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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督工调查报告

马督工调查报告概要：

马督工的视频内容和评价各异，关键在于理解其真实意图和策略。马督工常使用误导性的言论，看似分享事实，实则引导观众自行揣测，如他关于难民问题的回答就意图模糊。他的建议往往包含深意，如主张学习美铁的优点而非全面效仿。他还擅长利用二元对立话题吸引流量，如与**的互动，粉丝群体因此成为其流量工具。

马督工背后有强大的靠山，如B站，其早期以二次元内容起家，后逐渐转向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议题。马督工是靠山策略的一部分，通过批判国内并倡导参考国外，制造讨论，迎合实验员（可能指平台背后的操纵者）的意愿。

海豹（马督工）本人的动机尚不明朗，但可能通过“启发民智”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他的行为模式和马前卒（可能指马督工早期的形象）有所不同，前者更注重互动和讨论的流量。

海豹认为，国内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如社会化抚养，他认为应该通过学习和分析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寻找答案，但要区分哪些是可借鉴的。他的粉丝群体复杂，包括乐子人、渔民和对马督工观点全盘接受的人，其中一些人甚至成为反对者的工具。

二、战时桂林损失调查研究报告图书目录

本文档为战时桂林损失的调查研究报告，详细记录了该时期桂林所遭受的严重破坏与影响。

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起因，包括背景和目标，对研究范围、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列举了主要的研究资料，以及当前研究的初步概述。

在沦陷前桂林社会的大发展章节中，描绘了新桂系十年建设对桂林现代化的奠基，以及在此期间桂林成为抗战文化城的辉煌历史。

然而，桂林的受难部分揭示了残酷的现实：日机的狂轰滥炸使桂林美景变得满目疮痍，桂林会战的战火与破坏进一步加剧了苦难。沦陷期间，桂林的悲惨命运被深刻呈现。

在抗战时期桂林的人口伤亡中，详述了空袭导致的平民伤亡，以及官兵在战斗中的牺牲，还包括沦陷期间和之前的人口间接伤亡情况。

紧接着，直接财产损失章节分别分析了沦陷前后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空袭和战时的破坏。

间接财产损失部分探讨了因救济难民、防空疏散以及相关社会影响产生的损失估计。

最后的历史影响章节揭示了战后桂林的饥荒、区域现代化进程受阻，以及文化事业和“文化城”衰落的深远影响。

在余论中，对桂林抗战损失的程度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附录部分提供了桂林籍抗日阵亡将士表和大事记，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

德国难民营：女性的危险生存

德国难民营：女性的危险生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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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芬顿邮报》德国版记者索菲亚·迈尔没有预料到，玛利亚一家真的会敲响她家的大门。

2015年10月的一天，室外温度不到10摄氏度。玛利亚与丈夫以及两个儿子全都只穿着单衣，出现在索菲亚的家门口。四个人浑身冻透了，尤其是两个孩子，不停瑟瑟发抖。一家人唯一的行李就是他们手中提着的塑胶袋，里面装着一点随身物品。

索菲亚赶忙让他们进屋里洗热水澡，并拿出厚衣服给他们换上。

一个多月前，前往难民营采访时，索菲亚第一次见到玛利亚。她住在大帐篷里，穿的袍子污秽又单薄。由于无法安然入睡，她一脸倦怠。索菲亚看了觉得很心痛。

玛利亚与其他5个女人一起住在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六张床，一张小桌子和一个衣柜瓜分了她们几乎所有的空间。她告诉索菲亚，自己逃到德国只带了个小箱子。

玛利亚一家是罗姆人，在塞尔维亚处处受歧视，也没有工作。2015年7月份，一家人辗转来到德国。但赶上了难民潮的他们，在来到德国后步履维艰。尤其难民营里的女性，生存环境更为恶劣。

统计显示，2015年有超过100万难民进入德国。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德国科隆火车站附近发生大规模性侵事件，一度引爆德国的反难民情绪。

根据联合国数据，在逃往欧洲的难民中，男女性别比例为3:1。德国人权研究所性别研究专家海科·拉贝说：“难民中的男性占据上风，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地位上。”相比于难民营外，在难民营里生活的女性面临着更大的性侵危险。

