、琵琶翅、梅花翅、竹节须之别，以其能战斗也。』上等蟋蟀，均系主人不惜重金购得，名虫必用青白色泥罐贮之。『蛐蛐罐有永乐官窑、赵子玉、淡园主人、静轩主人、红澄浆、白澄浆之别，佳者数十金一对。』每一罐内须置一小扇面形过笼，作为雌雄蟋蟀交尾的『洞房』。

清代北京俟冬至这天以虫会友，进行传统的『封盆』格斗。早年间斗蟋蟀规定：以二十四罐为一棹，斗之前，要先比较蟋蟀的个头大小，同一等级的即大小相当的才放入一盆决斗。两条体重相等的雄性蟋蟀一旦移进斗盆，彼此寻觅『情敌』，相遇后即互相厮杀，战胜的蟋蟀，皆冠以『将军』称号。输赢亦有赌注，一般为数斤月饼或水果，主要在求一乐。

发展

斗蟋蟀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清代时，活动益发讲究，先蟋蟀要求无“四病”（仰头、卷须、练牙、踢腿）外观颜色也有尊卑之分，“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

在两千五百年前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斗蟋已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它已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或可称之为具有东方特色的“蟋蟀文化”吧。

南宋，在斗蟋史上是著名的时代。此时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清朝的王公贵族，是在入关后才始嗜斗蟋之戏的。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赌博。在日伪侵占北京时期，北平庙会上都有出售蟋蟀的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斗蟋蟀被贴上了“旧文化”的标签，并和麻将等娱乐活动一起被宣布为非法。但是今天，中国人有着更充分的经济保障，更宽松的政府管制，在休闲娱乐方面也逐渐重拾传统。这是“一种中国文化，就像茶文化一样”，70岁的上海专家李世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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