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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宗棠晚年为何要和有恩于自己的曾国藩彻底决裂?

曾国藩和左宗棠同时位列晚清四大名臣，因此很多人都以为两个人是同辈。可实际上，左宗棠可以说是曾国藩一手扶植起来的。按理说他应该对曾国藩敬佩有加。但后来左宗棠居然和曾国藩彻底决裂了。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左宗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是被邀请出山，而且在第一场战役当中就交出了漂亮的答卷。他调度军粮，日夜撰写文书，只为大清能取得胜利，正因为有了他提供的军事方案，长沙才得以守住。在此后，左宗棠声名鹊起。

但正是因为他非常有能力，所以他特别骄傲。曾国藩的地位比他高，很多人都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对此左宗棠非常的不屑，他觉得曾国藩之所以能立下那些功劳，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而是他顺势而为。他认为自己如果站在曾国藩的位置，他做的绝对要比其要出色。

其实早先，左宗棠最恨的人，应该就是李鸿章。倒不是他们两个有什么私人矛盾，而是他们两个的政见正好是对立的。左宗棠希望的是先平定新疆，而李鸿章等人则是把日本当做假想敌，提出把收复新疆的费用收回，之后升级海防，两方一直争执不下。

虽然最后左宗棠胜利了，但是他为了对抗李鸿章可着实费了不少的功夫。这其实只是左宗棠和李鸿章不和的一个缩影。因为立场的不同，左宗棠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和李鸿章站在对立面。

要知道，李鸿章这个和左宗棠争吵的后辈，也是被曾国藩给提携起来的，所以左宗棠把对李鸿章的厌恶，迁移到了曾国藩的身上。要知道，当时左宗棠和李鸿章的不和可是人尽皆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还是格外照顾李鸿章，这让左宗棠非常不爽。

左宗棠受到曾国藩的提携，他的内心肯定是感谢曾国藩的，但是感激并不意味着在很多事情上他会作出让步。因为很多时候左宗棠代表的其实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集体的利益。如果左宗棠选择妥协，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在党羽当中树立威信了，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情。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左宗棠和曾国藩无论感情如何，他们表现出现的样子只能是不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希望看到的是大臣们互相制衡和牵制，而不是他们铁板一块。如果大臣们空前团结了，那么该着急的就变成皇帝了。敢让皇帝着急的人，肯定会原地去世的，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人精，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自然明白。

所以他们如果有矛盾，那么他们就大胆把矛盾搬上台面。如果他们没用矛盾，那么他们就强行制造矛盾，以此来让慈禧安心。这并不是他们两个杞人忧天，要知道与他们两个不只是权臣，还是手握重兵的权臣，如果真的联合在一起，是有颠覆清朝统治的能力的。

二、晚清中心四大名臣当中四人最后为什么会抱憾而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晚清政府得到了30余年的喘息时间。实际执掌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重用汉臣、大力改革，努力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乱局中摸索前进，使得国内环境基本安定、洋务运动蓬勃发展，让封建社会出现了最后一次“中兴”气象，后世称之为“同光中兴”。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就是为“同光中兴”的出现和延续做出巨大贡献的4位朝廷重臣，一般认为他们分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

其中，曾国藩被评价为“群才效用，大寇荡平，而为中兴第一功臣也”;李鸿章被慈禧太后赞颂为“再造玄黄”;左宗棠则是“勋名之盛，秦汉以后，谁与比伦”;张之洞更是被清廷评价为“公忠体国，廉政无私”，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教育改革做出了绝对不容磨灭的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4位晚清重臣还有一个颇令人无奈的共同点，那就是无一例外，全部“抱憾而终”。

曾国藩

“天津教案”以后，被朝野上下评价为“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的曾国藩，从神坛之上重重跌下。据时人笔记记载，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被冠以“卖国贼”称号，朝廷赏赐给曾国藩的赞颂匾额被愤怒的国人“悉数击毁”。湖南乡绅甚至还召开大会，公开宣布削除曾国藩名籍，即不再承认他的“湖南人”身份。

“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曾国藩，灰溜溜地返回两江，不到两年便病逝于南京官邸。曾国藩死后，朝廷虽然给予了至高待遇;《清史稿》也罔顾历史，记载有“百姓巷哭”的字眼;但这都无法掩盖曾国藩“抱憾而终”的事实。

李鸿章

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代表晚清政府同英、法、美、日等十一国外交代表于北京签订《辛丑条约》，确定了“人均一两，以示侮辱”的4亿5千两白银赔款。继《中法新约》、《马关条约》，尤其是《中俄密约》签订以后，再签订《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彻底戴稳了“卖国贼”的帽子。

