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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淮南矿业集团，是一家与安徽理工大学深度合作的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当时淮南煤矿开始开采。1930年成立了淮南煤矿局，随后在1937年与淮南铁路局合并为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改为淮南煤矿公司，1950年成立了淮南矿务局，并在1998年进行了改制，正式成为现在的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矿区位于中国安徽省中部，跨越淮南和阜阳两市，地跨约100公里，南北宽度约30公里，总面积达到3000平方公里。矿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铁路线东接京沪线，西连京九线，水路可达江海，公路网络四通八达，距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仅500公里。
淮南煤田是东南部资源最为丰富、储量巨大且开发潜力巨大的整装煤田，据统计，国家批准的煤炭资源总量为285亿吨，占安徽省的75%和华东地区的50%。矿区具备了水资源、气候条件和电力等资源的优化配置优势。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如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都曾亲临矿区视察，关心和指导其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领导人也纷纷到访并作出重要批示，为矿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02年以来，淮南矿业集团确立了以发展和职工福祉为中心的企业理念，实施了“建大矿、办大电、做资本”的战略。这一时期，集团煤炭产量显著提升，电力权益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行业领先的成就。
淮南煤矿淮南矿（老）区，位于淮河南岸的九龙岗—寿县—凤台之间，含九龙岗、大通、新庄孜、谢家集、孔集、李郢孜等近10个中、小型井田，总面积约为400平方公里，是发现、勘查、开采最早的淮南老矿区。据《怀远县志》记载，明朝孙维礼手抄嘉靖十八年（1540）上册称：“洛河山洛水自定远经山南入淮河，山因以名，有二峰，东曰神山，西曰洪山，两峰联属，山出煤炭”。说明当时发现有煤。另据退休老矿工口述，1930年在开采九龙凹西矿附近的一个小煤窑时，采出一块石碑，碑文记述了民窑开发经过、伙办人姓名，落款时期为明万历壬辰年。说明淮南煤矿最晚在明神宗（1575）万历年以前古人已开始采煤。
1894—1938年的40多年间，从地方乡民到官、商联办，官僚资本家都曾采煤办矿，先后成立了“大通煤矿公司”、“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大通煤矿保纪实业有限公司”、“华商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断续开采，日产原煤一般200—300吨，最多时可达千吨。1938年，日寇侵华，淮南沦陷，帝国主义疯狂采夺，产量有所上升。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管后，成立了淮南矿务局，继续开采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产量仍保持在日产千吨左右。
煤田地质调查与采煤业穿插进行，并紧紧围绕已知老矿区周围，其中较早的有：191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派刘季辰、赵汝钧到淮南做地质调查，编写了《苏北、皖北矿产地质报告》，谈到淮南煤矿；1921年国民党军政部派德国矿师凯伯尔·罗曼斯前往淮南勘查，提出采矿工程要“井筒间隔凿石门可尝试”的建议，施工结果，“井井连贯、巷巷见煤”；1922年10月，李捷曾在安徽北部进行地质调查，在编写的《皖北淮河流域地质报告书》中讲，本区地层属北方系统，在论述区内出露地层、岩性等的同时，认为淮南为一向斜构造，实际是后来逐步形成所谓大淮南盆地概念的萌芽；192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王竹泉来淮南做地质调查，在编写的《安徽怀远县西南部地质》中，介绍了该区地层情况及含煤岩系；1927年3—4月，国民政府实业部派虞和寅、刘季辰、赵汝均、李春昱、计荣森、翁文灏、李毓尧、丁文江等到淮南舜耕山一带做地质调查，同时又派王竹泉、王恒升、孙健初、毕昌庆、边兆祥、黄汲清等到上窑做地质调查，编制的《苏北和江淮大地地层对比图》对该区以后进一步找煤有重要参考价值；1931年3月，刘季辰、计荣森在舜耕山及上窑镇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时，编写的《安徽怀远舜耕山及上窑镇煤田地质》称：“舜耕山及上窑镇之二煤田，地层皆属中国北部岩系，处于淮阳变动地带，以致作成倒置褶曲构造，倾角甚大，几近直立，舜耕山一带煤田经开采及钻探结果，煤层多至十层，而煤质亦佳，可谓安徽之一大煤田。”
1938年6月4日，日军侵占淮南矿区，在疯狂掠夺煤炭资源的同时，配合地震勘查和钻探等手段，也进行了一些煤田地质调查。首先在德田贞一、山本谦吉罗的《安徽省怀远县舜耕山煤田地质调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大淮南盆地”的名词，论述了盆地成煤前景，提出了进一步找煤的重点地区；其后，在岛仓已三郎写的《淮南煤田洞山地区调查概要》中，也认为“大淮南煤田这向斜构造，益趋明显”。这些报告和提出的认识，对淮南地区找煤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管了淮南煤矿。次年4月，派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谢家荣视察淮南，研究舜耕山至上窑之间的找煤问题；谢在研究了1926年李捷等编制的1∶100万中国地质图（南京—开封幅）后认为，舜耕山西的八公山脉与舜耕山成弧形构造，山前奥陶纪灰岩向北东平原倾斜，颇有赋存煤层希望。