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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从精神到肉体，日本殖民奴化台湾人有多彻底？一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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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p>
与政治上的专横统治和经济上的榨取剥削相伴随，日本殖民者还在文化教育上实施同化、奴化政策。
1、彻底的奴化教育
教育方面，初等学校的教学主要以普及日语为目的，并通过其它课程对台湾学生灌输效忠日本帝国及天皇的奴化思想，中等教育多培养一般技术人员。
高等学校则主要为在台日人子弟而设，竭力排斥台湾学生。日本统治期间，台湾整个教育制度完全建立在极不平等的基础上，普通教育，占领台湾初期，设小学校招收日籍学生，设公学校招收台籍学生。1920年公布共学制，台生可以进入小学校学习，但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富裕人家子弟，且须经州、厅批准。小学校的师资、经费、设备都比公学校优厚。
据1938年预算，小学校学生每人平均经费为50元，公学校则仅25元。学龄儿童就学率，日人为99.49%，台人仅46.69%。课程内容有很大差别，六年制公学校毕业的学生，其文化程度不及小学校五年级学生。台籍学生升学率远不如日籍学生，一些成绩优秀的台籍学生又常常被借口“思想危险”而拒之门外。
1938年，报考男子中学台生5248人，仅录取724人，日生1925人，录取达1266人：女子中学台生2244人，录取676人，日生2610人，却录取了1412人；各种职业学校台生5552人，录取仅659人，日生1644人，录取890人。全台四所师范学校，在校学生共1590人，其中日生1246人，台生只有344人，而台北第一师范则全部是日籍学生。
1938年，日籍男女生分别占全台中等学校学生总数的59.3%和72.8%，按人口而论，在台日人仅及台人的1/10，而台生却不及日生的一半，可见台湾的中等教育设施大部分为在台日本人所享受。
这种情形，在台湾高等教育中更为突出，据1932-1934年3个年度的统计，台北帝国大学文政、理农两学部的学生中，日生占81.1%，台生仅占18.9%，尚不及日生的1/4。
以上表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行了以确保日人支配地位为中心的极不平等的教育政策。
日本侵占台湾后，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推行文化同化政策；强制学习和使用日语，是这一政策的主干。日本殖民者进入台湾后，宣布日语为“国语”。1896年即在台北芝山岩设立“国语传习所”，培训日语人才，以为同化教育的先声。
以后规定公学校必须学习日语，而汉语课每周仅两个课时，中等以上学校的汉语则完全采用日语拼读法讲授。共学制实施后，又规定升学考试必须测试日语。此外，还设立风俗改良会、国语（日语）普及会等御用团体，在社会上推行同化政策。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使强制同化政策达到高峰，在所谓“一视同仁”的幌子下，强迫台湾同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不懂日语者购买火车票时被训斥为“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等”。有的车站干脆拒绝售票，叫嚣“不懂日语者滚回中国去”。
殖民者还强行拆毁小寺庙和各家的祖先神主牌，要人们改奉日本的“天照大神”，甚至奖励建立日语家庭，鼓励穿和服或“国民服”，按日本风俗习惯生活，对改易日本姓名的予以优待，等等。台湾固有的戏剧、音乐等也横遭禁止，他们鼓吹改良剧、皇民剧和所谓的新台湾音乐，为侵华战争歌功颂德的“忠勇美谈”、“日华事变美谈”等所谓“青年剧运动”勃兴一时，并强迫台湾同胞歌唱日本军歌和日本歌谣，企图向台湾人民注入“大和魂”。
所有报纸的汉文栏，一概禁止出版，1941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由台湾总督自任总裁，在中央本部之下按行政系统设立分会、区会和奉公班，并按职业、年龄、性别等，分别成立产业奉公会、奉公壮丁团、大日本帝国妇女会台湾分会等，把每家每户都强制纳入其组织，台湾同胞还不得不常常参加毫无报酬的“劳务奉公队”，为殖民者出力。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皇民奉公会”，推行“皇民奉公运动”，进一步强化对台湾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为它的侵略战争服务。随着战争的扩大，殖民者又强迫台胞充当“军夫”，为其对外侵略效劳。
在日本统治期间，大批日本移民进入台湾。据统计，1905年在台湾的日本人约有6万人，1915年为13.8万人，1925年为18.9万人，1935年为27.2万人，1942年达38.8万人。
从1905年到1942年在台日本人口增长率为646.7%，而台湾本地人的人口增长率却只有196.1%。1942年日本移民已占全台人口总数的6%。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机构及学校中，高级职位几乎全被日本人所独占，台胞只能担任一些低级职务。