李鸿章在晚年的总结和自我反省中，称自己只是“糊裱匠”，“练兵、海事，都不能实在放手办理”，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只是，就像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李鸿章在晚清诸多外交事件中，尤其是在签订《中俄密约》期间被坐实的纳贿卖国表现，也足以让他落得“大口吐血、旋即而终”的下场。很明显，李鸿章也是带着一肚子的遗憾离世。

左宗棠

和曾国藩、李鸿章不同，左公在晚清时期是一个绝对值得后世敬仰的另类英雄。仅凭左公“抬棺入疆”的霸气举动，就对得起后世对其“中国之光、民族之光”的至高评价。

光绪十一年，重病在身的左公向朝廷上呈了遗折。在这道遗折中，左公的报国之愿，感人肺腑：

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

“遗憾平生、不能瞑目”，煌煌左公临终仍怀爱国心、报国志，只是这遗憾确令世人心酸。

张之洞

宣统元年，身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的老臣——张之洞病重，时任摄政王载沣前往探望。对于张之洞以“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为由，不可轻易处置袁世凯的建议，载沣只是平淡地给予了“不怕，有兵在”的回应。

就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张之洞称载沣之言为“亡国之言”并无不妥，更难怪张之洞会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

就此来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四位为“同光中兴”做出巨大贡献的朝廷重臣，或因晚节不保、或因国人咒骂、或因壮志未酬、或因哀叹国亡而抱憾离世。

只是，这几位凭借一己之力即可为晚清续命的国之柱臣，为何回落得如此地步呢?

或许，美国学者贝尔斯在其所著《左宗棠传》中对左公的一段评价，最能解释这个巧合：

他对古代圣贤怀有敬畏之心，且一直遵循圣贤之道。他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他怀有坚定的信念，深信国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找到一条出路。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4人中，虽然只有张之洞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但4人都曾受过极为系统、正规的传统教育，“忠君爱国”的圣人教诲早已经深入骨髓。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他们看来，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奉献自己的力量就是“忠君”，更是“爱国”。

面对晚清时期的多灾多难，曾国藩平内乱是出于这个目的，左宗棠收复也是这个目的，李鸿章同帝国列强的周旋、张之洞主张的“实业救国”更是如此。只是，他们也只能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尽人事、听天命”，晚清的衰败乃至灭亡，无法阻挡;帝国列强的船坚炮利，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更无法阻挡。

正是这种无奈，正是这种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强烈对应下的无可奈何，才会有四人临终时的巨大遗憾。

左宗棠收复新疆损失有多大？看死了多少勋贵，数据名单真触目惊心

“抬棺西征，护我山河！”

左宗棠，他是晚清名将。

晚清时他血战阿古柏，将其一举歼灭。

但大清却损失惨重，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1864年，清政府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因，无暇顾及偏远的新疆。

于是新疆各地豪强并起，各自称王，局势也乱作一团。

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抓住这次机会，趁乱打进了新疆。

并把新疆内各地的领头者都打的落花流水，清除了阻碍后。

在1867年，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自己称王，并且还得到了英国的支持。

1871年7月，沙俄也趁乱下场，率军占领了伊犁。

还假意向清政府表示，这次占领是为了保护清政府不被继续入侵，等清政府收复了新疆，他们就把伊犁还回来。

其实沙俄说这话，他自己都不信，更别说清政府了。

陕甘总督左宗棠得知此事后，觉得多方势力欺人太甚，多次向朝廷上书要立刻收复新疆。

但与此同时，日本正在侵占台湾。清政府当时属于腹背受敌，内忧外患。

李鸿章认为，新疆这个地方无法自给自足，还不如让出去，把塞防省下来的钱全用在海防上。

在当时，割地赔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所有的大臣几乎都支持李鸿章的说法，总不能两边都丢了吧。

就在这时，左宗棠坚决反对李鸿章的观点，并称：

“我退寸，而寇进尺。所以海防、塞防二者并重。国之疆土，尺寸不可让人。”

李鸿章其实就是想要塞防的钱拿给海防，但其实现在塞防也没有钱，还欠了士兵11个月的工资。

想让他们撤退，就必须补上军饷，还需要给他们遣散的费用。

李鸿章一听不但拿不到钱，还需要给左宗棠倒贴，这样一来李鸿章也不说话了。

左宗棠向朝廷表示，大清本来就是从关外入主中原，如果新疆丢了，大清会面临分裂的风险。

凭借左宗棠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这样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的大力支持，慈禧太后也点头表示赞同。

19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立刻下令召集兵马，到最后一共召集到了7万大军，并为他们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步枪等。

而左宗棠的精英部队有13000人，他们更是装备了2万支来福枪。

在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作战计划后，他挑选了一名年仅31岁的年轻将军—刘锦堂。

