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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障学名词解释什么是绝对贫困

绝对贫困又叫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样的个人或家庭就称之为贫困人口或贫困户。

中文名

绝对贫困

外文名

abjectpoverty，absolutepoverty

别名

生存贫困

对象

个人或家庭

国际贫困标准

二、简述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社会保障制度是在政府的管理之下，以国家为主体，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社会保障基金为依托，对公民在暂时或者永久性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用以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集体投保、个人投保、国家资助、强制储蓄的办法筹集资金，国家对生活水平达不到最低标准者实行救助，对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逐步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福利，保持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而制定的社会保险、救助、补贴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作用在于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特别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由国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实现。由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安置等各项不同性质、作用和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现代国家必须制定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1] 

社会保障理论可谓源远流长

社会保障理论可谓源远流长，其争议的核心就是关于社会保障中政府责任的多少，其理论观点主要有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中间道路三大流派。

经济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无形的手”的理论为基石，认为市场机制具有完美的自动均衡能力，一切生产要素及其价格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完成均衡。坚持以“市场”为第一性，排除政府行为的影响就成了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充当经济的“守夜人”。经济自由主义可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社会问题是个人责任的结果，它的解决当然也应该依靠自己而不是社会和政府。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整个19世纪引导着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取得发展和产生影响。他们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发展了古典学派的基本主张，反对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实施干预，强调依靠和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提倡社会福利市场化与私营化。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指一种主张限制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它主要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表现在社会政策方面，国家必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肯定政府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国家干预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主要有德国新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瑞典学派、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等。国家干预学说不仅构筑了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思想基础，而且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国家负责原则。

所谓中间道路，是介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理论。中间道路学派既不同意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主张；他们是反集体主义者，但不是反对国家干预者，因此，被称为中间道路学派。中间道路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38年，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出版了《中间道路》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到，走中间道路就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这种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使经济得到发展，还将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中间道路学派以新的面孔即“第三条道路”出现。“第三条道路”是在西方福利国家合法性危机和社会稳定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应运而生的，它“既不是放任自由，也不是僵化的国家干预主义”，它强调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协调，主张建立“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正是因为“第三条道路”的折中和妥协更接近现实中公共选择的结果，使得其备受各国政要的推崇，其理论被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等政界人士所实践。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政府责任理论并不是前后一贯的，而是具有时代性的。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中间道路是循环往复、交替出现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旧有理论的回归、修正或综合。而且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中，这三大理论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只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执政党政府中某一理论显得相对较为突出而已。

理论依据1.市场失灵说

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只有在极其严格的假设下才成立，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当

市场失灵作用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个人时，就表现为各种风险。将市场失灵对个人的影响综合起来，就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就有可能引起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商业保险领域的市场失灵使许多风险得不到有效化解，况且，商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很高，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保险业提供不了所有的保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制约着商业保险业的发展。而且，商业保险对于社会风险的化解更不可能从“促进社会公平”出发。可见，市场本身是无法建立有效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的，市场失灵使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成为必要。

2.公共职责说

人是有理性的，人创造政府的宗旨是为个人能够过上理性、正义的社会生活。因此，政府的根本目的是创造和保护公民或社会的公共利益，这是评判一个政治体系正义与否的根本标准。1690年，自由主义先驱约翰?洛克（JohnLocke）在其著作《政府论》中提出，政府代表着责任，其目的是为了“公共福利”。1861年，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认为，政府唯一的目的是给人民（被统治者）提供福利。主张经济自由的亚当?斯密也认为，政府有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他在《国富论》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使是认为自由超过一切、强烈反对政府干预的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也没有完全否定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而是提出了政府社会保障职能最低限度原则，肯定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可见，政府的存在及其功能的行使是与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紧密联系的。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政府生产公共产品比私人更有效。社会保障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一项准公共产品，政府是社会保障最有效率的提供者。因此，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承担相应的责任是其公共职责的题中应有之义。

3.国家认同说

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也就是民族国家认同，是近代才从英文翻译而来的概念，即人们对建立在自己民族基础上的国家有认同感。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建设显得异常重要。在转型国家排在“第一位，并且也是最基本的”是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每个国家的政府针对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不同根源，可能会制定不同的建设方案。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和现代化向全世界的扩展，有些基础性的国家认同，如平等、自由、安全、保障、人权和正义等普世主义理念，已具有国际范围内的普遍意义，已经成为预设性认知的一部分。要实现国家认同，政府就应当提供给国民自由、安全、公平等感受，而社会保障显然就是一个能够提供这种感受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系统。

实践分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它以19世纪80年代德国制定并实施有关社会保险法令为起始标志。在100多年的制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模式。