后来，谢家荣、燕树檀、柴登榜等，经实地调查，在八公山东北发现上石炭统有含?科化石的石灰岩露头，位置恰在奥陶纪灰岩之上，于是进一步做地形测量、地质填图，指导钻探施工，结果在八公山和山金家打出了厚达20多米的可采煤层。这一发现，在当时甚为震动，成为地质界、采矿界一大喜事。谢家荣在事后一篇题为《如何发现煤田》的文章中写道：“合理的科学探矿，必须依据地质，再施钻探，然后才能确切的指示分布厚薄，否则，仅仅追踪老窑，不过是拾人唾余罢了，岂能发天之秘，穷地之利呢。”并讲：“只要我们能根据地质科学原理，做有计划的钻探，这天然宝藏的秘钥，终必为我人所获得，追踪老窑的时代过去了”。并在研究前人工作成果基础上，对区域地质构造、煤田边缘地带、盆地的地质情况等做了详细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大淮南盆地”的概念。1947年7月，以《淮南新煤及大淮南盆地地质矿产》为题，写给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一份报告中称：“所谓大淮南盆地，指怀远、凤台、寿县境内，南为舜耕山、八公山，北为明龙山，东为上窑武店山地所包限之淮河平原也，……大致言之，此盆地为西西北、东东南之长方形，南北相距自10公里至20公里，东西长度至少在50公里以上。”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区内地层、构造及盆地中不同部位煤层存在的可能性，特别是对“大淮南盆地”作为一个煤田地质区域构造单元概念的明确树立，无疑是对淮南煤田地质认识过程的重大贡献，使人们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为进一步寻找新的煤炭资源提供了有力的地质依据。这一点，已为解放后淮南煤田找煤工作的巨大成就所充分证实。1947年5月，淮南矿务局在八公山建新井，在朱小庄（即以后的新庄孜）开凿斜井，是年见煤，即淮南“西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对煤炭资源的需求，地质勘查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阶段。自1952年起，煤炭部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一二○队，在“大淮南盆地”南部边缘，先后勘查并发现了新庄孜、谢家集、李郢孜、二道河（孔集）等井田，使淮南煤矿淮南矿（老）区煤炭累计探明储量达15亿吨，比解放初增加了几十倍。嗣后，跨过淮河，向“大淮南盆地”主体八公山—明龙山之间的广大平原区“进军”，在电法和钻探的配合下发现了潘集隐伏背斜及所含煤层，展示了“大淮南盆地”腹地煤炭资源的广阔前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直接投资的淮南煤矿局在九龙岗成立，标志着官办淮南煤矿开始正式运营。
从1930年至1938年，淮南煤矿局经过国有化创立和私营化改制，成为当时中国经营最为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之一，也是安徽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一、淮南煤矿局创办的历史背景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面临的局面极其困难：中国的经济命脉基本操控在外国列强手中，煤炭企业大多被外国资本控制，煤炭市场长期被外国财团垄断，国营和民办煤矿企业在外国列强的挤压下十分艰难地维持着生存。上海作为全国煤炭消费大区，煤炭供应量80%却被洋人控制，国营和民办煤矿在上海煤炭市场毫无立足之地，其它沿江沿海重要商埠也为外煤所充斥。
1930年代的南京国民政府
为了应对这种复杂局面，南京国民政府在采取政治军事手段巩固政权的同时，提出了发展“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其核心是逐步确立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经济统制和投资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交通业、工矿业、金融业和商业中。南京国民政府凭借其设立的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和实业部等国家经济管理机构，逐步实现对重要经济建设事业的强化，尤其是国家资本在工矿业方面的强化。
建设委员会作为最早成立的一个主管国营企业的部门，从接管旧有企业和新办国营企业两个方面致力于国家资本的扩展，其经营的事业主要是煤矿和发电厂。1928年，在相继接管和扩建首都电厂和戚墅堰电厂以后，随着发电规模的扩大、京沪杭市场的崛起，其经营的浙江长兴煤矿产量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庞大需求。作为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以政治家和企业家的敏锐眼光，把寻找更大煤源的视野定位在安徽淮南煤矿。
从战略位置讲，淮南煤田位于淮河流域，离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非常近，距首都南京直线距离仅为260公里，对于保障首都能源供应十分重要。从煤炭储量讲，淮南煤田煤层大部分处于二迭纪，“地层整齐处与北方煤田同，殆北方系煤田之南极”，储量大、煤质优、灰份少，“固我国市场上第一等煤也”。建设委员会在其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如果产量以每日五千吨计，可采三百余年”。为此，建设委员会“为救济煤荒，抵制输入起见，除办理长兴煤矿外，复向农矿部领照，开采皖北怀远县煤田，定名为淮南煤矿”。
二、淮南煤矿局的运营与发展
1、煤矿生产建设
1930年3月27日，淮南煤矿局正式成立，局址设于淮南九龙岗。1933年8月，建设委员会领取了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发的怀远县西南乡舜耕山九龙岗、洞山、长山、上窑镇新城口四矿区采矿执照，总面积计226932亩，取得了完备的法律手续。
1930年代的九龙岗
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发的采矿执照
筹备时期的淮南煤矿局
