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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音年产多少架飞机

波音公司每年生产的飞机数量约为400-500架，具体产量会根据市场需求和公司产能调整。

近年来，波音的年交付量受疫情、供应链问题以及737MAX事件影响有所波动。例如，2023年波音共交付528架商用飞机（数据来源：波音年报），而疫情前的2018年曾达到806架。目前，其主力机型包括737系列窄体客机和787宽体客机，主要客户为全球航空公司和租赁公司。

航空业与旅行的关联

波音飞机的产量直接影响航空运力，进而影响旅行行业：

1.航线扩展：新飞机交付后，航空公司可能开通新航线，例如热门旅游目的地（如东南亚、欧洲）的航班频次增加。

2.票价波动：若产能不足导致飞机短缺，供不应求可能推高机票价格；反之则可能促进促销活动。

3.环保趋势：波音近年研发的省油机型（如787）帮助航空公司降低成本，长远可能让长途旅行更经济。

建议关注波音官网或航空业报告获取最新数据，同时灵活规划行程以应对运力变化。

二、波音不满飞机拒收

波音飞机遭拒收的主要原因是近期其部分机型频发的安全事故和质量问题，导致航空公司及监管机构对其信任度下降。

近年来，波音737MAX等机型因设计缺陷和监管漏洞引发多起空难，尽管后续进行了技术改进和复飞审核，但部分航空公司仍持谨慎态度。此外，交付延迟、供应链问题以及新机型（如787）的生产缺陷也加剧了客户的不满，导致拒收或延迟接收飞机的情况增多。

对旅游业的潜在影响

1.航班运力受限：若航空公司大规模拒收或推迟接收新飞机，可能导致运力增长放缓，旺季机票价格上涨，尤其影响热门旅游航线。

2.乘客信心波动：尽管涉事机型已复飞，部分旅客可能主动避开波音飞机，转而选择空客机型，影响航空公司的航班安排。

3.行业竞争格局：空客或借此机会抢占市场份额，而波音需通过更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客户沟通重建信任。

旅行建议

出行前可查询执飞飞机的机型，尤其对敏感机型（如737MAX）可调整行程。

关注航空动态，避开因飞机交付问题可能导致的大规模航班调整期（如节假日高峰）。

波音需长期努力以挽回声誉，而航空公司和旅客也需在安全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

波音困境折射美国“股市霸权”

席伟健

“机身上的一个舱门在半空中脱落；工厂车间状况不断；宇航员滞留太空；罢工造成严重损失；连续五年亏损……”在以“波音还有救吗？”为题的一篇最新文章中，美国主流媒体之一的《华尔街日报》这样总结波音公司“越积越多的麻烦事”，并称这还没算上最近几年涉及波音飞机的几起空难。就在本月初，这家公司刚刚公布新的“安全与质量计划”，将开始实施十多项新的质量控制检查，以应对波音飞机事故频发造成的公众质疑。近些年来，波音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不断引发讨论与反思。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波音公司内外一些专家的建议是“重塑信任，忘掉股价”。但在通过金融方式攫利更快也更丰厚的惯性下，让波音等美国大公司背后的资本“回归制造业初心”殊为不易，美国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陷入分裂与相互博弈的困境更是一时难解。
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类似航空制造这样涉及如此多的国家以及市场主体的行业屈指可数，其研发周期之长、工程技术之复杂、零部件之多，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产业、金融、管理等方面及其系统集成能力都提出堪称严苛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航空制造业被认为是一个工业大国实力的集中体现，是现代制造业的“皇冠”。
长期以来，波音公司都是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商之一。但近年来，随着波音飞机问题频发，这个航空制造巨头也被爆出越来越多的生产和管理问题。一些观察人士在给波音管理模式的嬗变寻找病因时，将其归结为“股市霸权”，即对于一家公司而言，一切管理、经营行为的首要考量都变成了对股价负责，把“股东利益至上”奉为圭臬。过去20多年来，很大程度上是为满足华尔街对公司盈利的要求，波音不断缩减基础研发支出，大量裁员，并且频繁使用产业链外包手段来为财务报表“添彩”。以下这样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受欢迎的波音727机型只有2%的零部件来自外包生产，而到了777机型，零部件外包比例达到了30%，到了787机型更是高达70%。
这种模式进一步加剧着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况且，类似操作并不仅仅存在于波音公司。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另一颗明星通用电气，杰克·韦尔奇用20年时间把公司市值从140亿美元做到4000亿美元，但员工数量从40万裁减到23万。如今，金融成为通用电气最重要的盈利业务之一，通用电气也因此被同行调侃是“伪装成工业巨头的对冲基金”。除了波音和通用电气，其他一些工业和科研巨头，比如IBM、惠普、贝尔实验室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走上这条道路。与此同时，互联网社交媒体巨头崛起，极大改变美国产业形态，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传统工业巨头的衰落。
在“全球劳动套利”模式下，主要美企很难不为巨额金融垄断利润诱惑所动，因而越来越难以坚守制造业初心。对一个工业国而言，制造业空心化的代价除了产品技术水准下降，还有职业技能的流失和专业人才的断层等。美国政界和学界在这几年的反思中认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美国之后，过度追求“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使得美企普遍将艰辛繁重、资本回报率低的产业外包给其他国家，自己则只抓着具有技术垄断优势、利润也最丰厚的部分。
2020年，一本名为《乡下人的悲歌》的个人传记作品突然在美国产业界、政界和学界引发热议。本书作者、如今的美国当选副总统JD·万斯，向读者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下，制造业空心化给美国中部“铁锈地带”诸州带来的后果——高昂的学费和学业贷款迫使当地很多白人家庭子女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沦为可替代性极强的普通工人。其结果是，美国的基层熟练技工人才结构遭到更大扭曲，损失了整整一代工程技能人才。这类人才，又是任何想要占据全球制造业产供链高端的国家所不可或缺的。
可能有人会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随时可以开启它的“人才收割机模式”，从其他国家招徕高科技人才。但这个观点现在至少存在两个漏洞：一是美国的后冷战霸权红利正在出现亏空，“人才收割”的效率随着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呈现下跌态势；二是即便主要作为中产阶层的高科技人才可以被“收割”来，但通常处于更低阶层的熟练技工呢？往往短时间内难以补充上来。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引起越来越多反思的背景下，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深层问题所在，开始强调企业经营除了关照股东利益，还应更充分地兼顾客户、员工、供货商和所在社区等其他方面的利益，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回到二战结束初期美国福利资本主义的传统——充分照顾工人、社区、福利、环境等其他经济利益相关者，正视“股市霸权”模式在企业长远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不过，意识到问题所在，与真正作出改变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让已经习惯“躺赢”的美国跨国垄断资本走出“舒适圈”，谈何容易。正是在各种复杂因素的拉扯中，包括美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裂与博弈中，美国执政者近些年来逆历史潮流而动，一方面试图破坏后冷战时代形成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以国内加大产业补贴、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手段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安抚美国产业资本；另一方面竭力维持美元霸权，以延续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攫利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一个同样令人担忧的趋势是，美国一些人越来越铤而走险，试图在外部制造甚至直接参与危机或冲突，进而以“全球战争套利”取代“全球劳动套利”，通过转嫁危机渡过当下的窘境和难关。站在人类共同命运和世界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些做法都只会给全球治理带来更大的赤字。（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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