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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类被“严重高估”的名人，尤其值得今人回味的，当属宋代和明代，两位至今仍“声名赫赫”的“著名政治家”。
首先一位，就是北宋政坛上如雷贯耳的大牛，著名的“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在后世也享尽景仰。以人品说，司马光刚正不阿，且“不取非色，不近非财”，标准的职场模范。以“史学”和“文学”的成就说，司马光也是实至名归，一部《资治通鉴》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经典。但是，以“政治家”来说，这位常被后人冠以“一代名相”的“风云人物”，却是严重的不合格。
因为这位“名相”，一辈子都有个致命的毛病，按现代的话说，就是“不负责任的偏执”。司马光的这个“毛病”有多严重？可以先看一桩王安石变法时的“小事”：他一度受命“知永兴军”，拼命反对“新法”的他，到了当地就愤怒开炮，大骂“唯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且把这些“新法”祸国殃民的场景，说得有鼻子有眼，却把宋神宗气得哭笑不得：这“青苗助役”法还只是个构思，根本就还没实行呢？如此“为骂而骂”的风格，作为文人，顶多是个笑话，作为大权在手的政治家，后果也可以想。
待到一生矢志变法的宋神宗与世长辞，憋屈了多年的司马光风光拜相，在太后的撑腰下大权在手。他这“毛病”也到了巅峰，当年还只是“为骂而骂”，这下却是“为反对而反对”。只要是“新法”支持的政策，别管效果好坏，犯在他手里说砍就砍。“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说砍就砍，曾造就大宋“戎具精劲”的军器监也被废除，甚至，就连大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北国土，也被他大手一挥，几年后大片割给了西夏，如此操作，当时不但“变法派”不理解，就连许多曾与他一样，曾极力反对“变法”的旧党，也是连呼想不到。比如曾是坚决“反变法派”的范纯仁苏轼等人，特别是因为“反变法”受尽磨难的苏轼，经过多年民间浮沉，早已看懂了“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效果。宋神宗驾崩伊始，他们也曾苦口婆心，阻止司马光的“为反对而反对”，然后也被司马光骂得狗血淋头。硬骨头的苏轼，还愤怒“回赠”司马光一个“名号”：司马牛！
但别管怎么反对，凭着这一股子“牛劲”，司马光终于办成了他要做的事，“效果”也是实打实。宋神宗驾崩前，大宋国库充裕，钱粮足够支用二十年。司马光“当家”后，把新法来了一顿“废除”，大宋看上去国泰民安了，没几年财政就捉襟见肘，到了几年后高太后去世时，已是“帑禀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边境上更被西夏一拨接一拨暴打，一头栽进“积贫积弱”的历史大坑。如此“政治业绩”，也正如数百年后，明末学者王夫之那声愤怒抨击：“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大宋这个“家”，就被这么一位名声好却乱发力的“名相”，稀里糊涂败了。而说起与司马光类似，也至今常被高估的“明代风云人物”，更得说说一位“野史”里常见的“正义人物”：徐阶。
在诸多以“打严嵩”为主题的明代野史戏曲影视剧里，徐阶堪称是著名的“正义力量”。放在明代历史上，他也同样是“扳倒大奸臣严嵩”的主导者。严嵩倒台后，那场再造明朝辉煌的“隆万中兴”里，一度官居内阁首辅的徐阶，也被看成这场“中兴”的中流砥柱人物。但以工作成果说，他确实被“夸大”了。当然，这里的“夸大”，并不止说这位“清流”首辅，那坐拥六万亩土地的“经济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效果问题。
徐阶作为“首辅”的业绩，主要集中在嘉靖晚期至隆庆早期，以各类史料的夸赞说，那段时期他“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确实做了很多顺应人心的好事。比如“平反冤狱”等大事，效果更是“朝野号恸感激”。但是，对于嘉庆隆庆之交的明王朝来说，这点事，根本解决不了核心难题。因为当时明王朝的最大难题，是积弊日深的腐败。经过嘉靖年间吏治的“放飞”，特别是严嵩父子二十年如一日的胡糟，明王朝的吏治，发展到十六世纪中期时，就已是一片触目惊心。以明朝改革家张居正的哀叹说“政以贿成，财货上流”。行贿受贿都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各种腐败到习惯的景象，甚至叫张居正发出“岂有异于汉唐末世”的惊呼。腐败，已经成了此时明王朝的生死大事。
但对这生死大事，徐阶的态度，却是能糊弄则糊弄，作为一位精于权术的老官僚，懂得收揽人心的徐阶，却不会轻易去碰“治腐败”这个高压线。他担任首辅时，做得最多的并非整顿吏治，而是“讲学”。身为阳明心学高徒的他，首辅大权在手，也就热衷于“学术活动”。嘉靖晚期至隆庆早期，他凭着首辅的身份，主持了多次“讲学”活动，效果“听者跃然”，但根子上说，就是助长了大明朝的“务虚”风气。
也就是在这火热的“讲学”活动里，看上去一片“学术气氛浓厚”的大明朝堂，却是“言不出口为淳厚，推奸避事为老成……虚默高谈为清流”。大明朝“贪风牢不可破”，等于“贪病”没治了，又平添了“懒”病。“讲学”火热的官员们，更是“垂首丧气，无复志节”。越嘴里念着公忠体国，越是无节操堕落。不得不说，这就是徐阶首辅的“好业绩”。直到隆庆三年起，铁腕首辅高拱接替徐阶，随即开始了刮骨疗毒般的反贪操作，严惩一切贪腐现象，对各种流行多年的“潜规则”零容忍。以隆庆年间大明朝堂“官不聊生”的代价，换来“是以数年之内，仕路肃清”的好成果，真正开启了国富民强的“中兴大业”。以这个意义说，治国先治腐，不能靠嘴上的好名声，却得靠实打实的政策。