“我晚上几乎没法入睡”

玛利亚一家来到德国后的第一个落脚之处是柏林的一顶大型充气帐篷。在这个住着约300余名难民的临时安置点，晚上帐篷里很吵，虽然不同的区域有布帘子相隔，但玛利亚晚上几乎可以同时听到难民营里全部300多人的响动。

按照规定，在这个难民紧急收容所，玛利亚的家庭只能待上三天作为过渡。但由于彼时难民大量涌入德国，政府无法有效地安置难民，玛利亚一家在那里生活了两个多月。

几乎每一天，尤其是在夜里，玛利亚都是在惊恐中度过。她害怕的不是被唤为“经济难民”(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自愿”流离失所的人，是非法移民的一种)甚至被驱逐出境，而是楼道里那些到处闲逛的“陌生人”。

“我晚上几乎没法入睡。”她对索菲亚说。晚上经常有奇怪的男人不断地进来，盯着她看。她也从来不换睡衣，就穿着日常衣服睡觉。

这个24岁的年轻女人的经历并不是个案。索菲亚在探访难民营的过程中了解到，针对女性难民的暴力行为、种族歧视、语言虐待和性侵犯的实例并不少见。

几乎同一时间，在位于德国中部黑森州的吉森市也有报道称，强奸和强迫卖淫现象存在于难民营中。几家公益组织向黑森州议会的女议员联名写信反映了这种情况。

信中称，有的妇女报告她们和孩子已被强奸或受到了性侵犯。许多女人晚上和衣而卧。夜间，她们甚至不敢去厕所。因为曾有很多人在去如厕的路上受到过攻击和强奸。即使是白天，对于这些妇女而言，在营地散步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们得到了很多关于性暴力和虐待的消息，来自于直接受害者以及一些公益组织等。”黑森州的一家公益组织的新闻官巴巴拉·赫尔费里希向媒体介绍说。

下萨克森州的一位名叫阿拉·伊赫桑的27岁难民还提到难民营中的女性经常遭受语言暴力的情况。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中东国家的女性并不能在难民营自由活动。女性难民稍有不慎，就招致男性对她们的指责。

从男性难民的视角观察，阿拉认为自己的同胞们应该理解德国的生活方式并且尊重他人的隐私，这样才能被接纳。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一些年轻的男性难民会产生不合时宜的想法，例如认为妇女穿短裙是挑逗的信号。

玛利亚听说过几例发生在自己住地附近的性侵案，但她不想知道关于案件的任何细节。“因为那样我会更害怕。”她说。

柏林负责为难民注册身份的政府机构LaGeSo的设施管理处主任马泰斯·哈曼也意识到妇女在难民营的安全问题。她介绍说，已经安排了警卫和社工巡视难民住所，确保不再发生这类暴行。

但玛利亚仍然缺乏安全感。她把两把椅子挡在门帘前面。如果有人进入房间，至少她会听到声音，引起警觉。

“我曾被惊醒，听到椅子摩擦地板的声音，”她说，“一个奇怪的男人挪动了椅子然后走进我们的房间，就站在那儿。我吓坏了。”

索菲亚当时很震惊。她很难想象一个女人究竟怎样才能在惊恐的环境下生活两个多月。“没人会在睡觉的时候还担心自己的安全，特别是周边还有警卫的情况下。”索菲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难民紧急收容所要求难民依据性别分配房间，所以丈夫普雷德拉格不能守护在妻子身边。“他不能总和我们在一起，”玛利亚解释道，“但在夜间他会暗暗保护我们。”

在索菲亚准备起身离开时，玛利亚抓住她的手问道：“如果是你，怎么能住在这里，作为一个女人，觉得安全吗?”索菲亚忘不了她哀怨的眼神。那次采访过程中，她少有觉得自己的心里充满了无力感。此前，索菲亚一直认为自己生活的国度充满希望。

