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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批发市场大全1，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是在广州白马和虎门，这里是全国的服装生产基地和批发中心。
图解：图为广州白马服装批发城
2，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商圈、木樨园服装批发商圈、雅宝路服装批发市场以及官园批发市场
解：图为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
3，杭州的四季青是个不错的市场，大而全，高中低档不同种类的市场分得很清楚，你想做什么样的货，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场供你选择。杭州除了四季青以外，还有新生，龙翔做中高档女装，兴合做男装都不错。
图解：图为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
4，武汉的汉正街是全国闻名，这里不光是服装，几乎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在批发。到了这终于明白为什么说武汉是九省通商之地。不过汉正街太破太脏太挤了。和四季青比起来相差很远。武汉也是窜货容易发生的地方。
图解：图为武汉汉正街
5，江苏的常熟招商城早年很不错，生意做得很远，现在不行了，有一句话可能常熟不喜欢听，我觉得那里的人不会做服装品牌。要不，以纯的配货中心在杭州，班尼路，佐丹奴的在上海。
图解:图为常熟招商城
6，郑州的银基、成都的九龙、长春的远东是后起之秀。成都的九龙广场，听说这两年发展很快。郑州的银基蛮大的，温州人在这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别人都说吉林的服装生意好做，其实中小品牌在东北都好做，做得都不错
图解：为九龙广场
7，西安的康复路是西北地区的主要批发市场，不少人都是在那里做西北五省的总代理。西安人做服装，居然做出了一个全国品牌----班博，真的不容易！佩服班博的老板！
图解：图为西安康复路
8，山东的服装批发市场很乱，济南、临沂、淄博、即墨都有批发市场。不过淄博、即墨都已经不行了，济南利用省会城市的作用，已基本上领导了山东市场，临沂转成了以低档货为主。
图解：图为济南一号货仓服装批发中心
9，上海七浦路，没有领导华东的服装市场，安徽、江苏的零售商更喜欢去杭州四季青拿货。论交通的便利，湖南株州的服装批发市场再好不过了，火车站、汽车站都在旁边。
图解：图为上海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
10，福建省有两个批发市场，福州和石狮，两边的人经常因为窜货而在广州和虎门的公司相互告状。
图解：图为福州南公园服装批发市场
11，沈阳的五爱市场是全国开门最早，关门也是最早的市场，天不亮就开门，沈阳的五爱市场规模较大，大得让人不记得辽宁省还有一个海城西柳批发市场。
图解：沈阳五爱服装批发
12，太原和贵阳的服装批发最不好做，付出的成本和别人差不多。赚得去不多。交通也很不方便。贵阳的市西路很乱，没什么很专业的批发市场。太原的朝阳街就好多了，太原人喜欢两种东西：醋和面条。
图解：太原服装城东城批发市场
13，哈尔滨的红博最有集团化经营观念，统一宣传，志在打造“红博”品牌
图解：图为哈尔滨红博世纪广场
全国各地小商品批发市场大全
1，杭州汽车北站小商品市场
经营范围：五金、小百货、文体用品、鞋类、服饰、童装
2，杭州市古荡小商品市场
经营范围：百货、日用杂货、副食品
3，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
经营范围：工艺、饰品、玩具、花类
4，宁波余姚小商品市场
经营范围：服装、小百货
5，福州新天成小商品批发市场
经营范围：百货、鞋类、箱包、针织品、棉布、窗帘、床上用品、玩具、工艺礼品、毛线、喜庆用品
6，江苏省徐州宣武小商品市场
经营范围：服装、鞋帽、针织、百货、箱包、家具、灯具、眼镜、玩具、化妆品、电子电器、文体用品、厨卫用品、洗涤用品、床上用品、窗帘布艺、五金交电、装饰装潢材料
7，沈阳市五爱小商品批发市场
经营范围：服装、小百货、针织品、毛线、鞋帽、布料、箱包、礼品、手套、床上用品、家用电器、美容美发品、日用杂品、小食品
8，南京义乌小商品城
9，裕隆小商品批发市场裕隆小商品市场位于东莞市虎门镇核心商圈银龙路和虎门大道交汇处，毗邻黄河时装城、大莹服装城、富民商厦等众多服装城，与虎门客流量最大的永安车站近在咫尺。
10，扬州市曲江小商品市场
经营范围：服装、布匹、家俱、小百货、副食品、五金水暖、电子电器、文化用品、箱包皮具、家纺床用
11，山西太原小商品批发市场
12，上海闸北区工业品批发市场
来源:新京报
5月18日，北冰洋义利园区北2门。两位前去北冰洋义利旗舰店购物的老人，从北2门口走过。A08-A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1951年，义利迁至北京后，在原宣武区广内王子坟建立新厂。
义利面包旧时的生产工艺。
1951年6月15日，北京市义利食品厂成立时的纪念留影。
5月8日，大兴区，北京义利面包食品有限公司，面包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义利食品厂苏打饼干盒。
北京百年义利