据1944年统计，全台特任、简任待遇人员133人中，只有1名台胞；荐任待遇人员2027人中，只有22名台胞。殖民当局对日籍和台籍的工资劳动者采取赤裸裸的差别对待。日籍公教人员不仅工资高，提升快，而且还有50-60%工资额的补贴。
工商会社中的白领阶层，日籍比台籍的工资也高得多。至于工人工资的差别更是惊人。据调查，1922年台北市日籍工人同台籍工人工资差别，同一工种，日籍工人所得比台籍工人一般高出100%以上，而染色工竟高出20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物价一直在上涨，以生活必需品的米为例，1895年每石平均价为3元，1905年涨至7.1元，1935年更高达21.585元，分别增长了1.3倍和6倍；而台籍工人1935年平均工资仅1.19元，比1895、1905年仅增长一至二倍，因此，台籍工人的名义工资虽然不变或略有增加，而实际工资却一直在下降。
2、对农民的盘剥
再看台湾广大农民。旧有的大租权虽然取消，但封建的农业生产关系依然保存，佃农仍旧遭受沉重的剥削。台北一带水田的地租，通常占全部收获的55%；台南一带旱田的地租占40%左右。
地租之外，还有其它各种剥削。碛地银（押租）制度在中北部盛行，每甲收数十元至一百数十元不等。旱田的地租必须预先缴纳，收获两季的水田，第一季缴纳的租谷远较第二季为多，地主实际上预收了一部分地租，还有所谓“铁租”制，即无论灾害歉收，佃农必须照常缴纳地租。不少大地主将土地委托他人管理，后者称为“佃头”或“二手头家”，他们常常向佃农进行额外的勒索。
1933年对37543户农家（占全岛农户总数的90%）的调查表明：负债农民占87.42%，平均每户负债额高达469.65元。在日本垄断资本直接经营的农场中，农民的生活更加窘困。糖厂原料采取区内的蔗农只能向区内糖广交售甘蔗，其价格由资方单方面决定。
佃农还须向糖厂提供劳动力，且不得从事农业以外的副业。由于事先得向糖厂借贷才能维持再生产能力，所以，虽然名义上蔗农有选择作物的自由，但实际上却无法随意改种甘蔗以外的其它作物。这里的蔗农实际上处于种植园农奴的地位。
再如咖啡园农民，日本园主通过契约关系强迫栽培咖啡树，佃农在生产乃至生活方面均须俯首听从园主的指挥，所有生产物必须上缴，且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农场。由此可见，咖啡园农民地位之低较蔗农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台湾，除了极少数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豢养或与日本垄断资本相勾结，从而飞黄腾达，政治、经济利益与日本殖民者相一致外，台湾中、小资产阶级的处境也相当艰难。台湾的民族资本在1911年开始有所发展，1917一1923年间发展速度明显加快，6年间设立工厂或企业数达201家。
但是，除少数族系大资本财团外，台湾民族资本大多资力薄弱，一般自数千元至二、三万元不等，又受到殖民当局和日本垄断资本的重重阻碍和打击，例如不准单独组织株式会社，没有产品外销权，贷款困难，等等，很难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有的甚至连生存都受到威胁。至于经营手工业和小商业的人，他们的经济地位更是极不稳定，随时都面临亏损甚至破产的危险。
台湾的大地主阶级人数不多，却占有大量耕地，在日本殖民统治秩序的保护下，继续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地租剥削。他们中有的人还投资经营近代工商业，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殖民当局以及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有较多的联系。但由于殖民当局的收夺土地和征收土地收益税，以及农村警察网的建立，在经济和政治上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与殖民统治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中小地主阶级依靠出租土地或雇工耕作，对贫雇农进行剥削。不少人还兼营工商业。他们在殖民当局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盘剥下，经济地位很不稳固。
3、对高山族的镇压剥削
高山族是世代居住在台湾的土著民族，他们和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和建设着这一美丽富饶的宝岛。高山族居住在占台湾总面积50%左右的山地，那里有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矿藏，是日本侵略者久已垂涎的目标。
1896年，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小野遵即曾指出：
“今后樟脑之制造，山林之经营，林野之开垦，农业之增殖，以至日本人之移住，矿山之开发等，无一不涉及番地（指高山族居住地区)，台湾将来事业，尽在番地。今欲在番地经营事业，首先须使番人服从我政府。”
因此，在镇压汉族武装反抗告一段落后，日本殖民者便将刺刀指向了高山族人民。他们设置隘勇线，建立隘寮，在险要处布设电网，不准高山族同胞随意下山。此后，将隘勇线向纵深步步推进，蚕食高山族人民赖以生存的森林和猎场，殖民者还派出大批军警，收缴枪枝，到1923年共没收枪枝2.9677万件。
1910年，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制定了《五年讨番计划》，动员万余名军警，耗费1600余万元，对高山族聚居地进行惨绝人寰的“讨伐”，打死打伤高山族人民1.1万余人。