制度模式1.有限政府模式

有限政府模式是政府承担的责任种类和份额有明确界定的社会保障模式。大多数国家都

采用这一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及责任分担，在追求公平的同时也体现了效率原则，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19世纪80年代“铁血宰相”俾斯麦基于德国当时的社会背景，首创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从而开启了现代社会保障发展的大门。在“俾斯麦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家社会保障所起作用有限，私营的社会保障供给和家庭以及自愿机构一起在整体社会保障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奥地利、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等欧洲大陆国家，美国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采用这一模式。

2.责任政府模式

“责任政府”指保证政府责任充分履行的各种机制的集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实现需要各项机制的配合，在实践中一个政府是不是负责任，很大程度上要看保证其责任履行的相关机制是否健全。“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所谓责任政府并不是一种意志表示，而是一种政治原则以及建立在这种政治原则基础上的政府责任制度。”在社会制度实践中，责任政府模式对应着贝弗里奇模式的福利国家。在福利国家，政府是社会保障的当然责任主体，不仅承担着直接的财政责任，而且承担着实施、管理与监督社会保障的责任。在英国之后，西欧、北欧等一些国家也纷纷宣布建立福利制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迈向了福利国家的发展之路。严格意义上讲，福利国家的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承担的责任种类和份额是确定的，因此责任也是有限的，只不过福利国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高层次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承担了较大的责任份额。

3.政府包办模式

政府包办模式是指政府承担全部社会保障责任的制度模式，也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承担的责任是无限的。政府包办模式与国家保险模式相对应，是由苏联创建并在20世纪中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仿效的社会保障模式。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政府包办模式。这种模式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由政府统一包揽并面向全体国民。这一模式强调国家负责，个人不承担直接义务。政府包办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过的社会保障模式。

4.有效政府模式

“有限政府”是相对于“无限政府”而言的，是在否定“全能政府”模式的基础上，承认政府责任必须是有限的，且需要其他责任主体的配合。这种有关政府应该更小、应受更大限制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十分盛行，但三十多年来，这种观点正逐渐改变。因为“有限”是对责任“量”上的限制和界定，并没有保证其责任的履行效果，即“有限”的未必是“有效”的，而政府的有效性才是政府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源泉，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基石。有效政府作为一种价值选择，一种政府原则和制度，其主旨在于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来构建政府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要求在政府运行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环节都必须遵循有效性的要求，形成以效益为主导的政府模式。有效政府模式强调实际效果，采取权变策略，有一定的弹性或在一定范围内有伸缩性，天然地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有效政府模式是很多国家社会保障改革的目标模式。

责任内容政府责任是一个抽象和整体的概念。在实践中，政府责任的履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责任实施来实现的。根据承担的具体内容，政府责任可分为制度设计与规范责任、财政责任、监管责任和实施责任。

制度设计与规范责任是指设计制度模式框架，规范调整社会保障中各种社会关系的责任。制度设计与规范责任在大多数国家是由立法机构来承担，以出台法律的形式来具体履行的。但在法制进程较晚的国家，主要由政府来履行这一职责。在这些国家，制度规范的层次和效力往往都有待提高。

财政责任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社会保障给予资金支持的职责。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根本需要来看，财政责任是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第一”责任。政府对社会保障承担的财政责任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一是政府财政直接列支；二是通过税制优惠；三是通过其他途径，如彩票收入、土地征用、政府捐赠用于社会保障等。

监管责任是指政府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强化监督机制的职责。监管出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注定是要失败的。天然具有追求公平特质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运行高效。高效的标志是职责分明、政令畅通、成本低廉和资源优化等。只有政府充分履行了监管责任，才能保证社会保障制度向目标制度稳步推进，同时还能够节约政府的财政资源，提高整个制度的效能。

社会保障的各个项目只有切实地实施才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从这层意义上说，实施也是社会保障运行的核心内容，是保证社会保障高效运行的关键环节和最后一道屏障。实施部门是直接与保障对象联系的机构，在有些国家，经常与监管机构有交叉。

国际社会保障改革中政府责任的调整及效果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处在压力之下。这既是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主观认识变化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加剧，政府不再增加税收，这使得政府缺少货币和财政上的调控能力，对于改革提供的财力帮助也很有限。相对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明显，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障危机似乎不可避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是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全方位变革，如原苏联地区国家、东欧国家以及中国。

不论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部分调整还是全面变革，对政府所负责任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都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

养老保险因其影响范围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成为社会保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转型国家，养老保险改革的成败关系到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成败。鉴于此，以养老保险改革为例可探寻出国际上社会保障改革中政府责任的大致走向。