在接受索菲亚的采访后不久，玛利亚一家被转移到LaGeSo，由这家机构重新安排住处。索菲亚在采访中与玛利亚交换了电话号码，并告诉她，不论任何时候，当玛利亚遇到难题都可以来柏林找她。

目前，难民营中女性和儿童的生存状况仍然堪忧，不断有关于性侵和强奸案的报告，但索菲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至今德国还没有公布难民营中的性侵案件数量的确切统计数字。

2015年12月9日，德国柏林袁滕伯尔霍夫机场内，一名儿童在机库改造而成的临时庇护所里玩一只憋气的足球。

图片编辑|陈俊丹

“只想像个正常的人一样生活”

玛利亚真的找上门来了。

在LaGeSo完成注册之后，玛利亚一家被送往难民营，但是却被挡在门外。警卫告诉他们，难民营中已经没有位置了，更别谈住宿和食物了。之后的18个小时里，他们一家接着一家地找旅馆，但因为其难民身份，没有人同意收留他们。

玛利亚一家只好去警察局求助，警察也无能为力。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拨通了索菲亚的电话。

玛利亚的两个孩子，马可和威尔科，似乎对索菲亚家里的一切都很着迷。马可喜欢打开水龙头，让冷水流满自己的小小掌心，好像他是第一次见到自来水一样。

兄弟威尔科则不停地重复开门、关门的动作，毫不厌烦。他说自己喜欢关上门的感觉，那样就有了自己的空间。“每个家都应该有一道门。”威尔科用蹩脚的英语告诉索菲亚。

索菲亚这才意识到，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个家庭在紧急收容所里没有自来水、没有门，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隐私。

玛利亚做了塞尔维亚传统饭食，饭后清洗了碗碟又擦拭了桌子。虽然索菲亚多次劝说她休息休息，不用这么辛劳，但玛利亚回答说，“请让我做这些，我终于能做点什么了，我很感恩。”

玛利亚的丈夫普雷德拉格清扫了门廊并倒了垃圾。他希望自己能被人需要，在说话时他的眼睛一直含着泪水。

晚餐之后，两个孩子上床休息了。索菲亚和玛利亚夫妇一直围坐在桌前谈话，直到深夜。

一天后，玛利亚一家离开了，她和家人有些不舍，也有些不安。两个多月来，他们第一次享受一家人烹饪、清扫和围坐在桌前用餐的乐趣。从索菲亚家离开就意味着他们与正常生活的诀别。

第二天，在索菲亚的帮助下，玛利亚和家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正常”的难民营。那里由当地社区运营，在索菲亚看来，她们的“新家”条件仍然简陋，但至少她和家里人独立使用一个房间。而且，这个房间终于有了一扇能上锁的门。

不过，在那里，这个家庭又要重新面对难民混居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难民们目前被迫混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会面临很多冲突。比如，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和塞尔维亚人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公用一个盥洗设施。类似这样的共同生活会造成很多问题。”索菲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依然担心玛利亚的生活。

“这个体制明显失败了。我不得不考虑，是继续信任这个体制，还是简单地帮助这个家庭找一个住所。”玛利亚一家离开几天后，索菲亚在《赫芬顿邮报》德国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四名难民搬来与我同住后告诉我的》的文章，并把上述那句话写进提要。

这篇文章很快在德国媒体圈传开，在其网站上收获了7万次点赞与1.1万次分享。

“在去年夏天那段热烈欢迎难民的浪潮之后，德国的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索菲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现在大多数难民们乐于融入社会，接受德国的宪法和价值观，但是仍有少数群体不愿意尊重这些价值观，他们不应该破坏大多数人为融入德国社会所做的努力。

记得上一次分别时，索菲亚问玛利亚最希望在德国得到什么?玛利亚诚恳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说：“我总是那么盼望，能和家人有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有一张小桌子可以让我们一起吃饭，还有一张床能让我们一起睡觉。我来德国并不是想成为百万富翁，而是只希望能被允许像个正常的人一样生活，得到最基本的快乐。”

“这是每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愿望，无论他是德国人、叙利亚人还是那些经济难民。”索菲亚认为，人本应该幸福地去争取更好的生活。★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45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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