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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食草的动物吃的毕竟都是植物，植物都是纯净无毒无害的，没有污染的，吃植物身体也不像肉食动物那么强壮。
到目前为止，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样一套固有的角色认知，掠夺性的生物代表着凶残和暴政。食草动物代表温顺和善良。当然，这种解读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受到主流动物学家的鄙视。但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甚至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我们总能不时发现这种偏见的认知残余的痕迹。
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食肉动物占据了更高的生态地位。与素食动物相比，我们的祖先对那些可能直接侵害自己生命的掠食者保持了更高的警惕。这种来自祖先基因的仇恨和恐惧一直影响着流传至今的文化。即使人们在猜测邪恶的外星入侵者的外貌和姿态时，也会下意识地采用“狡猾残忍的猎人”的形象。
这些大而无畏的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一样具有攻击性和攻击性。所以，如果银河系的另一边有这样一颗行星，它的环境参数与地球相似，但生命的进化最初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地球模式的路径。素食者占据生态系统的最高位置，成为世界霸主，但到现在，食草性动物没有能够真正的进化到像食肉动物那样的毒性的群体。
当然，霸权主义的外星素食主义者可能无法消灭人类。也许有一天，地球上最后一个激进的人类抵抗组织被抓获。不安的人们被外星人绑起来带回了总部。它被各种小型的掠食性物种所敬畏地包围着，无论食草还是肉食动物都无法逃脱被略掠食的劫难。
在杰拉德·帕萨南特的笔下，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视角超越了灾难的表象，将其视作思考的入口，而非单纯的恐惧或好奇对象。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并非原子论，而是通过深入探究思维与感官世界之外的关系，挖掘隐藏的因果律。文章将深入剖析达芬奇对灾难的解读，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灾难作为思想的映像，二是他对于风与水灾难心理暗示的解析。
达·芬奇的“预言”作品，如《蒙娜丽莎》中的隐喻，是对末日论的辛辣讽刺，他通过模仿和质疑当时的灾难预言，展现对人类心灵行为和思想自由的深刻洞察。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他创作出一系列丰富多样的谜语和预言，涵盖动物、非理性生物、植物等主题，这些作品既有浅显的娱乐成分，又有深邃的哲理，模糊了灾难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寓教于乐中揭示了人们对预言的恐惧与反思。
达芬奇的谜语不仅探讨了灾难对思想的影响，如蜜蜂淹死于蜂蜜的寓言，还寓言性地挑战了人们对灾难的认知，借此讽刺人类对动物的残忍和对正义的呼唤。他借鉴中世纪对动物智慧的理解，尤其是蜜蜂的预见能力，以反思人类行为的道德层次。他的预言并非随意之作，而是源于对自然界深度观察的智慧结晶。
列奥纳多在作品中探讨了灾难与视角的互动，通过对比人类与蜜蜂、蚂蚁等生物，揭示灾难如何重塑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他借巨人这个象征，阐述了自然与惩罚的边界，以及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渺小与无力。达·芬奇的作品中，地球和自然的图像而非上帝的正义，传达了他对人类行为的深刻厌恶和对灾难问题根源的揭示。
达芬奇的诗作揭示了人类技术对地球的潜在威胁，他的预言通过蜜蜂寓言，触及了素食主义的议题，以及对地球毁灭和人类身份的深沉反思。他的笔记中，万物的转换反映出对微观与宏观世界关系的洞察，以及对道德和伦理问题的探讨。列奥纳多通过日常景象和类比，使灾难的恐怖变得平凡，同时科学方法在处理灾难中也带有一种讽刺的喜剧效果。
达芬奇的预言和思考跨越了马车震动、巨石坠落等事件，它们虽规模各异，却共同引发人们对宇宙和人类定位的深层思考。达芬奇的预言模型要求“思辨能量”，他以批判性眼光看待中世纪哲学，认为预言可能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他的笔记中充满了实验性的预测，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和疑问，如德谟克利特式的笑声、恐惧和对未知的好奇。
（ICphoto/图）
不久前，张静初在微博上推广一部宣扬素食的所谓公益片，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弹，一些网友挖出了她描述自己吃肉的历史微博，以证明其宣扬的虚伪性。其评论的第一条就是：“晦气，中国人实现吃肉自由才几年啊？”
中国人确实吃饱了，但远没有到吃撑了的地步。
