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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仁堂制造的瓷器款式丰富多样，大致分为三个类别。
首先，红料双框系列是最具复杂性的，它包含了篆书、隶书等多种书法风格，以及对宋代字体的精细模仿。这种款式的仿制品在市场中较多见，需要仔细鉴别其书体模猜裂的精确度和风格匹配度。
其次，蓝料双框款式的瓷器同样涵盖了篆书和隶书，篆书尤其以其独特的难解性而被仿造者青睐。这类瓷器的鉴定要点在于观察字体的细节和整体布局，以及与真品的对比。
无框蓝、红彩料款则是臆造较多的类型，通常一眼就能辨识出真伪。
真正的居仁堂瓷器，以粉彩和珐琅彩为主兆坦，以其精致的造型和细腻的画工闻名，质量上乘。
鉴定时，不仅要关注款字的书写技巧，字体结构和排列，还要参照清末官窑晚期款识的发展趋势，进行历史背景的考量。
署“居仁堂制”款的瓷器，即所谓的洪宪瓷，是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时的特制瓷器，也是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最后一批御用瓷。因为洪宪瓷在中华瓷器史上的独特价值，历来为藏家所重视。但由于袁氏的“洪宪帝国”太过短暂，以至于很多瓷器未及烧造成功便窑火渐冷，所以不管是“洪宪年制”或是“居仁堂制”的袁氏瓷器均鲜有真品面世。这就给民国以来的洪宪瓷仿制者以可趁之机，各种各样的仿品、赝品均加“居仁堂制”款识鱼目混珠，借以牟取暴利。笔者对洪宪瓷关注多年，遗憾的是仅在北京见过一件“居仁堂”款笔洗，其它号称所谓“居仁堂”民国瓷的各类仿品赝品过眼不计其数。
在这些署“居仁堂制”款的仿民国瓷中有一些明显的规律，抛开胎釉、纹饰、画工、诗文不说，仅从这些色料不一、字体各异的款识就可以知道“居仁堂制”的市场混乱现状。换句话说，“居仁堂”款识中赝品很多。居仁堂是堂号，其来历是袁世凯及其幕僚在秘密筹备称帝之时，不光密电全国要求各省“劝进”，更为称帝的吉时、礼制、舆辇、龙袍以及登基用品作了精心的安排。特别是在瓷器这一项上，更是费尽心思。袁氏仿效历朝制度，设御官窑，专门拨出巨款一百四十万银元，派遣心腹—对古玩艺术品造诣颇深的郭世五到景德镇监制“洪宪瓷”。居仁堂是袁世凯当时在中南海的寓所，于是，借鉴清代“中和堂”、“敬慎堂”、“养和堂”等堂款名号的“皇家传统”，袁氏瓷器便有了“居仁堂制”款识。
目前市场上“居仁堂”款识不下百种，有时见到有藏友持所谓“居仁堂”款民国瓷前来鉴定，专家学者也不免有些摇头叹息。一种简单常识是作为堂款命名瓷器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多种类的款识，因为在大清鼎盛时期的康熙王朝中，著名堂款号“中和堂”在六十年间也不过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三种款识。料想袁氏王朝不过短短八十三天，怎会有一百多种款识，难不成一天换一个花样？
综合比较，这一百多种款识中最常出现的有十六种，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红料双框，这一类仿品最为繁杂，有篆书、隶书、仿宋各种字体；第二类为蓝料双框，亦有篆书、隶书等数种字体，以艰涩的篆书居多；第三类为无框蓝、红彩料款，这类款识中多数根本属于臆造，可称“一眼假”。洪宪瓷虽然是民国初年烧造，但仍属于意义上的清末瓷，所以，我们从款识上与清末瓷款识对比分析，发现这三类款识整个款识笔画没有甩出去显得拘谨过于软弱，字体似乎是浮在釉水表面。再看看后面的字体并未和釉水融合一体，写法也不是很顺畅。要分辨这些仿款，必须仔细观察款识的风格、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并结合器物的造型、胎质、釉色、装饰等方面互相印证，认真推敲。真正的“居仁堂制”款瓷器以粉彩和珐琅彩器较为多见，造型秀美，画工精细，质量较高。最后，要反复审度其款字的书写笔法、字体结构、排列形式、落款的部位。另外，也应当参考总结同一时期即清末官窑晚期款识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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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古玩经纪人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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