5月6日下午，城南天桥剧场附近的一家食品店，一位大妈进了店门，熟练地向左拐，抓起两个“果子面包”，一分钟不到就结完了账。
老伴在门口等她，他讲不出几十年来独爱这一款的确切理由，或许是喜欢带着核桃仁香味的筋道，或许拆惯了浸着黄油的蜡纸包装。
门楣上，暗红色的招牌上喷着鲜黄的大字——“百年义利”。这个隶属于北京第一轻工食品集团（简称“一轻”）的百年老店是一家国有企业，自1951年在北京建厂至今已生存67年。
几十年浮浮沉沉，“义利”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国企改革的浪潮下经历了长时间阵痛。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这家老牌国货在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互相博弈、此消彼长，一度差点关门。
改革开放40年，“义利”从“唯我独尊”到落寞衰退，再到今天涅槃重生，这条复杂的曲线，难用“不惑”一笔勾勒。
广义街5号
早上8点，南五环外的大兴厂区里，“义利”的生产线已经开工。36岁的糕点师赵占中6点50分就到了，昨夜的奶香还未散去，他一边准备鸡蛋一边打开机器。等前面的师傅把小蛋糕打好后，他拿出黑色的模具盘子，挂上浆，一排一排码整齐，送进烘焙炉。
赵占中来自河北保定，他只知道这个在京城打响名号的企业并非土生土长，是建国初响应“繁荣首都”的号召，从老上海的租界区迁徙而来。搬到大兴厂区前，一直在城内广安门附近的广义街5号。
附近的老居民都能讲出街名的来历：“广”是广安门，“义”是义利食品厂。从1951年到2001年，“义利”在这里度过了整整50年。在工厂后墙根下住了63年的老周，自称闻着“义利”味儿长大，对昔日的辉煌记忆犹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等货的汽车在后门排起大队，延绵两三百米。小推车直接到生产线上去等货，出来一箱拉走一箱。凌晨四五点送到西单、王府井等几个大的销售点，听说已经有人等在那里，连轴转的机器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果子面包”是从老上海的“圣诞面包”演变而来。起初夹的是新鲜水果，可北京除了四月杏、六月桃儿，新鲜的时令水果很少，就把水果换成了果仁。他记得厂里有辆老上海的“581型”三轮汽车，突突突地开进开出，“墨绿色的特洋气”。
刚搬来时，上海的老工人跟过来48个。老周的邻居就有一位，“说话南方味儿，不吃酱油”。上海人的“讲究”在全厂内外传为一段佳话：上班按操作规程一板一眼工作，从不偷懒。下班男的换上西装，女的穿上连衣裙，去舞场跳舞。
北京知青陈君远在博客上记录了42中学生在厂里学工的记忆：一天上夜班，凌晨6点喇叭里突然传来哀乐，隆隆的机器声戛然停止。众人错愕，几分钟后才知道周恩来总理逝世了。
当时间来到1976年，全厂已有两千多工人，“干好了评个先进，干砸了国家补贴”。当时的义利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调控，生产、投资完全不用经营者操心。
端着“铁饭碗”的他们还不知道，两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次年，邓小平再次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此后二三十年里国家的重要议题，“义利”也迎来命运棋盘的改变。
“人家按经济规律，咱们对市场一窍不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细胞开始复苏。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全聚德烤鸭店恢复开业，老字号逐渐复活。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返城，就业问题成为燃眉之急。
18岁的李奇接到回城通知信时，正在通州农村的日头下割麦子。在申报的四个工作志愿里，他最想去首钢当一名翻砂工，理由很简单：重体力劳动岗，工资33块，比其他单位高一大截。结果他没有被录取，来到义利食品厂的面包车间。
和许多五十岁以上的国企职工一样，他记得自己最初十年间的工资变化：1979年18块，1981年20多，1986年40多，1989年60多。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年月里，改革最初是何时从厂里开始的，没人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大部分人凭感觉相信，1984年算得上一个重要节点。
1984年4月，“义利”在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开了一家西式快餐店。李奇回忆，门口摆着“空调开放”的大牌子，走进去轻音乐扑面而来。洗完手，水池旁有一个热风机，不到1分钟就把手烘干。取餐处，食品都放在一个托盘里，方便又新鲜。
义利快餐店的领先成为企业故事中光鲜的一页。同一年，工厂第一次迎来了美国人。
生产饼干的国际大厂纳贝斯克主动找过来，希望成立合资企业。义利响应鼓励中外合资的改革政策，渴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义利占股51%，对方占49%，企业名称叫“义利-纳贝斯克”。但随之而来的改变，全厂上下始料未及。
对时年34岁的胡文中来说，起初只觉得饼干车间搬走了，厂里少了一波人。但合资后，动物饼干、苏打饼干全部取消，改生产纳贝斯克的产品。从那之后，义利的名气逐渐被取代。
