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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宏杰:为什么乾隆盛世得不到认同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乾隆时代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为何如此黯淡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得出的这个集大成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14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还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一幕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乾隆所处的18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如果这一盛世出现在汉朝或者唐朝，当然无愧于“伟大”二字。
然而不幸的是，乾隆所处的18世纪，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人类进步的脚步一直是迟缓的。而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戴逸先生在他的《论乾隆》文中说：“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7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的成就。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
二、从生活水平来看，古代中国是否一直领先于西方?
受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认为古代中国是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的，这种领先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结束(19世纪初)，西方才逐渐超过了中国。
但事实正如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吗？
其实，单从生活水平来看，自从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就已经开始逐渐超过中国了。到1300年，元朝建立后不久，由于其统治过于暴虐，导致民不聊生，百姓难以进行有效地生产劳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地区了。
到1400年，明朝建立后不久，这时候的西方已经开始了向全世界探索，随即开辟了新航路以及发生了商业革命，西方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被英国所超越。到1750年，此时的中国正沉浸在所谓的“乾隆盛世”之中，但西欧却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社会生活水平全方位上升，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从整体上远远落后于西欧了。
据历史学家张宏杰先生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描述：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农场的一个普通劳工的一日三餐是这样的，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等；晚饭则是面包和奶酪。而且在星期天，人们还可以吃上咸猪肉。
而同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则是这样的：18世纪末期，英国派出的访华使团到达北京大沽口，船舶在大沽口停靠期间，前来迎接的中国官员给使团送来了大量的食物礼品，其数量之多令英国人感到极为惊讶。
但是，当运送食物的船只载着中国官员走后，发生了一个令英国人意想不到的场景：由于中国政府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在路上已经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便把这些死猪死鸡从他们的船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的跳下海，去捞这些被英国人扔了的弃物。从这一情景中我们可以得出，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事实上是处于饥饿状态的，不然也不会争先恐后地去抢英国人扔掉的食物。
不久，英国使团在前往北京的过程中，一路所见到的景象更令他们吃惊，他们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他们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由此，英国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外表繁荣富庶的帝国内部则是难以想象的贫穷。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堂堂的京畿之地都如此贫穷，其他的地方就不用说了。
英国人之所以对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感到震惊，主要是因为那时中英两国的人均gdp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在北宋之前，中国要比英国富裕得多，但在北宋之后，英国的人均gdp开始不断增长，而中国的人均gdp却不升反降，特别是进入清代以后，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中国的人均gdp每年都在衰退。1600年，中国人的人均gdp约4.5两，但到了1840年，已经下降到了3.4两左右。
随着人均gdp的下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下降。1300年之后，虽然欧洲部分地区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差距还不算太大，当时欧洲人的生活条件虽然比中国老百姓的要好，但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所占的比重不是太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足以让辛苦了一天的农夫心满意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在原地踏步，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而西方地区的经济却发生了质变，经济越来越发达，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已经越拉越大。当我们还靠着红薯、玉米度日的时候，人家已经能喝上啤酒、吃上猪肉了。
16世纪时，此时的中国是明帝国统治的时代，这时的中国和西欧相比，以粮食总产值为例，英国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每年生产的粮食是5007公斤，而明代农业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个普通农民一年生产的粮食才2173公斤。也就是说，中国最富有地区的农户每年的粮食产量还不到英国的一半。
据清华大学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团队指出：14世纪和15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时期，英国普通农民主食中小麦比例增加，逐渐取代大米和燕麦；农民已经可以定期地喝到啤酒，酒的消费开始成为农民饮食的一部分，许多村庄出现了永久性的啤酒馆。肉食也逐渐增多，还带动了乡村屠户的生意发展。
这是工业革命早期的情况，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英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又进一步提高。中等家庭的消费每天还要加上一些脱脂牛奶和淡啤酒。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一些家庭每周还会多出糖和黄油各半磅。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大多数农民依旧是依靠红薯、玉米度日，粗茶淡饭，勉强能维持温饱，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挖一些野菜才能度日。
所以，历史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不是一直领先于西方的。虽然我们有着几千年的文明，但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王朝的交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在意的只是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加强皇权。因为封建皇权本身所具有的自私性，统治者并没有想着去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或者促使社会发生强有力的变革，他们所在意的只是自己的皇位是否稳固。
在最有可能发生变革的清乾隆时期，也因为乾隆皇帝的盲目自大、故步自封，断送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在马戛尔尼访华期间，纵观当时的世界大势，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是东南亚海上力量的空白期，这是上天留给中国最后的几十年时间。如果乾隆在这时敏锐地认识到当时的世界大势，察觉到迫在眉睫的威胁，积极与外国通商贸易，经略海上，就有可能获得西方最新的军事以及科技成果，努力追赶世界水平，从而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富强起来。
但是，这种情况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封建王朝的保守性与排他性决定了这种可能性极其微小。
张宏杰讲师-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博士后
2025-05-0908:28·讲师宝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
作家，学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
博士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辽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
非虚构历史写作、公共史学传播
经历
1972年4月出生于辽宁，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历史系博士后。
出版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简读中国史》
《简读日本史》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曾有多部作品在港台及海外出版。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辽宁文学奖”等，2006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散文家奖”提名。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1]（CCTV1、9及湖北卫视2013年3月同步播出）总撰稿。2013年6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系列节目，收视率创年度最高。[3]曾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做过多场学术讲座。2018年4月，张宏杰应邀出席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以“贵族精神”为主题的演讲。
。
著有《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中国人的性格历程》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在《当代》开设《史纪》专栏。
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辽宁文学奖”，2006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散文家奖”提名。
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成败论乾隆》[9]。2010年在央视《子午书简》讲述《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10]。
2016年《张宏杰：曾国藩24锦囊》音频节目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11]
张宏杰笔触关注的主要是历史、文化和国民性，创作了大量大历史文化散文，出在大陆、港台及韩国等地出版多部散文集，作品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多次登上全国新书排行榜。2006年在《当代》杂志开设的“史记”专栏在读者中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他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上的跨文体写作，掺杂了大量小说式、历史报告文学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写法，他在叙述中表现了一个高超的小说家的技巧，有意识地强调了情节的大开大合。叙述的流畅、情节的开合、语言的力度，所带给人的，是小说式的阅读快感。
作家莫言评论到：“张宏杰以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WINDRISES MINIPROGRAM PROMOTION】尊享直接对接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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