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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面裙是中国古代女子的传统服饰，起源可追溯至宋代，其在明清时代达到鼎盛，制作工艺更为复杂，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服装之一。
2.马面裙的设计结构独特，一直保留着“马面”的设计元素，从明代的简约风格到清代的华丽风格，虽经历多次变化，但其核心设计理念始终未变。
3.马面裙，亦称马面褶裙，起源于契丹民族，其设计初衷是为了方便骑马穿着。与普通汉服裙子不同，马面裙前后共有四个裙门，便于骑马时左右叉开腿。
4.随着历史变迁，马面裙不仅在明朝、清朝流行，还出现在民国以及戏曲中，其服饰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演变。
5.到明朝时期，马面裙的制作已经十分讲究，需要用七幅布幅来制作，裙摆宽敞，纹饰精美。清朝时，女子所穿马面裙更为繁复，注重装饰和刺绣。
6.关于马面裙的命名，有说法认为“马面”并非指马的脸部，而是借鉴了城墙建筑中用于防御的“凸起”结构，因而得名。
7.迪奥最近推出的裙子款式被指与马面裙相似，但并未明确指出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马面裙。这种未注明的设计灵感引起了中国网友的不满。
相比较唐朝的用色大胆而言，宋代服饰明显用色要柔和得多，而且宋服饰很是修长，能体现出身形，整个流行风尚是向“儒雅化”变迁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有着很大的关系在的。
但是虽然说整个服装偏儒雅化了，却并非是只关注于朴素之上，甚至于相比较前代而言，宋朝的服饰文化更加的丰富，除了形式多样以外，连配饰也算的上是琳琅满目，接下来笔者就从几个大方面来简要说一下宋朝的衣冠文化。
1、冠
冠，是戴在头上的饰品，从秦朝开始就已经有记载说女子戴冠，而这些冠的种类十分的多，像芙蓉冠、黄罗冠等等，而到了宋代，几乎算得上是全民女性戴冠，不少宋词之中就写到了“冠”这个饰品，比如说“云暗青丝玉莹冠”，冠，成为了大众的首饰，因而当时的市面之上有很多专门卖冠的店铺，甚至还有专门修理冠的手艺人，足可见冠对于宋朝女子的重要性。
宋代的冠形式丰富，但是大多都是以铁丝、竹篾为骨架，外面用纱蒙上，再以各种漂亮的装饰物装饰，女孩子把冠戴在发髻上，十分的好看。既然是用铁丝、竹篾编制的，宋朝的冠自然也有着不同的形状，比如说堆枕冠、团冠等等，除了形状区分之外，也会因为所用的材质不同有一个区分，比如说鱼枕冠、水晶冠等等。
除了冠本体的区别外，冠上面的装饰也有着很多不同，贵族女子自然是金银玉石，平民女子在路边偶尔摘一朵花也可以成为冠上面的装饰物。而到了节日，各种像柳枝、小绒球之类的符合节日气氛的小饰品也会成为冠上面的一大装饰物。
2、帽
宋朝人的头上装饰物除了冠以外还有帽，最开始的时候帽子是作为御寒用的，所以一般都用动物皮毛制成，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帽子也出现了不为御寒所用的“纱帽”，到款唐代，帽子就逐渐从实用性变为了观赏性。
宋代的女子在骑马出行的时候会带上一种高顶宽檐笠帽，称为帷帽。帷帽最开始诞生于唐代，一般是用纱围在帽檐一周的，贵族女子还会在上面加上不少装饰，《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女子戴帷帽的形象。
3、巾
巾在宋朝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头巾、面衣和抹额，头巾最初使用在平民身上的，但是逐渐的贵族也会使用头巾。宋朝有不少女穿男装的事情，因而男子所戴的一种叫做“幞头”的头巾也经常为女子所用，不过多半是女童或者是戏曲演员。
面衣既然有面，自然和脸有关系，面衣就是专门为了覆盖其面的布帛。当时的面衣主要有两种，一种和风帽很像，而另一种就是一块帛巾，使用的时候使人看不清女子的面容。而抹额则就是一条布带子，扎在额上，可以和头上其他的饰品搭配使用。