“对方壮大后扩资，义利股份被稀释，人家这时候去掉‘义利’两个字，就叫‘纳贝斯克’，把你踢了。”胡文中今年68岁了，头发花白，1980年，她从插队的地方返京，到义利食品厂劳资科（相当于人力资源部）工作，跟随工厂走过38年。
很多年后她才明白，外国人看重的是义利的销售渠道，“人家按经济规律做生意，咱们那时对市场一窍不通，只知道国家派多少料，咱就生产多少。”
外资涌入的阵痛尚未消逝，内部改革的脚步已纷至沓来。“拨改贷”的政策自1980年代初起，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轻工业、旅游业悄然进行。此前，国家长期实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预算无偿拨款，为提高企业经济责任，改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贷款解决，还款时支付利息。
胡文中说，“义利”吃惯了拨款没有意识到变化，觉得贷款也是国家给钱，“不花白不花”。从国外引进的11条生产线，在市场丢了之后，基本成了负资产。
改革过程中“试错”的故事不止这一个。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
但是，全面放开价格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有很大风险，“价格双轨制”成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产物，即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
1980年代末期，义利果子面包、北冰洋汽水就属于北京市指令性计划的产品，胡慧中记得物价局给果子面包的定价是4毛2一个。但当时，糖、油、面这些生产原料已经变成企业自行采购，市场上原料价格上涨，商品却不能涨价，果子面包只好停产。
“再继续生产，卖一个就赔一个”。1992年，《北京晚报》的一篇发章让胡文中感叹不已，标题是《义利面包哪里去了》，“要不是消费者想着你，估计这面包早没了。”
在市场的呼唤下，果子面包恢复售卖。
从“个体户”到“职业经理人”
1993年，朱镕基面对德国记者提问时讲到，“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国有企业负担沉重，它们是在帮助国家和社会养着许多人。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国有工厂的效益就并不像所说的那样低。”
胡文中回忆，当时义利车间里，昔日的忙碌有序也不复存在。老职工对那段记忆印象最深的，是一块5毛6一升的燕京扎啤，“成天待在宿舍楼里，一边喝啤酒，一边打扑克”。有人上班签个到就走了，上外面干私活儿。
1997年，胡文中忙个不停，忙着安排职工下岗分流。有人骂她“干缺德事儿”、“光想着赶我们走”，每个职工见到她，都能讲出家里家外一箩筐的难处。
除了下岗潮，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过程中，自主承包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经营形式。
1995年5月，李奇离开广义街，在南二环外一个300平米的厂房落下脚跟，这里原本是一个大型生产线停产后存放设备的地方，每年交15万租金的场地费。厂领导给了他50万启动资金，让他开发新产品推向市场，“能把租金赚回来就行”。
十几个人，自负盈亏，34岁的李奇经历了一次“创业”，金穗面包厂作为“一轻”集团的三级子单位从这里诞生。和他一起被“甩出去”的承包厂，有十来个。
走出醒发室，他蹬上三轮车，把新研发的面包送进街头巷尾的小卖部，“跟从前完全不同了，都以为我是个体户”。第一年年底财务核算时，面包厂创造了14万元利润。之后几年，自选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李奇看中了北三环的超市发，在那里开拓了第一家现场烘焙的“店中店”。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全新的阶段。金穗面包厂和另一家面包厂合并，更名义利面包厂，也迎来了美国和新加坡的两位股东，由“一轻”食品集团控股，成立了合资企业。
李奇被聘为面包厂的总经理，“‘一轻改革步伐算迈得大的，我是纯国有的总经理，国企编制。”企业内部，他被聘为“职业经理人”，对股东负责。
此后十年，他的“店中店”做了40多家，2012年开了自营连锁店“百年义利”。而此时的义利食品厂，除了挂在名下的四五千名退休职工，已所剩无几。员工都说，“面包厂救了义利，置之死地而后生。”
2011年，李奇接手了兄弟企业“北冰洋”，他琢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冰洋复出。
1990年代中后期，“百事可乐”在政策鼓励下收购了这家公司，北冰洋冷饮品牌被雪藏。十几年过去，便利店的饮料柜里，塑料瓶和易拉罐早已塞得满满当当，玻璃瓶的包装逐渐被遗忘。北冰洋苗条的瓶身上的“雪山白熊”逐渐被人遗忘。
股东会上，李奇说，“咱赌一把玻璃瓶儿吧，老百姓找的是回忆。”他声音洪亮，显得底气十足，但心里并无十足把握。起初，厂里上了一条小规模的生产线，每小时生产18000瓶，没想到一售而空。
重拾工匠精神
5月6日下午6点，李奇在大兴的厂区里踱着步，手里的电话响个不停。工人陆续走出车间，跳上班车回家。北冰洋车间还没下班，清洗工倒掉玻璃瓶里喝剩的残渣，掏出烟头、冰棍棍儿、餐巾纸，再码放到流水线上清洗。