拉丁美洲是养老保险改革的先行者，以智利1981年的创新型养老金私有化改革为开端，对其他地区的养老保险改革有重要的影响。拉丁美洲的改革极为激进，引入私人管理的完全

积累式个人账户，将政府排除在提供公共养老金的事务之外，让个人为养老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在智利，政府责任被降到最低，个人责任被升至最高。尽管如此，已有12个国家效仿。2004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两个报告（评估拉丁美洲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报告），报告认为，政府应该在预防老年贫困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世界银行作为基金积累制养老制度的主要推动者，现在也已认识到这一风险。其最近更是指出，近年来的拉丁美洲实践说明，养老金私有化并不能确保广泛的覆盖面和阻止老年贫困。

欧洲是福利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保障水平较高，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大都通过削减政府责任适当地降低了养老金的福利性。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提高了退休年龄，并通过了新的自愿参加的、起补充作用的养老保险存储计划。其中，有五个国家（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已经逐渐削减了它们的社会统筹保险计划，开始大力而积极地发展商业（私人）管理的个人账户。改革的结果是，福利和养老制度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市场失灵”和个人责任增加导致老年贫困。根据欧盟最新的调查，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中大约有1/5生活贫困。在其中的几个成员国，这一现象更严重，有的国家这一比例达到1/4，有的甚至已接近1/2。德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现收现付制内部进行的调整和改革被认为意义不大、收效甚微。瑞典的名义账户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在降低转制成本的同时，也会面临风险，如个人预期寿命长于平均预测水平带来的风险。因此，也需要建立最低老年保障水平预防老年贫困。

虽然各国的改革路径不一，成功与否一时难以判定，但在政府责任方面都呈现出如下趋势：

第一，在责任分担方面，政府责任走向适度化。以养老保险为例，不论是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前由雇主和个人直接供款的现收现付制，还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政府包办的现收现付制，都存在着制度效率低下和无法应付人口老龄化冲击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责任分配不合理，特别是政府责任过重或过轻。现在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在寻求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适度化，这可以说是一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在制度模式选择方面，政府越来越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和倾向于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激励功能。这也意味着各国在维护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基本取向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提升这一制度的效率，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同个人的工资收入挂钩是一大趋势。政府责任适度化的同时，也在努力实现个人责任的适度化，形成可持续的责任共担机制。

第三，政府从监管合一向管理与监督适度分离转化。完全积累制的引入使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市场化取向日益明显，社会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又必然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政府直接管理的职能也就必然被市场机制所抑制，但对基金管理的监督越来越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和独立职能。

第四，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具有开放性和选择的自由度。如在转型国家，无论是新老制度之间，还是并行的多种制度之间，都赋予劳动者个人选择的权利，国家在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同时，通过切实承担责任来促使制度转换，这显然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象征。

第五，政府与其他主体的配合不断增多，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了官民结合、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发展趋势。如转型国家或地区私营基金公司的介人、资本市场的利用、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等，均表明了这种趋势。

中国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责任演变概括而言，中国政府责任的演变，是随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和社会保障改革进程发生的，总体上呈现出下列趋势：政府责任正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从责任模糊走向责任清晰，从无限责任走向有限责任，正在朝着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具体来说，政府的财政责任经历了从急剧下降到逐渐回升，从不愿承担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到逐渐加大财政支持，从回避转制成本责任到主动承担转制成本责任的历程——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险各项目中的责任都有所增强。政府的监管责任则经历了从随意、灵活走向规范，从政策调整走向法制调整的历程，在制度设计与规范责任上是从盲目到理性，行政管理责任是从失范到规范，基金监管是从全面管理到突出重点。政府监管责任还经历了从官管官办到官民结合、逐渐走向社会化的过程。

现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改革“减震器”和社会“安全阀”等重要角色。但客观地看，政府在履行社会保障责任中尚存在以下问题：

1.责任分布上：行政主导

中国社会保障政府责任中的行政主导主要体现在：一是用行政权力干预和部分代替立法权力。自1986年社会保障改革启动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每年都要出台几部到十几部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文件，现在构成社会保障的现行制度大体框架，均以条例、决定、规定、办法、建议、意见、通知等多种规范形式出现，其中既有临时性的政策，也有在部门制定规章的基础上国务院通过颁布的法规。这直接导致强制性和权威性不够，如在社会保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欠费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缺乏法律约束和强制所引起的。二是政府行政权力多集中在社会保障部门，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2.责任主体之间：边界模糊