4、衣
宋朝的服饰也遵循着上衣下裳的传统，一般来说宋朝的衣分为衫、襦袄、袍、褙子、半袖、亵衣等等，种类繁多，丰富多样，无法赘述，这里就说几种。首先是衫，衫是外衣的一种，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衫仅有一层，并不会在里面加上衬里，因而十分的透气。
一般而言衫的袖口都比较大，而且都是对襟，不过也有例外，比如说明朝的时候就很流行斜襟衫。宋代女子的衫的面料一般都比较轻薄，颜色也偏浅淡，十分的清雅。
褙子可以说是宋代服饰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衣服形制了，褙子其实是衫的一种，是宋朝才出现的，原本是婢女才会穿的一种衣服，但是逐渐贵族们也接受了，也成为了贵族们的常服。宋代褙子一般都是对襟的，没有襻扣，优质有宽袖和窄袖两种，衣服长度没有定律，一般就是看个人喜好。
宋代女子穿褙子的情况很多，从最底层的贱籍女子到后宫妃子，无一不穿，甚至于到最后被列入冠服之列，成为祭祀、婚礼等公开场合的正式衣着。
5、裳
一般来说，宋朝的下裳种类没有上衣那么多，主要就是裙和绔两种。女子穿裙是从汉代以后就有的流行传统，其之所以被称为裙，也是有讲究的，古代的布一般来说门幅都比较窄，做一条裙子仅仅只有一幅是不够的，需要多幅剪裁在一起才可以，因为是“连接群服也”，故而称“裙”。
宋代的裙子大部分的布料选择的都是罗布，因而称为罗裙，在这里也能够看出宋代的纺织业的发达程度，因为制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宋裙一般都是多幅裙，从六幅到十二幅不等在，最多的甚至可以达到三十幅之多，而且宋朝的裙子多褶，行走之时裙摆微动，十分的美丽。
不仅有褶裙，宋朝还有一种“旋裙”，这种裙子是前后开胯的，方便女子骑驴。除了裙子外，绔也是宋代女子的必备衣物。绔便是如今的裤，宋代女子的裤一般都是不会外露的，一般都是内穿裤外穿裙，不过也有例外，《都城纪胜》里就记载了当时的名妓“三等冠子衫子裆裤者”，这种裆裤就是直接外穿的，一般都是给劳动妇女穿着的，方便她们劳作。
总结
宋代女子的服饰文化自然不只有上面说的几种，宋朝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强盛的国家实力使得女子们能够在穿着之上多下不少功夫，而这些冠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时的经济文化。
每个时代的冠服在大体之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比如说裙就是汉朝便有的，但是每个时代都会赋予其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每个时代的冠服都是不同的，这也是今人探寻不同时代冠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秦代统一中国后，虽有“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记载，至于这一历史时代的衣着，除了秦尚黑，囚徒衣赭，此外，我们却近于极端无知。直到近年，才仅从始皇陵前发现几件大型妇女坐俑，得知衣袖紧小，梳银锭式后垂发髻，和辉县出土战国小铜人实相近，与楚帛画妇女发髻亦相差不多。最重要的发现，是衣着多绕襟盘旋而下。反映于铜器平面图像上，虽不甚具体，反映于木陶彩俑、铜玉人形等立体材料上，则十分明确。腰带边沿彩织装饰物，花纹精致处，多超过我们想象。由比较得知，这种制度，一直相沿到汉代，且具全国性。证明《方言》说的“绕衿谓之帬”的正确含义。历来从文字学角度出发，对于“衿”字解释为“衣领”固不确，即解释为“衣襟”，若不从图像上明白当时衣襟制度，亦始终难得其解。因为这种衣服，原来从大襟至胁间即向后旋绕而下。其中一式至背后即直下，另一式则仍回绕向前，和古称“衣作绣，锦为缘”有密切联系。到马王堆西汉初期古墓大量实物和彩绘木俑出土，才深一层明白如此使用材料，实用价值比艺术效果占更重要意义。从大量图像比较，又才明白这种衣着剪裁方式，实由战国到两汉，结束于晋代。《东宫旧事》和墓葬中殉葬木简牍，都提到“单裙”、“复裙”。提到衣衫时，且常有某某衣及某某结缨字样。结缨即系衣时代替纽扣的带子，分段固定于襟下的。（衣裙分别存在，虽在近年北京琉璃河出一西汉雕玉舞女上，即反映分明，但直到东汉末三国时期才流行。图像则从《女史箴》临镜化妆部分进一步得到证实）。