“玻璃瓶清洗回收成本很高，洗不干净有很大的风险。大企业都捡省事的事儿去做，只有难事儿是我们生存的空间。”此时的李奇已十分清楚，义利早已不是当年的“大企业”。
他在厂区辟出几百平米绿地，人工湖上竖起北冰洋汽水的雕塑。20岁的美院学生正往绿色油漆桶上刷彩绘，来这里做布景兼职之前，他从没听说过“义利”。
李奇坦言，年轻人和外地人一听国产面包都觉得老派，企业也尝试着改变。中关村的创业大街上，北冰洋赞助了一家互联网企业组织的员工相亲大会。
“不过，情怀和品牌只是敲门砖，能做久了还是靠品质。”他每天都在想，人们买表买瑞士的，买耐用品买德国的，理由是什么？
根据数据统计，截至2013年，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作为GDP全球第二的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并没有多少百年企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工匠精神没有能够得到有效传承。
“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2016年3月，“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
意识到这一点的义利，也正在重拾工匠精神。
“我的父亲是钳工，我刚进厂时是面包烘烤工，靠手艺一步步走过来。”1979年，发过酵的生面包被一盒盒装入大烘箱的入口，二十分钟后送达出口。喷香喷香的面包出炉了，铁盒子很烫，李奇一年四季穿着短袖，把沉甸甸的铸铁托盘从传送带上拿下来，转过身倒出六七个面包，“手慢了不行，铁盘掉下来砸脚。”
他从来没数过，这个动作每天要重复多少遍。后来，他看一眼面团就知道原料配比准不准，面粉打的时间够不够，发酵的程度合不合适。
“每个人进厂学手艺都有师傅，教他一些方法。他学会后在这里立业成家。几代人都做这样的事，就是瑞士的钟表匠。”他觉得义利要走的路，来日方长。
改革亲历
李奇57岁，北京一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管理义利、北冰洋等品牌。
1979年6月10日，我正在地里收麦子。镰刀磨得不快，我动作幅度比较大，一没留神腿上划一块皮下来。就那会儿，我接到了通知信，说户口可以迁回北京城区了。我们家原来住前门鲜鱼口，1969年响应“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搬到通州区和河北省交界的农村。
当时，义利食品厂开始面向社会招工，学徒工工资每月18块。我进了义利的面包车间，醒发、烘烤都干过。义利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我们就叫它“义利大集体”。
我1988年调到产品开发科，做新产品研发，研究面包和饼干的生产环境，包括温度、湿度、醒发时间等等。之前几年，外资企业看中义利的销售渠道，合资后用这个渠道卖自己的品牌商品，壮大后把国产品牌停掉，市场逐渐被外资吃了，我这个开发科基本无事可做。
同时，国家给企业的拨款逐渐改成贷款，经营后要偿还，还得付利息。厂里一下引进11条生产线，到了1990年代基本都变成了“包袱”，甩都甩不出去。
1995年，我当时承包了一个小面包厂，用的厂房就是一条生产线停产后存放设备的地方。那时候，厂里正响应“退二进三”的改革政策——退出二环，搬进三环；退出二产，迈进三产。
面包厂启动资金50万，十几个人，自负盈亏，我算经历了一次百分之百的创业吧。有了利润，两年后厂里又给了50万。到2000年前后，面包厂发展到130多人，主要靠超市的渠道，做面包房门店。2012年，我们开了自己的连锁店，员工现在有1300多人，每年工资总额大约2个亿。
国企现在的“包袱”还是比私营企业更重。像味多美，他们在审计、员工契约管理、配套方面都比我们灵活，人家做得也确实好。
有的员工想多挣工资，不想上保险，国企不行。有的员工不想去门店附近住，我们得派车接送。食品厂名下还有4000名退休职工，虽然工资是国家统一发放，但他们已经形成“有事儿找企业”的观念，供暖费、物业管理维修费出了问题，都过来找。
根据这些我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国企改革的核心是解放生产力和创造力。在那个年代，集团领导的放权和信任，让我有了机会。接下来要想市场上立足，还要继续改革。
改革辞典
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在中国一般是指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指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
双轨制是1979年至1993年间中国所实施的渐进式增量改革战略。随着体外价格机制的逐渐发育、壮大，最终让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市场。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和最终打破，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向市场经济。（记者陶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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