此后，还不断进行规模大小不等的“讨伐”，直至1926年，殖民当局宣布所谓基本完成“理番”事业，在高山族聚居地区建立了全面的统治。为了监视、统制高山族人民，殖民当局设置了庞大的警察体系，平均每20名高山族同胞便配有一名警察，“番地”警察集军、警、政、教大权于一身，被称为“草地皇帝”。
殖民者还诱迫组织所谓“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等，企图网罗高山族中德高望重者为其利用，达到“以番治番”的目的。日本殖民者大肆掠夺高山族人民的土地，建立茶园、热带作物种植园、樟脑园，大举开发矿山，砍伐大批优质木材，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日本殖民者还常常无偿征用高山族人民的劳动力，修筑公路、水渠，架设桥梁，高山族人民受人雇佣，所得工资往往遭到警察的克扣。
据当时人揭露：
“令番人工作，每日工资二十五钱，但警察只付给番人十五钱，其他则饱入私囊。”“制脑会社宣称每日付给制脑工人六、七十钱，实际上番人只得十五钱至二十钱而已，余皆为警察居中剥削。”
殖民当局开设的交易所，以低价收购山地土特产品，而以高价出售工业品。对不满日本殖民统治的村社，则以断绝供给盐、米等配给品为手段，进行威吓控制。高山族妇女更是倍受殖民者的凌辱，殖民头目视察村社，往往要美貌女子盛装陪饮，而当地的警察更肆意玩弄妇女，经常激起淳朴的高山族人民的愤慨，对高山族儿童，由警察进行日语和修身等奴化教育，灌输所谓“皇国史观”。为配合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还强迫高山族人民组织“番民军训团”、“战时服务团”，甚至把高山族青壮年拉入“高砂义勇队”，到前线充当炮灰。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各族人民备受殖民者的压迫剥削和欺侮凌辱，然而，台湾人民并没有沉默，他们不畏强暴，开展了不折不挠的斗争。事实证明，台湾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4、台湾人民的反抗
就在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平定台湾不久，1895年11月，台湾东北部由林李成、林大北领导的起义，擂响了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战鼓。
许绍文、陈秋菊、胡阿锦、简大狮等各路义军，无不克日兴师，群起响应。起义军迅速攻占瑞芳，并一度围攻台北、日本殖民者惊慌失措，急忙调集大兵进行围剿。一波未平，一波再起。以柯铁为首的中南部人民抗日斗争又迅猛掀起，义军利用深山密林作掩护，开展游击战，不断袭击日军驻屯所；林少猫、陈发等部与之相配合，演出了一幕轰轰烈烈的抗日壮举。
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后，采取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手段，分化瓦解起义军，并进行诱捕和暗杀，林少猫、简大狮先后被害，柯铁病死山中。但是，殖民者的屠刀吓不倒英勇的台湾人民，他们前仆后继，战斗不息。
1907年11月，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1912年3月刘乾领导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12月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1915年5月余请芳领导的噍吧哖起义，先后奋起。这些起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无不给予日本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下，随着台湾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步壮大，以知识分子为主干，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在内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非暴力政治斗争，蓬勃兴起，斗争首先从东京开始，1919年后，一些台湾留日学生联络大陆及朝鲜在日本的革命志士，先后组织声应会、启发会、新民会以及东京台湾青年会等团体，刊行《台湾青年》杂志，抨击日本的殖民暴政，要求撤废“六三法”。
1921年1月，林献堂、蔡惠如、林呈禄等在东京征集了170余台胞签名，向日本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在台湾设置民选议会，遭到拒绝。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以后继续开展，前后历时14年，请愿15次，始终没有结果。
1921年10月，在祖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成立，它聚合了各种思想倾向的反日知识分子，通过演讲会、发行报刊等各种方式，唤起民众，反抗日本殖民压迫。在文化协会的影响下，台湾各地成立了不少进步青年组织，台湾青年学生发动了多次反压迫斗争。
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发生分裂，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民众党成立，要求确立民本政治，并试图与工农大众联合，支持农民的抗日运动；林献堂、杨肇加等则组织了温和的“台湾地方自治同盟”，要求改善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