1930年4月14日，九龙岗东矿一、二号井破土动工；5月14日，西矿三、四号井动工开挖，标志着淮南煤矿局工事正式“发轫”。由于煤炭赋存条件良好，动工开挖不到50米，东西两矿就发现优质煤层，日产达110吨。1936年，淮南煤矿局煤炭产量达到最高年产50多万吨，占安徽煤炭年产量的61.2%，华东地区煤炭年产量的45.5%，成为江浙沪地区煤炭主要供给地。
淮南煤矿局东矿一、二号井
运输煤炭的小火车
2、修建淮南铁路
1930年以来，淮南煤矿局下属九龙岗矿和华商公司下属大通矿煤炭生产逐年攀升，两矿煤炭产量到1933年已达到了37万吨，而对外运输能力却远远落后于产能增长。两矿的决策者意识到，必须尽快开辟一条新的大运力的运输通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于是，修建一条从淮南直达长江岸边的铁路专用线，便刻不容缓地提到两矿的议事日程上来。
1934年6月，淮南铁路正式开工建设。按照总体规划：淮南铁路全长215公里，分三期进行施工：第一期九合段，从田家庵经九龙岗至合肥约97公里；第二期合巢段，合肥至巢县约70公里；第三期巢江段，巢县至长江北岸裕溪口约48公里。沿线需建设桥梁涵洞59座、水塔泵房9座、车站20座及修理厂。每段限期1年完成，三年全部建成通车。预算总造价850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4万元。这与杭江铁路每公里6万元、宁芜铁路每公里5万元相比，其工程造价在当时是十分低廉而又经济。
建设中的淮南铁路
1936年6月25日，由淮南煤矿局投资建设的淮南铁路在九龙岗举行通车典礼。南京国民政府要员、银商巨子、地方豪绅、外国使节等前来祝贺，见证这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设、自己运营的煤矿专用铁路开通盛况。淮南铁路预算投资850万元，实际投资650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2.8万元，较预算节省1.2万元，大大低于当时中国铁路每公里造价10万元。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国内外报刊高度赞扬淮南铁路是“当时世界上造价最低、建造速度最快的铁路之一”。
淮南铁路通车典礼
淮南铁路直达九龙岗煤矿
淮南铁路建成通车后，首先解决了煤炭外运通道问题。1936年，淮南九龙岗和大通两矿对外发运煤炭66万多吨，比1935年增长近1倍。其次，淮南煤炭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淮南铁路通车后的1936年与之前一年相比，淮南煤炭运到江苏浦口、无锡和上海三处的费用，分别降低了20.4%、23%、31%。
3、淮南矿路公司与私营化改制
1937年4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训令，批准蒋介石和张静江所提关于“为发展建设委员会主办之电矿事业，拟招收商股办法”的议案。4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令饬建委会拟具体办法，遵将京戚二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淮南煤矿及铁路二局改组为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一切按照公司法办理”。
《申报》刊载有关淮南矿路公司改组新闻
1937年7月1日，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公司下设淮南煤矿局和淮南铁路局。10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批准宋子文所呈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报告，公司总股本1000万元，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及银行股本占7成计700万元。在获得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发的营业执照后，矿路公司随之便在全国发行股票进行交易流通。至此，张静江苦心经营的淮南矿路事业从此改变了国有性质，被宋子文官僚资本集团牢牢控制在手中，淮南煤矿局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执照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淮南煤矿局改制为私营化公司，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实质上，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蒋介石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张静江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国家、社会、部门、企业、个人诸方利益博弈的产物。
随着1934年6月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成立，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华北乃至整个中国的步伐，蒋介石认为无论作为国防军事上的考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高度，有必要加快对战略资源的控制。他迅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分设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以架空张静江为首的建设委员会以后，果断采取对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方式，进一步削弱了建设委员会的权力，利用建设银公司名义把控股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从而达到了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巩固个人独裁统治的目的。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决定撤销建设委员会并划归经济部，其原有淮南矿路公司20%的股权也转归经济部所存。
