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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陶器器具主要有：陶俑、陶马、陶灶、陶壶、陶罐等。
汉代陶器在工艺和造型上均有独到之处，其器具种类繁多。其中，陶俑是汉代陶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陶俑包括陶兵马俑、陶侍仆俑等，形态各异，生动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陶马也是汉代陶器中的典型代表，它们以真马为模特，造型生动，展现了汉代马匹的雄姿。此外，陶灶、陶壶和陶罐等也是汉代陶器的常见类型，这些器具造型古朴，工艺精细，反映了汉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
汉代陶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工艺特点，在中国陶瓷史乃至世界陶瓷史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陶器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同时也是研究汉代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汉代的陶器制作技术相当成熟，陶土的选择、成型技巧、装饰工艺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陶器上常刻有各种图案和纹饰，如祥云、龙凤、人物故事等，这些图案不仅丰富了陶器的视觉效果，也反映了汉代人民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
总的来说，汉代陶器器具种类繁多，造型生动，工艺精细，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它们是研究汉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后世陶瓷艺术发展的宝贵遗产。
草原风格的元代陶器，展现出蒙古族独特的审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到了1271年，忽必烈将其国号改为“大元”，寓意深远。1279年，元朝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元代的陶器在器形和釉色上都融入了草原民族的特色，创新了许多蒙古族特有的器物类型，并在单色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元朝设立了枢府，专门负责陶瓷器的生产，枢府瓷器以甜白釉色著称，被后世称为“枢府瓷”。同时，随着对外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元朝开始大量生产外销陶瓷。
元代青花瓷的盛行，大部分是为外销到中东的伊斯兰国家而制的。在创新众多新品种的同时，元代陶器也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风格，釉色圆润肥厚，器形圆壮，许多地方都明显地吸收了汉文化的元素。山西蒲州发现的元代陶制龙，体型巨大，通体有施釉的痕迹，颜色虽已剥落，但龙头部分有龙鳞，龙背顶部有波浪形的鳍，龙头长，龙嘴大张，露出青齿獠牙，下颚有须，龙目圆睁，脑后有鬃，但双脚已缺失。龙腿强壮，身下有云雾环绕。这件陶制龙实际上是古代的珐华器，也称珐花器或法花器，是一种以蓝、绿、黄、紫、白等多种釉色为基调的低温彩釉陶器。
山西和景德镇的珐华器在制作工艺上基本相似，主要区别在于胎质和釉色。由于这两种珐华器生产工艺复杂，特殊，制作历史悠久短暂，以及生产地域相对较少，所以，能保存完好、流传下来的产品并不多见，精品更是稀有。这件陶制龙的胎质明显为陶，因此判断为山西所造珐华器。珐华器因产地和时代不同，在胎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蒲州出土的属于元代末年之物，其胎质纯属土定胎，其釉质纯似玻璃釉，然仍属料质，其蓝如深色宝石之蓝，其紫如深色紫晶之紫，其黄质如金箔，唯比金箔色略深透耳，孔雀绿一色尤为鲜艳，垂釉之处亦不发黑，其釉上之绿比他釉另外透亮，与绿水一般，其底里之绿与翠玉之菠菜绿同。
在装饰技法上，这件陶制龙采用了压模、捏塑、刻画、贴花等传统工艺手法，从审美角度来看，显得大气质朴。同时，珐华器在釉色上多表现为鲜艳亮丽的珐翠、珐蓝、珐紫，从此件陶龙残存的釉斑上也可以看到。该器型的龙为元代龙的特征，龙头扁长，龙目明亮，龙眉粗壮，龙角后伸，龙躯细长，气势凶猛，推测应有一对，分布于大殿屋顶的两侧，应为十分罕见的元代宫廷建筑装饰配件，对研究元代宫廷建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元代陶器的胎子厚重，略显粗糙，多灰黄色，施白色化妆土、釉子白中闪灰黄，有差歼的欠精细光润，黑彩多闪黄褐色。装饰以素白瓷、白釉黑花为主。
宋代出现的在黑彩上划纹饰的装饰方法，元代也有，一般用于在鱼、龙身上划鳞片或在雁、凤身上划羽毛。也有黑釉铁锈花、白釉黑花上又罩低温孔雀蓝釉的，后者由于温度较低，釉子极易肃秒。白釉绘黑花陶器纹饰常见的有龙凤、云雁、鱼藻、卷云、花卉、婴戏、人物故事、花鸟、诗句等首弊。元代杂剧盛行，产生了大量的陶塑作品。河南焦作元代墓发现的杂剧陶俑，呈各种说唱舞蹈形态。其中一件穿戴蒙古式袍帽和毡靴，腰系皮带，头略右倾，一手向上，一手向下，腰肢扭动，神情专注地作踏步舞蹈。另一陶俑服饰简单，头戴便帽，左手执乐器，右手两指叉于口中，作呼哨状，似口技表现。俑像成功地表达了秉性乐观豪放的蒙古族人民的性格。雕塑手法简洁，形象生动逼真，富有生活情趣，是元代陶塑的代表作。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4日对外公布山西大同恒安街两座北魏墓发掘资料，考古人员从大量的墓葬出土器物分析认为，这两座墓处于北魏平城随葬陶俑样式发展变换的重要过渡时期。
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时期M96号墓出土的男侍俑。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为配合山西省大同市御东新区建设项目，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恒安街北侧的北魏墓群进行了发掘，其中位于墓群中部的M11、M96出土遗物较为丰富。M11共出土器物23件，质地均为泥质灰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陶俑及模型明器，第二类为实用生活陶器。M96出土器物共25件，按质地分有陶质、骨质、漆器三种。
M11和M96均为坐北朝南向长斜坡墓道方室土洞墓，未经盗扰，为该墓群中保存较好的两座墓。墓室内均置单棺并东西向置于墓室北侧，为北魏平城时期常见的墓葬形制。两座墓葬出土器物的组合和形制特征也非常相似，说明两座墓时代相近。
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时期M11号墓出土的陶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据本次考古发掘项目领队刘俊喜介绍，恒安街M11和M96出土器物中也包含了大量的鲜卑因素，如M11男女侍俑和M96的男侍俑均头戴鲜卑风帽，且M11男女侍俑风帽帽裙较长。M96出现陶制毡帐模型。M11和M96动物类陶俑中均出现陶羊。这些都是鲜卑游牧生活元素在墓葬文化中的体现。
刘俊喜进一步解释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扫统万，平秦陇”。随着关中的克定，关陇地区十六国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风格特征传入平城，对恒安街M11和M96等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产生影响。同时，北魏平城墓葬也影响了关中墓葬文化的发展，如航天神光外包M7出现头戴风帽男陶俑、陶羊，凤栖原M9陶罐、陶壶器表上出现弦纹和水波纹。
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时期M96号墓出土的陶马。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因此，恒安街M11和M96既有关中十六国墓葬风格，又显示出鲜卑文化特征，处于北魏平城随葬陶俑样式发展变换的重要过渡时期，而与孝文帝前期已经发展成熟、四大组合相对齐备、陶俑面貌和服饰呈现相同特征的宋绍祖墓和司马金龙墓有所区别。”刘俊喜说。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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