所有这些非暴力的政治斗争，虽然在殖民当局的高压下，都没有什么结果；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民大众，迫使日本殖民者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因此具有进步意义。
20世纪20年代，台湾的农工运动也开始兴起。农民组合纷纷成立，反抗殖民经济掠夺和地主剥削的斗争，此起彼伏。1925年，彰化二林的蔗农组织了台湾第一个农民组合，发动了要求林本源制糖会社在收购甘蔗时允许蔗农会同过磅和参与决定价格的斗争，结果遭到警察的镇压。仅1927-1928两年中，共发生农民斗争565次，参加人数达5276人，台湾的工人也多次组织罢工和示威，其中以1927年4月高雄浅野水泥工人和高雄铁工所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理解雇工会干部而发动的罢工，规模和影响为最大。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成立，要求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推进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解放，并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
高山族人民对日本殖民者的反抗斗争可歌可泣。1897年，日军对高山族太鲁阁部落发动“讨伐”，遭到猛烈抵抗，日军损失惨重，被迫收兵。1911年，日警收夺北势高山族人民的枪校弹药，遭到拒绝，殖民当局出动千余军警镇压；但在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抗击下，连连受挫。1900-1912年，大嵙崁高山族人民多次举行起义，阻击了先后前来镇压的大批军警，使殖民者弃尸累累。
1911年，为围剿马利可宛高山族人民，台湾总督府调动了2000余警察，结果死伤枕藉，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913年，进攻奇那济高山族人民，出动军警3000人，被打死打伤200余名，其中将校以下军官30人。
1915-1920年间，许多地方的高山族民众，纷纷起来袭击当地的警察驻在所，击毙击伤不少警察。1930年雾社起义的爆发，将高山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推到了最高潮。这一年10月27日，饱受殖民者奴役和凌辱的雾社高山族群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袭击雾社周围的警察所，夺取枪枝弹药，武装自己。接着向雾社推进，一举捣毁所有在雾社的日本殖民机构，杀死殖民者及其家属100余人。
日本殖民当局慌忙调集数千名军警，由台湾最高军事长官亲自统率，前来镇压。起义群众与敌激战后，退入山地坚持抵抗。丧心病狂的日本殖民者竟出动飞机，投掷毒气弹，许多起义战士惨遭杀害。起义最后虽然遭到失败，但雾社高山族人民的反抗精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它标志着日本殖民者惨淡经营的“理番事业”的彻底破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人民的反日民族解放斗争与祖国大陆的抗日战争互相声援，密切配合。
祖国大陆的抗日战争，增强了台湾人民最终摆脱日本殖民统治、重归祖国怀抱的坚定信念。许多爱国台胞，不避艰难险阻，回归大陆，与留在大陆的台胞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他们组织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台湾义勇队”等，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在台湾岛内，由于殖民当局实行战时体制，进一步强化法西斯统治，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已经很难开展；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采取各种方法抵制日本殖民者掀起的皇民化运动，如使用汉语或台湾话，抵制改换日式姓名，反对向青年学生灌输日本皇国思想，暗中写作抗日反战作品，坚持中华文化传统。
此外，1941年的东港事件，1944年的瑞芳抗日军事件及苏澳事件等，无不反映出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台湾人民的无畏斗争精神。这些事实说明，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始终没有屈服。
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承认：
“万一敌军登陆，台湾人会不会突起响应，袭我皇军之后，造成严重的事态呢？就我来说，就缺乏这种完全信赖台人的自信或勇气。”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饱尝整整五十年殖民统治苦难的台湾人民终于取得了回归祖国的伟大胜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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