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改革事件，这是新思想与保守派激烈的抗争，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改革成功的少之又少，而且大多数改革人士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在我们钦佩他们勇气的同时，又不得不为他们惋惜。当时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却是历史上少数改革成功的人，他便是明朝首辅张居正。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张居正改革成功的秘诀吧！
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此次读完帝师教科书张居正系列后，一位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改革家——张居正的形象便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于是，我对他的敬仰之情也便悠然而生了。
首先，我敬仰他的那种坚忍意志——忍辱负重，志在千里。张居正经历了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也曾与权臣严嵩、徐阶、高拱共事。一个胸怀报国之志，心系黎民众生的仁人志士，能在并不英明的皇帝之下施展自己的治国安民之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张居正的才识应在严嵩、徐阶、高拱之上，在那昏暗、相互排斥的封建官场，自己能独善其身，且最终能一展才华治国安民，这要是没有一坚韧的意志，将很难成为现实。
第二，是我敬仰他那坦荡的君子作风。随着万历皇帝的上台，张居正与首辅高拱的权力之争也进入了白热化。当高拱去职，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时，其实张居正早已掌握了高拱的门生李延借吃士兵空响而大肆贪污的事实，虽然高拱对他毫不留情，可他却始终站在公正立场，没有以此来打击高拱，致他于死地。
第三，是我敬仰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爱民之心。张居正在任首辅10年间通过禁朋党、整饬吏治、清丈田地和实行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开创了万历新政。这与他那种锐意改革，不计个安危的奉献精神是分不开的。记得史书记载张居正在决定实施清田政策时，曾与吏部尚书王国光有过这样的对话，当王国光说实施清田政策，你可是与天下所有缙绅大户为敌，这后果你想过没有？张居正答道：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作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虽陷阱满路，众钻攒体，又有何惧？惟其如此，方能办得成一两件事体。
张居正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是他通过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开创了大明朝的中兴，即万历年间天下繁荣、富庶的局面。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牛人，是哪个也不定比张大人差许多的，但是在执政改革方面，却是望张大人之尘而莫及。改革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损害，必然就会遭致他们的抵制；改革会对人们已习惯的状态造成改变，必然会给保守者以不适应；改革成果的不可预期，也是对改革者自身的考验，一些本来是赞成改革的，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退出改革，这些都是在改革中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古往今来，改革者非毅志坚定者不能为，而张居正恰是有着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而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实际上，哪个成功的人，不是有后台的。就是科学家，也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个有后台的人，敢于创新、敢于拼搏、敢于承担责任，因为即使失败了，他也不会倒下而爬不起来。但是没有后台的人，前进过程中就会多一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他经不起失败的打击，失败对他而言就是灭顶之灾。后台有先天存在的，也有后天自己争取的。张居正的后台就是自己争取的。
所以，我越发地感觉到，除了张居正天资聪颖、刻苦学习、兢兢业业工作之外，天时、人和是他区别于王安石等一辈人，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我们自己的人生路上，不能不作为一点启示而好好把握。另外，从张居正的一生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制度和法律对于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是因为他的铁腕，是他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但也正因为如此，也预示了在他身后隐伏的危机。恰恰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封建社会的改革都不能逃脱这样的规律。要想做到政策的延续性、持久性必然要法治和制度，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封建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人治这一封建历史的产物，最终将被历史滚滚的车轮所碾过，而法治，终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可靠保障。
