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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于1972年9月29日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邦交开始正常化。
发表背景与谈判过程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历经五天谈判，中日双方签署了该声明。在谈判过程中存在一些风波，例如田中角荣在欢迎宴会上谈到日本侵华战争时，用“添了麻烦”的说法引起中方不满。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天早上的会见里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添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不能接受。这一事件体现了中方对于历史问题的严肃态度，要求日方正确认识和对待侵略历史。
声明中的关键内容在声明发表前，周恩来总理曾对日本特使竹入表示，希望在声明中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发表之日起结束”。这是因为中日之间此前几十年没有正式签署过和平条约，虽然抗战在1945年结束，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在法律层面一直存续。这一表述的提出，旨在从法律层面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奠定基础。
声明的意义该联合声明的发表，结束了中日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它不仅为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条件，也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2年中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简称《中日联合声明》，又称中日建交公报）。
该声明于1972年9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其意义重大，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声明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与台湾当局断交。这明确了日本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立场，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扫除了重要障碍。二是日本对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表示深刻反省。这体现了日本对历史责任的一定担当，有助于化解两国之间因历史问题产生的矛盾。三是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决定展现了中国的大国胸怀和以和平为重的态度。四是双方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两国长期不正常状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友好关系。
《中日联合声明》为中日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揭开了两国交往的新篇章，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人类社会所有的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事实已成为人们的常识。反映最明显的是经济领域。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急剧变化的中心，它支撑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大变化也波及到了国际政治领域和军事安全领域。总体而言，“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大变化中最重大的组成部分。简言之，是中国在改变着世界。
有必要切实地认清我们已经强烈意识到的、目前正在涌动的世界大变化究竟改变了什么，又有什么没有被改变。
世界的大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然而，仔细观察的话就可以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起来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没有变化这一事实。
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空前的灾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起来的国际秩序，是人类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类灾祸殚精竭智地想出来的。它最根本的一点可以归结为：怎么做才能不会再次发生世界大战。
考虑到保护主义和集团主义最终导致了战争，在经济领域坚持反对保护主义和集团主义，构建起基于自由经济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IMF、世界银行来确保资金的自由流动，通过WTO及其前身的GATT确立自由贸易体制。此其一。
再有就是二战后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否定了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避免其死灰复燃。这明白无误地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欧盟和东盟等区域性联合体也是基于同样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此其二。
为了确保世界和平，这两大机制是不可或缺的。最近常有人说，欧洲和美国出现的一些动向是否定这两大机制的。但是，我认为欧洲和美国目前仍然是支持基本的国际秩序的。这是因为谁也没有足以取代这两大机制的东西。只不过欧洲和美国，尤其是英美两国像过去那样发挥“领导力”、坚定维护这国际秩序的意志明显减弱了。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对构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秩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未来应该是中国所主张的多极化世界，众多国家与国家共同体之间互相合作，维持国际秩序，让世界按照和平与发展的旋律前进。
在世界走向多极化、领导力量多元化的今天，中日两国应该为维护和发展现有的国际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是进入从长远的视野观察、科学技术发挥巨大作用的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
思考中日关系的新的视角
我们必须从如何在维持和发展国际秩序的同时，实现亚洲的和平与发展的这一新的视角，思考中日关系的走向。
国际秩序既有支撑她的理念和价值观，又有基于将这些理念和价值观具体化的制度和规则的国际法体系。这是人类进步的象征。否则就将回到“丛林法则”。习近平主席在前面提到的日内瓦的演讲中，高度肯定了现行的国际秩序。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联合国宪章》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所有这些规则都是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基本遵循。确实如此。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包含着着这些理念和价值观，是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28日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
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一些主张虽然也含有普遍的价值观，但还不是完整的，存在着不足，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或者说，同样说一件事我们也可以换一种不同的说法。欧美提出的“普世价值”，解释权并不仅仅在它们手里，这是属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与欧美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可以添加新的价值观乃至解释。当然，如果世界的人们不同意的话，也不能称之为“普世价值”。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国际秩序以及支撑它的理念和价值观，是处在不断成熟和发展过程中的。
关于国际法体系也完全可以这么说。它是处在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中的，日本和中国应该积极参加这一进程，努力使国际秩序更趋完整。
譬如，怎样才能强化自由贸易体制这一问题。自由贸易对发展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彻底贯彻这一原则自然是经济上的强国获胜。于是，经济较弱的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结果却阻碍了自身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日本的农业保护就是典型的事例。所以，即便采取保护措施，也要有个时间表，最终是要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至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能实现的话，必定能有助于强化全球的自由贸易体制。
我今天无法一一细述了。从2013年以来，我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理念和价值观差不多全部都是赞同的。问题是这些理念和价值观如何进一步具体化。正如前面所叙述的，这些原则和规则必须不折不扣地予以落实。
中日两国可以共同探讨为确立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所必须的理念，制定实现这些理念的原则和规则，构建能确保这些原则和规则能有效贯彻的制度框架。
怎么解决中日两国的“相互定位”问题
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时，我就主张中日两国的“相互定位”问题已作为两国间的核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换言之，两国如何给对方国家定位非常重要。日本有必要正视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话语权越来大的现实，在此基础上构建日本的对华政策；而中国也有必要继续正确地认识日本的重要性并制定对日政策。中日两国都不要因排名次序发生变化，而感情用事地推行对外政策。
最根本的是要对对方国家、社会和国民抱有敬意。这一点在中日关系上特别重要。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两国领导人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日本国内对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怀有尊敬之心，对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克服众多困难实现社会主义也抱有敬意。而且，很多日本人对当年侵略中国有负疚感。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也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到中国来的。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尽管亲身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战斗，但对日本这个国家，对日本人民始终是抱有敬意的。张香山先生（编注：已故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在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如此强调：“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说过，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民族，日本也是伟大的国家，日本人民也是伟大的民族。”我当时听了非常感动。这种相互尊敬深深扎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原点之中。在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今天，回到中日关系的这一原点上来，正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伟大使命。
（作者系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亚洲研究所代表。本文系作者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澎湃新闻获作者授权刊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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