由中国营养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中指出：“（我国）居民营养不足与体格发育问题持续改善，主要表现在居民膳食能量和宏量营养素摄入充足，优质蛋白摄入不断增加，居民平均身高持续增长，农村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显著降低，这些都是食物供应充足、膳食质量提高的主要贡献”，其中，动物性蛋白质（主要是肉蛋奶）在膳食结构中所占比例从1992年的18.9%提高到2015年的35.2%，可谓居功至伟。
报告中也体现出一些问题，比如农村居民膳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从1992年的70.1%下降到55.3%，动物性蛋白质从12.4%提高到31.4%，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但膳食结构中碳水比例仍然过高。从《报告》中所见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人确实吃得比过去好了，但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城乡差距仍然存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农村人口）吃得不那么好；中国人从“吃饱”到“吃好”的日子其实没过几天，饥饿和匮乏仍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所以，普通的中国百姓即使没有足够的营养学知识，也会本能地反感和排斥一切试图将中国人拉回“吃糠咽菜”时代的企图，这一点上中国社会和发达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共识，这个问题上也不乏翻车的前车之鉴，为何这些明星依然要无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前仆后继呢？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消费社会）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
简而言之，在商品经济中，无形的“理念”与有形的“物”紧密缠绕并互相干涉，资本贩售的首要对象不是商品，而是某种意识形态，而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消费者自然也会接受附着着这种意识形态的一整套消费品，这个过程与其说是交易，倒不如说更像传教，其中最典型的方式，就是绿色广告。
随着环保和生态问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议题，“绿色”也成为21世纪迄今为止最流行的理念之一，诸多国家将“绿色”作为国家的主要发展理念。因此，资本也不会放过这个“蹭热度”的机会，自然而然将其作为一种消费理念用于商业活动，“绿色广告”就应运而生。
绿色广告将现代人的环境焦虑、道德诉求和消费欲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理念入手，首先向消费者传递雨林面积缩小、全球变暖等环境理念，引发消费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焦虑，进而从道德角度对消费者的传统消费习惯进行解构和批判，用暗示等手段激发消费者的道德诉求，最后抛出自己的健康理念，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一个成功的绿色广告甚至根本不需要出现任何商品，而是传递某种理念或者说意识形态，一旦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消费者必然进入一个消费意义的强制性链条，这种强制性并不是任何外在的措施和手段，而恰恰是消费者陷入无尽幻想后的心甘情愿。
以引发轩然大波的“素食主义”为例，其在西方兴起之初主要有伦理型素食主义和环保型素食主义两种，前者认为人类无权基于自身的优越性去杀戮和食用其他生物，后者则认为人类对动物蛋白的渴求导致了气候、环境的改变和恶化，有趣的是，二者最终的合二为一并非出于互相认同，而是某些资本认为二者的整合能够形成一套更为完整的、更易于推广的、受众面更广的符码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诸多理念互相嵌套、逻辑缠绕，你认同了地球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且问题的起因是因为人类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很容易认同身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的自己对此负有责任，接下来自然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而试图去改变他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仅仅一个人改变是远远不够的”，而消费绿色的、健康的、环保的商品正是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和路径，购买了昂贵的植物蛋白人造肉的消费者，也更容易接受人造牛奶，反之亦然，诸多类似人造肉和人造牛奶一类的绿色商品，共同构成了一个绿色消费矩阵，在这个矩阵中，逻辑性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鲍德里亚语）”，永无尽头，而消费者则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简而言之，首先被绿的是消费者头脑，然后才是消费者钱包。