政府、市场、社会、个人这几个主体之间的责任边界模糊不清，这样不仅无法准确确定政府负担，更直接影响民间作用的发挥。一是政策设计与制度规范责任不清。政府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担任政策设计者的角色，但政府不是立法机关，它无法制定法律，其规范层次、规范范围需要通过立法来明确。二是财政责任划分不清。具体表现在：化解历史责任时存在着政府向企业和个人的转嫁；承担现实责任时存在着企业和个人向政府的转嫁；地方通过向中央索取补助而过度依赖中央政府，中央通过企业改制等形式也存在着向地方转嫁养老保险财政责任的问题。三是监管责任边界不清。比如，在基金运营上，政府应给予市场多大的自由度，即在多大程度上让基金进行市场化的运营；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监控责任应如何划分以保证监控的有效性；等等。

3.责任履行上：越位与缺位并存

责任履行上既存在政府超越本身的行政职能的“越位”现象，也存在政府责任履行不充分的“缺位”问题。“越位”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转型期，超越了自身的限制，做了许多本该由立法机构做的工作。“缺位”是指政府对自己的一些本职责任履行不充分，如财政拨款不到位，低保资金缺口，以及监管责任上管理低效与监督不力问题并存等。

4.责任种类上：重直接投入，轻间接引导

政府缺乏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间接引导责任，而这恰恰是补充保障事业特别需要的。如我国的补充保障机制，相关配套政策出台的效率不高、支持力度不大将直接影响这项机制的发展。再如我国当代社会特别需要发展慈善事业，而政府的政策支持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深化改革中政府责任的走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可见，社会保障将在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将走向何方呢？从社会保障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国际发展趋势看，政府与社会组织将走上合作之路。

1.整体思路

古今中外社会保障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均已表明，社会保障事业必须由政府主导。政府责任承担能力的有限性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刚性扩张决定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既是改善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状况的现实需要，是社会保障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更有丰富的理论予以支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理论论证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必要性；福利多元主义和善治理念阐明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可行性；志愿失灵理论则说明社会组织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共存的事实表明，只有三大机制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社会才可能有一个健全的运营体系。相应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如图8—1所示。

图8—1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保障中，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互动效果归结为三个层面：增加了社会保障供给；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运营效率。

2.合作方式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过程就是与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主体——政府互动的过程，社会组织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弥补政府社会保障供给力量的不足，二者存在天然的合作关系，不同的是合作的疏紧程度和具体方式。合作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社会组织的优势功能和社会保障各个子系统中政府履责的情况。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宗旨、价值取向各异，组织类型和目标群体有别，组织能力有高有低，各具所长、各具所短。如社会组织整体上具有对社会需求的响应及时、服务多样和成本低廉等优点，但不同类型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异明显，具体如表8—1所示。

表8—1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优势功能与社会保障服务供给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多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的内在目标、项目设置、保障水平不同，如社会救助旨在满足生存需求，社会保险旨在提供基本保障，社会福利旨在提供较高层次的需求，政府在每个相应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和责任承担都有差异且履责缺口不同，具体如表8—2所示。

表8—2各子系统中的政府责任定位和履责缺口

结合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特点和各社会保障子系统中政府责任的定位及履行情况，可以看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各个子系统应该采取的方式，具体如表8—3所示。

表8—3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方式

具体来说，在政府责无旁贷的社会救助系统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应主要采取“民间组织倡导，政府完善制度”的方式。社会组织在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中的倡导功能主要体现在：第一，倡导建立没有漏洞的社会安全网，保障各类弱势群体，特别是生理性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需求；第二，利用社会传播媒介监督制度的实施以保证其实施效果的公正公平。倡导并不是单纯地“说教”，很多时候要以切实的服务和行动起到示范效果以及扩大社会影响。如“免费午餐”行动，在初期，社会团体需要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配合进行资源供应，从而“以服务进行倡导”，以唤起并规范政府责任，完善制度建设为最终目标。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制度建设最为完备的子系统，由于其资金来源上充分体现责任共担原则，故理论上其运作应该是社会参与度最广、最为规范的领域，但由于该领域的专业性，社会公众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渠道均有限。要想维持社会保险系统的健康运转，使社会保险管理不偏离社会保险制度的内在价值，特别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素养的社会组织的参与。因此，在社会保险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应主要采取“民间组织动员监督，政府规范管理”的方式。

在外延广阔、极富弹性的社会福利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主要应采取“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式。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经营（政府的福利院）、财政补贴等方式资助社会组织，从而实现优势互补。社会福利是在满足人的生存权基础上对“发展权”的维护和促进，以服务保障为主，是外延最为广阔、最具发展潜质的子系统，也与补充保障系统（慈善事业、福利彩票等）存在紧密的联系和一定的交叉。因此，仅凭政府的一己之力很难完成社会福利供给，特别需要服务专业、成本低廉的社会组织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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