打仗需要的兵虽然筹集到了，但是筹集7万士兵需要的粮食以及军费更是难上加难。

左宗棠先是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军费，但国库因为打仗早已几近空虚。

朝廷为了支持左宗棠，凑够了200万两白银，各省也凑出了300万两白银给左宗棠。

但这500万两对用于收复新疆的军费来讲只是九牛一毛。

无奈之下，左宗棠用自己的名义向洋人借了1000多万两的高利贷，才勉强凑齐了这次出征的军费。

与阿古柏之战迫在眉睫，左宗棠四处筹集军粮，最终在开战之前凑够了4000多万斤粮食。

对于现在的清政府而言，毫不夸张的说这就是天文数字。

但朝廷还是给左宗棠写了封信：“只要遍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

1876年4月，左宗棠与阿古柏的战争正式打响。

清军一路势如破竹，在左宗棠的带领下，一炮就炸开了城门，轻松击溃敌军。

首战就歼灭了6000余人，而清军只阵亡158人，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8月18日，清军又凭借高昂的士气，杀敌冲锋，轻松攻下了乌鲁木齐。

我方士气大增，认为收复新疆压根不在话下。

但接下来的战斗让我们明白了，轻敌是兵家大忌。

左宗棠深知，玛纳斯是通往伊犁的交通要道。

乌鲁木齐的残敌与白彦虎合成一兵，必会殊死抵抗，这一战不好打。

在第一次进攻玛纳斯北城的时候，总兵冯桂增与名将额尔庆额为了抢攻，贸然选择进攻。

最后因为配合不当，轻敌导致被敌人包围，冯桂增被大炮打中不幸身亡。

额尔庆额被敌军打退，这次虽然损失惨重，但也让清军认真对待此次战斗，不再轻敌。

重振旗鼓后立刻对敌军展开了第二次进攻。

这次在各方的配合下，战斗十分顺利，成功拿下玛纳斯北城。

但其实，玛纳斯南城才是收复新疆的最大困难。

南城聚集了敌军大量的精锐部队，并且有着处于高处的优势。

1876年9月7日，金顺带领清军指挥攻城，但炮石从高处如雨点般落下。

在这场战斗中，官兵死亡百余人，总兵李大洪、熊佑林先后战死，清军在巨大的悲痛中退兵休整。

此后，清军对南城发起了多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官兵死伤200余人。

营总兵张大发、杜生荣等众多将领都战死在城下，场面悲壮惨烈。

南城城门久攻不下，最终僵持到敌军没有了粮食，这场战斗才迎来了尾声。

敌军统领眼见粮食不够，想让清政府投降。

但金顺提出的条件太过苛刻，敌军从城中拼死突围。

金顺趁此机会再次发起进攻，最终斩杀大半敌军，南城终于攻克。

但也因为这场战役，清军牺牲了上千名将士，数十名将军阵亡。

左宗棠成功拿下了北疆，接下来便是一鼓作气拿下南疆。

相较于北疆战役，攻下南疆则顺利得多。

南疆之战中，清军还是老方法，使用了猛烈的火力炸开城墙。

由于玛纳斯南城的战争消耗了阿古柏太多粮食与力量，这场战斗中的守军并没有之前的凶悍。

最后清军以100余人的伤亡轻松拿下战斗的胜利。

紧接着在托克逊城之战中，清军与阿古柏展开了最后的战斗。

清军用炮弹的火力压制，最终以90余人伤亡的代价歼灭敌军2000余人，拿下托克逊城。

在清军进攻吐鲁番时，敌军的士气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对死亡的恐惧，敌人直接缴械投降。

阿古柏见大势已去，最终服毒自杀。

哲德沙尔汗国在阿古柏死后，瞬间乱作一团，大清也成功收复了南疆，在1878年1月2日收复了和田。

至此，左宗棠仅仅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便成功将新疆收复，但伊犁却一直在沙俄的手上。

此前沙俄曾说待大清成功收复新疆后，便会归还伊犁。

朝廷派了一位外交使臣崇厚前往伊犁，与沙俄谈判。

但谁也没想到，1879年，崇厚在沙俄的威逼下，擅自签下了《里瓦几亚条约》，在条约中沙俄人只同意归还伊犁城。

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对崇厚将一把好牌打成这样的结果感到震惊。

左宗棠再次向朝廷上奏，次年朝廷又派出了一位使臣前往伊犁谈判。

但紧随其后的还有68岁的左宗棠，抬着自己的棺材，打算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

沙俄当时刚与土耳其打完，正在休养生息不宜再战。

再加上左宗棠拿着棺材的压迫感扑面而来，沙俄终于在谈判时做出了让步。

1881年2月，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归还大部分伊犁土地，但伊犁的霍尔果斯河以西的领土还是属于沙俄。

左宗棠其实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立马向朝廷奏请，希望马上建立新疆省。

而在左宗棠的推动下，1884年新疆省正式成立，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享年74岁。

参考信源：

《千秋独有左文襄”：历史上的左宗棠及其功绩》新华网2016年04月09日09: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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