三、淮南煤矿局运营的基本模式
作为官办煤矿，淮南煤矿局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当时华东地区唯一的大煤矿”，除了官方政治背景之外，这与淮南煤矿局自身创立的一套科学高效管理体制与运营机制密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已具备了近代企业管理制度特点。
1、矿路电一体化战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筹建淮南煤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南京首都电厂和戚墅堰电厂燃煤供应问题，并在筹建淮南煤矿之初就“尤恐日后受交通阻滞之影响，更拟修筑由厂经合肥达长江一路”。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组织勘测队测量自九龙岗到芜湖长江路线，拟修建通江轻便铁路，后因经费限制，一直没有动工。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全境后，继续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乃至华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委员会无论是从当时大局形势着眼，还是从淮南煤矿局自身发展来讲，修筑通江铁路已是刻不容缓。因此，淮南铁路的修建，既顺应了中央政府的意志，也是建设委员会的职责所在，又体现了淮南煤矿局矿路电一体化发展战略，它是政府、部门与企业利益的有机结合。
淮南铁路局旧址
2、融资多元化渠道。在发展国营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所属各经济部门积极从事经济实体建设，但资金短缺成为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部门之一的建设委员会，成立之初财政部仅拨付10万元建设基金，经常性办公经费每月仅为5万元，这对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但是，在政治强人张静江的强势推动下，从1929年最初拨30万元作为淮南煤矿创办费开始，建设委员会对淮南煤矿不断注入资金，到1937年淮南煤矿私营化改制前的7年间，投资淮南煤矿和淮南铁路两项资金高达1100万元，占国民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是华商大通煤矿公司经营30年股本总和的5倍之多。面对如此庞大的建设资金，张静江和建设委员会积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融资：一是实行内部整合，出售浙江长兴煤矿矿权100万元，将其中63万元投资到淮南铁路建设。二是内外债融资，募集公债900万元，其中300万元用于九合段铁路建设。三是向江浙财团借款，筹措420万元用于煤矿和铁路建设等。
淮南矿路公司上海总部旧址
3、销售多样化手段。从1931年开始，淮南煤矿局实施由近及远、沿江布点的市场销售网点建设战略，相继设立了矿山、洛河、田家庵、蚌埠、浦口、无锡、汉口煤厂及南京、上海等地销售处等。短短几年间，其煤厂几乎覆盖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构成了畅通的销售渠道，使淮南煤炭在华东及华南地区保持稳定的市场占有率。淮南煤矿局结合自身与市场实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营销模式：一是煤电联营销售。1930年代，建设委员会旗下有首都和戚墅堰两大电厂，其煤炭主要由浙江长兴煤矿供应。1932年，建设委员会将长兴煤矿出让后，淮南煤逐渐取代长兴煤而成为主要供煤来源，每月首都电厂用煤2000吨，戚墅堰电厂用煤3000吨。这种煤电联营模式，既稳定了淮煤销售市场，也稳定了首都能源供应。二是合作联营销售。1933年6月，淮南煤矿局与华商大通煤矿公司协商组成“淮通联合营业处”，解决了同行同地区竞争的困局，实现了官办与民办企业互利的局面。
淮南煤矿局办公楼旧址
4、治矿制度化模式。淮南煤矿局成立伊始，把制度化、规范化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以此达到依法治矿、科学管理的基本目的。自1930年3月建设委员会公布《淮南煤矿局章程》开始，到1936年的7年间，一共修改了9次之多，几乎每年修改一次，甚至一年两改。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一方面说明企业当时面临的复杂情况，及时修改章程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形势；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建设委员会崇尚法治、注重规章，运用制度去管理企业。在煤矿规章方面，淮南煤矿局还相继制定出台了《淮南煤矿局工人管理规则》、《淮南煤矿工警抚恤规则》、《淮南煤矿局监工任用暂行规则》等等。这些规则大大增强了企业管理的刚性，有效地规范了企业员工行为。
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旧址
5、企业人文化管理。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成立之初，张静江就确定了“忠勇勤廉”的会训。淮南煤矿局成立后，张静江又把这个会训带到淮南，以此作为淮南煤矿企业文化对员工进行培训灌输。在企业文化的熏陶之下，淮南煤矿局对员工的管理更多的体现在人文关怀上。在工人招募上，规定工人在进矿之前要填写保证书，承诺能遵守局章、佩戴工牌；局矿也能根据保证书上的信息，摸清工人的真实情况，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发挥个人所长。根据工作环境，井下工人日分三班，每班8小时，非井下工人每日一律定为9小时，加班工资按时计付。为解除员工后顾之忧，局矿分别设立了职工消费合作社，各种日常消费品优惠供给职工；开办职工子弟小学校，创办工匠艺徒补习班，加强职工的培训及其子女的文化教育；兴建职工俱乐部、医院和幼儿园，建设了局办公大楼和职工家属住宅。现在这些建筑大多保存较好，而且依然能够居住，列为地方政府保护的民国建筑群。