为何以素食主义为代表的绿色安利能够轻易俘获众多消费者，而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这与其特有的、通过规避重要信息和偷换概念以达到自身目的的叙事方式有关，例如“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是甲烷，而甲烷的一个重要排放途径是动物的养殖、屠宰和运输”是一个事实，如果配合前文提到的14亿中国人膳食结构中动物蛋白质的大幅度提升这一事实，则很容易引导消费者得出“中国人吃肉导致全球变暖”这一谬论，而被规避和隐藏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在人类养殖的大型动物中主要产生甲烷的是牛，而中国人的肉食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不反刍的禽类和猪，猪产生的甲烷很少，禽类则几乎不产生甲烷，占中国人口近一半的农村人口一年人均消费牛肉不足3千克。这种“九真一假”的绿色修辞方式正是鲍德里亚所说的“（它）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体技术操作的赝象”。
更为讽刺的是，环保素食主义理念最为流行的几个国家，恰恰是人均牛肉消费量高居榜首前几位的国家，而生产“绿色商品”的企业中，有不少正是由传统的“污染企业”趋利转型而来。对此，欧洲的保守主义批评家辛辣地讽刺道：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卖的，他们将污染地球生产出的产品卖给你，再向你贩售拯救地球的赎罪券。”
在这种“媒体技术操作的赝象”之下，“真事件”和“伪事件”纠结在一起，最终在符码操纵之下走向了“欲望伪境”，或者说是“消费同一性中的真实之死”。在这种欲望伪境中，消费者不再追求商品中凝结的智慧和劳动，转而追求一种具有比较层级意味的虚妄价值。
在素食主义的宣传中，除了对环境焦虑的心理唤起，素食还被描述为一种更崇尚自然生态的道德观念，是一种更合理的社会价值，一种更负责的社会态度，一种更先进、更文明、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非一种营销理念。而相应的，吃肉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不文明的生活方式，这套叙事中充满了高人一等的优越隐喻，而传播这种“优越隐喻”最为有效的方式，自然是榜样和示范效应。
鲍德里亚说：“消费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集团、阶级、种姓(及个体)的形式自主化”，你买得起奔驰，就自动获得了作为“奔驰车主”的符号，进入了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同时凭借这一符号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因为在消费社会中“个体从他者的角度获得自己的身份，其首要来源并不是他们的工作类型，而是他们所展示和消费的符号和意义”。而让人最感到优越的，无疑是社会层级更高者与自己的互相认同，那么既然素食主义是一种为明星所广泛接受和践行的理念和生活方式，那么也自然就是代表着上流社会和高人一等的符号，获得与明星相同的符号，也意味着自己与之处在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层级，不少人的趋之若鹜，也是基于这种符号性炫示。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里说清末满洲人汉化后已经没有了食用奶制品的习惯，偶尔去牛奶铺一次，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喝得起而已，也是异曲同工，差异性消费的目的是人为制造和强化社会层级。
在这个过程中，普通消费者通过对明星生活方式的追随和模仿，获得了符号性的认同和炫示，进而获得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明星则在获得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营造了自己关注环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正面形象，可谓是名利双收，然而即便如此，能够真正言行一致践行素食理念的明星也寥寥无几，不少明星前脚宣扬素食主义，后脚就被扒出大鱼大肉，这无疑对其自身形象会造成负面影响，而前仆后继的原因只能解释为“他们给得实在太多了”。
因此，常识和理性依然是避免落入消费陷阱的不二法门。自己吃素而不要求他人吃素是自由，自己吃素便阻挠他人吃肉是愚蠢，自己不吃素却鼓动他人吃素是恶毒。如果一种理念真的如其所说的那么好，那么为什么这种理念的鼓吹者自己都不能践行它呢？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刘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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