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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当时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60万人，其中军人300万人，非军人330万人，而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就有130多万。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没有以暴易暴对百万日本侨民大加鞑伐，而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迅速安排日本侨民回国。1945年底，美、苏、中共、国民党三国四方就遣返日侨俘问题进行磋商，原则上确定将所有在华日本侨俘一律有组织地遣返回日本。美国同意派海军第七舰队担任从中国东北到日本本土之间的海上运输，苏联承诺负责遣返大连旅顺地区日本侨俘，但是拒绝利用大连和营口两港遣返其他地区的日本人，因此东北地区唯一可利用的港口就是辽宁的葫芦岛港。至此葫芦岛港成为东北日本侨民生还的希望，葫芦岛成为他们新生活的启航站。1946年1月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会议，商定了有关遣返日侨的具体办法。
1946年4月中旬，大遣返开始，在东北各地居住的日侨分期分批集中到葫芦岛，从这里登船启程开始了他们归国还乡的第一步。
1948年底，遣返基本结束，105万日侨从葫芦岛走向了新生。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把葫芦岛称为再生之地。历史在这里为日本侵略中国以失败而告终划上了一个句号，历史也在这里为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留下了一座人道主义的丰碑。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对战败国施以割地、赔款、占领等苛刻的惩罚也不胜枚举。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且在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却对战败国与战争的发动国——日本采取迄无前例的宽大政策，把近214万的战俘与侨民平安地遣送回国。
（1）周密安排
根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记载，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境内的战俘与侨民多达2138353人。把数目如此庞大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在短期内完全遣返回国，对于当时中国疲惫不堪的运输力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推进遣返俘侨工作，中美双方于1945年10月25日～2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本俘侨的联席会议，会议制定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该计划规定，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的遣送归国由中国政府负责，同时还要尽量利用日方人员，并要少数美方人员予以协助，负责中国政府与美国海军之间联络事宜。该计划还规定，除了炸药、弹药、军刀、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金条、银条、宝石、股票、艺术品等严禁携带外，日本官兵与侨民可以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对于携带的款项，军官可以携带500元(国民政府货币单位，下同)，士兵200元，一般侨民1000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船只成为运输的主要工具。中国本土、台湾与日本之间由登陆艇运输，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管制。最初拟定的港口只有上海、青岛和天津。在中国南部海域扫雷完成后，再扩大至广州、海口、厦门、基隆、高雄和越南的海防等港口；日本方面接受入境的港口有佐世保、鹿儿岛、博多和吴市。中国政府不仅制定出庞大的遣送计划，而且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周密细致的安排。据估计，三个月内将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大包，如果按当时每包8000元计算，共需款102.574亿元。
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本俘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战区所能接收到的船只；从中国内地遣送日本人到中国各港口的运送效率及困难；每天运输的数量；日本俘侨的集中等等。
当月15日，盟军总部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会议。会议规定，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协助中国把中国东北、台湾、海南岛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本俘侨遣返回国。措施包括美国总部安排各遣送港口的先后顺序，并担当指挥各有关来华船只遣送的任务；中国方面负责日本俘侨进出港的登记，有传染病者严禁上船等。为了不使瘟疫在遣送途中流行，1946年2月6日《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进一步规定，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遣送船也要消毒。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与侨民遣送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而严密的，也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
（2）不带歧视与报复
在经过准备与部署之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工作全面展开。按照部署，日本战俘与侨民先集中到中国大陆的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台湾的基隆、高雄和越南北部的海防等12个港口，然后分乘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船和日本的船只遣返日本。
中国战区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逾213万，如果把苏联接收的东北地区160万侨民加上，总数超过370万人。为了早日把这些日本俘侨遣送回国，中国政府紧急调用了国内80%以上的运输力量，日夜兼程地把日本俘侨由各分散地集中到主要港口。为了使伤病和失去行动能力的日本俘侨早日回国，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1.2万多副担架和2万余人的护送队伍，对伤病的日俘、日侨实行特殊护送。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载有数千名侨民和300余日本伤兵的遣送船由天津塘沽港开出，揭开了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的序幕。随后，青岛、上海、广州等地的遣送工作陆续展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运送，到1946年底，中国境内的370余万的日俘、日侨遣送完毕。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抗战胜利伊始，举国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对于遣返数百万日俘日侨无论陆运、水运、空运，以及其他补给行政支援等，都是极大的负担，可是我们仍然排除万难，迅速安全地把他们遣送回国。
中国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大遣返，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据日本方面估计，在当时海上交通均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只靠日本的力量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所有的日本在华俘侨全部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
作为战败国的俘虏与侨民，可以携带衣服、被褥、粮食、现金回国，且途中受到医疗、饮食供应上的照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担任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及撤侨援护院参与的大久保传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南洋各地，中国东北(当时由苏军占领)以及韩国遣返的军民，几乎全是赤裸裸的，光身一条，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相反，由中国大陆归来的，则不管是粮食、衣物，都带有足以暂时维持生活的行李回来。”
（3）奠定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
中国对日本的俘侨政策是战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基本准则。自近代以来，日本对华侵略有增无减，先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济南惨案”(1928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一?二八”事变(1932年)、长城事变(1933年)，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对华侵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后初期如果没有调整中日两大民族矛盾的基本原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总体来看，战后初期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比较平稳，中国境内没有出现因日本军队的烧、杀、抢、掠而造成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复仇现象。中国人民对日本俘侨是宽大的，没有加害他们之意。
日本在二战中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如果换成1937年的美元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的战火，遍及中国22个省区，大小战役38913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可以利用战俘劳动力，根据其能力进行生产恢复。作为战胜国，中国羁留日本战俘修复被其破坏了的道路、桥梁、工厂并不为过。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
首先，关于此次撤侨行动的目的和背景，日本方面表示，鉴于与周边国家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已指示派遣自卫队飞机前往周边国家待命以准备撤侨。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和？
据日本外务省介绍，约有280名日本公民将受到保护，他们将被转运至约旦和阿塞拜疆等地。然而，目前周边国家的机场都处于封锁状态，因此日本计划安排希望撤离的人员乘坐巴士先行撤往这些地方。这一行动不仅凸显了日本在海外利益保护上的决心，也引发了关于琉球群岛未来命运的种种猜测。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撤侨行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保护国民，但实际上却暴露出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本质。这一举动不仅加剧了琉球群岛周边国家的不安情绪，还可能让更多的民众成为被动的牺牲品。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日本的国运还能经得起几次这样的豪赌？
这场撤侨行动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布局，更是一场关于信任、权力和利益的考验。如何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维护好民众的利益和福祉，是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课题。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各国应该更加注重彼此的利益和共同点，避免采取过激的行动来获取一时的利益。最后，希望各国能够更加注重和平、合作与共赢的理念，共同维护好国际秩序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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