6、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作为当时淮南的两大煤矿，1933年6月，华商大通公司与淮南煤矿局经过多次磋商谈判，达成了“统一售价、统一磅分”的协议，协商组成“淮通联合营业处”，在蚌埠联合经营淮涡流域的煤炭销售。1935年8月17日，淮南煤矿局与华商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淮南煤矿局与大通公司合并议约草案》。1937年4月1日，为避免争夺市场、竞相降低煤价局面，华商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与淮南矿路股份公司再次签订联合营运协定，在淮南成立新的联合营运处，联合外运销售煤炭。这种联合一直延续到日本侵略军侵占淮南煤矿以前。
四、安徽近代工业文明的一面旗帜
从1930年到1938年的8年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淮南煤矿局的迅速崛起，对安徽地区当时乃至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成为引领安徽近代工业文明的一面旗帜。
第一，淮南煤矿局奠定了淮南城市的基础模式，近百年来淮南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扩张，盖出于淮南煤矿。淮南煤矿的官办背景，集中了物力、财力、人力，矿业生产蒸蒸日上，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官商两大煤矿公司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促进了矿业生产的良性发展，淮南矿区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同时，淮南因矿兴市、因矿发展，并且辐射周边怀远、寿县、凤台、凤阳、蚌埠等县市，形成了以淮南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群。
第二，淮南煤矿局不仅加速了安徽与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融合，也为当今中东部地区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淮南矿区拥有商办、官办两座煤矿，矿区生产规模大，煤炭销售网络广，为安徽和华东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淮南铁路的修筑，不仅为煤炭运销开辟了快捷通道，而且为当今安徽中东部铁路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淮南铁路的运营，推动了合肥商业城市的扩大、芜湖港口贸易的繁荣及沿路城镇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淮南煤矿作为首都（南京）经济圈的重要能源供给基地，必将获得长足发展，融入长三角的步伐会大大加快。
第三，淮南煤矿局开启了安徽近代企业制度的先例。在短短的8年间，淮南煤矿局融会中国传统古典文化，吸纳西方科学管理学说，坚持从企业自身和区域经济的实际出发，其独创的煤矿、铁路、电厂一体化发展战略，沿江布点、煤电联营、联合销售的营销策略，崇尚法治、注重规章、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兼容并蓄、合作共赢的管理理念，不但对安徽近代工业企业产生重要影响，即使在今天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淮南煤矿局开创了安徽近代工业文明的先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深了对安徽的经济侵略，安徽近代工业进入了一个停滞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淮南煤矿局由于其深厚的政治背景，雄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人脉关系，宏大的煤炭市场，足以与西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相抗衡。由于淮南煤矿局享有许多政治经济特权，一般的民族资本与之无法比拟，使得淮南煤矿局在萧条停滞中的安徽近代工业中更是一支独放，成为那个时期安徽民族工业的领头雁。由于淮南煤矿局独特的企业文化，不仅在企业内部增强了吸引力、形成了凝聚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催生了安徽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淮南煤矿走过了120多年风雨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淮南矿业集团成为中国企业500强和安徽省重点企业之一，全国14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和6个大型煤电基地之一，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中华环境友好型煤炭企业、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安徽省煤炭产量规模、电力规模最大的综合型企业集团。2018年9月，经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政府批准，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正式成立，淮南矿业发展进入淮河能源的新时代。
（孙学海）
（本文为第十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征文）来源：淮南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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