我眼里，张居正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的人，非常成功的人。固然他身上，有着诸多不完备的地方。但正如那句老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掰着指头数，历史上的牛人很多，完人却是很少的。由此看来，牛人要比完人多得多，只是牛人不能骄傲。
北宋时，参知政事王安石主持的改革几经起落，斗争不断，被迫下野。政敌司马光上台后，废除了青苗法和差役法。王安石的新法竟然沦为奸臣蔡京搞政治斗争和贪污腐败的幌子。
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死后，考成法、废除学院和外戚封爵不得世袭等举措被取消，仅一条鞭法保留了下来，直到大明王朝灭亡。对于对改革家来说，目睹改革成果被传扬，应该重于自己的荣辱和生死。
王安石和张居正都胸怀大志，情系国家兴亡和民众疾苦，意志坚定，脚踏实地。他们都不喜欢空谈，能结合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他们的改革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
他们的共同点是具有非凡的智商和魄力，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王安石认为自己很聪明，张居正则认为自己很笨。张居正比王安石更懂得妥协和隐忍，更懂得尊重现有的规则，这是由宋朝和明朝不同的环境决定的。
宋朝重文抑武，宋太祖赵匡胤临终前交代后人，不得杀读书人和进言的人。因此文人吃喝不愁，不用担心掉脑袋，最多是流放，政治环境很宽松。王安石才华出众，自然就目空一切，反正也不会送命。王安石遇上宋神宗这个伯乐后，就一飞冲天，大展宏图。
相反，明朝的生存环境要恶劣得多。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开始，杀大臣就是家常便饭。张居正进入翰林院之时，目睹了嘉靖朝内阁的血腥斗争。张居正为了生存，更懂得隐忍。你先得适应环境，等执掌权力后才可能改变环境，改变规则。
所以，张居正能成为内阁首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等待和隐忍后，从高拱手中抢过来的。
两人看待政治和改革的眼界完全不同，王安石更加理想化。在他眼中，只看到宋朝的冗兵、冗员、冗费问题严重，看到税收制度不合理，老百姓生活艰辛，军队战斗力弱，这些必须改。于是他拿出了很多方案，强力推行。他认为只要按他的方案执行，就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在和宋神宗探讨时，他不屑唐太宗、魏征，满朝上下，只有他是正义的化身，容不得他人有半点反对意见，可以想象改革的难度有多大，效果有多差。
张居正则圆滑得多，他有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明白所有的问题，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不看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孤立地去解决问题，注定是徒劳的。
因此张居正的改革，打着“恢复祖宗之法”的旗号，赢得道义上的支持。在具体措施上，针对弊端有所改进，但这改进，又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多数不曾动摇旧有体制的框架。在实行过程中，逐步完善推广，及时解决问题和调整模式，这样反而使得自己的计划，得到了更好的实施。张居正曾经自称别无他长，但能坚持。能坚持的人，对于一切事，有计划，有布置，有安排，稳扎稳打，日积月累，久久为功。
张居正的政治打击手段比王安石快得多，也狠得多。但他更会笼络人，利用人，善于招揽各种人才，他的阵营比王安石的阵营要强大得多，有效得多。张居正善于利用高拱留下的王崇古镇守边关，潘季驯治理黄河。王安石则把司马光为代表的清流一党，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人为制造障碍，两党争斗你死我活，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磨砺，四十多岁各方面成熟后才开始变法的。
王安石在过去二十年里，先后担任判官、知县、通判，完成了一整套的新政改革，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让他充满了信心。以后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改革时，基本是他担任地方官经验的复制。地方工作经验丰富了王安石的才干，但拿到朝廷就不灵了。
在地方，他是政令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他有精力协调处理各方面问题。然而放大到全国，他就只能依靠数以万计的官吏来执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地方官歪嘴和尚念经，政策执行有偏差，悲剧不断产生，王安石却无可奈何。他只能空怀满腔的正义，无助地责骂那些下属。
张居正的二十年，一直身居权力的中枢，对于基层实务工作或许锻炼不会太多，然而作为全国改革的推动者，张居正更多学会了与人沟通，学会了协调各方面矛盾，尤其了解人事机构运行的弊端，然后尽可能减少由此引起的损害。张居正知道各级官吏的心态，设法威逼利诱，用看似简单实则有效地考成法，把数以万计的官吏整合成一台高效的机器，进而成为他各项改革的工具。这一点，王安石是压根没有想到的。
王安石清廉刚正，尽管官场上的人不喜欢他，处处碰壁，但毕竟有他的人格魅力。因此死后，他的评价和下场都比张居正要好。
王安石是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拗相公”，而张居正则是大明风雨飘摇的“救时宰相”。这相隔数百年的两位改革大家的比较，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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