秦代出土人形，主要为战车和骑士，数量达八千余人。人物面目既高度写实，衣甲器物亦一切如真。唯战士头髻处理烦琐到无从设想。当时如何加工，又如何能持久保持原有状态？髻偏于一侧，有无等级区别，是一个无从索解的问题，实有待更新的发现。
两汉时间长，变化大，而史部书又特列舆服部门，冠绶二物且和官爵等第密切相关，记载十分详尽。但试和大量石刻彩绘校核，都不易符合。主要原因，文献记载中冠制，多朝会燕享、郊天祀地、高级统治者的礼仪上服用制度；而石刻反映，却多平时燕居生活和奴仆劳动情况。
且东汉人叙西汉事已隔一层，组绶织作技术即因战乱而失传，悬重赏征求才告恢复，可知加工技术必相当复杂。近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石刻彩绘图像虽多，有的还保存得十分完整，唯绶的制作，仍少具体知识。又如东汉石刻壁画的梁冠，照记载梁数和爵位密切相关，帝王必九梁。而石刻反映，则一般只一梁至三梁，也难和记载一一印证。且主要区别，西汉冠巾约发而不裹额。裹额之巾帻，东汉始出现。袍服东汉具有一定形制，西汉不甚严格统一。从近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大量保存完整实物，更易明确问题。又帝王及其亲属，礼制中最重要的为东园秘器28种中的金银缕玉衣。照汉志记载，这种玉衣全部重叠如鱼鳞，足胫用长及尺许玉札缠裹。从近年较多出土实物看来，则全身均用长方玉片连缀而成，唯用大玉片做足底。王侯丧葬礼仪，史志正式记载，尚如此不易符合事实，其余难征信处可想而知。
又汉代叔孙通虽订下车舆等级制度，由于商业发展，许多禁令制度，早即为商人所破坏，不受法律约束。正如贾谊说的帝王所衣黼绣，商人则用以被墙壁，童奴且穿丝履。
从东汉社会上层看来，袍服转入制度化，似乎比西汉较统一。武氏石刻全部虽如用图案化加以表现，交代制度即相当具体。特别是象征官爵等级的绶，制度区别严格，由色彩、长短和绪头粗细区别官品地位。武氏石刻绶的形象及位置，反映得还是比较清楚。直到汉末梁冠去梁之平巾帻，汉末也经过统一，不分贵贱，一律使用。到三国，则因军事原因，多用巾幍代替。不仅文人使用巾子表示名士风流，主持军事将帅，如袁绍崔钧之徒，亦均以幅巾为雅。诸葛亮亦有纶巾羽扇指挥战事，故事且流传千载。当时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等名目，张角起义则着黄巾。可知形状、材料、色彩，也必各有不同。风气且影响到晋南北朝。至于巾子式样，如不联系当时或稍后图像，则知识并不落实。其实，仿古弁形制如合掌的，似应为“帢”，如波浪皱褶的，应名为“幍”。时代稍后，或出于晋人戴逵作《列女仁智图》，及近年南京西善桥出土《竹林七贤图》，齐梁时人作《斫琴图》，均有较明确反映。
至两晋衣着特征，男子在官职的，头上流行小冠子，实即平巾帻缩小，转回到“约发而不裹额”式样。一般平民侍仆，男的头上则为后部尖耸略偏一侧之“帩头”，到后转成尖顶毡帽。南北且有同一趋势。妇女则如干宝《晋纪》和《晋书·五行志》说的衣着上俭而下丰（即上短小，下宽大），髻用假发相衬，见时代特征。因发髻过大过重，不能常戴，平时必搁置架上。从墓俑反映，西晋作十字式，尚不过大。到东晋，则两鬓抱面，直到遮蔽眉额。到东晋末齐梁间改为急束其发上耸成双环，名“飞天”，邓县出土南朝画像砖上所见妇女有典型性，显然受佛教影响。北方石刻作梁鸿孟光举案齐眉故事，天龙山石刻供养人，头上均有这种发式出现，且作种种不同发展。但北朝男子官服定型有异于南朝，则为在晋式小冠子外加一筒子式平顶漆纱笼冠。因此得知，传世《洛神赋图》产生时代，决不会早于元魏定都洛阳以前。历来相传为顾恺之笔，由服饰看来，时代即晚。
隋统一中国后，文帝一朝社会生活比较简朴。从敦煌壁画贵族进香人，到青白釉墓葬女侍俑比较，衣着式样均相差不多。特征为小袖长裙，裙上系及胸。
谈唐代服饰的，因文献详明具体，材料又特别丰富，论述亦多。因此，本书只就前人所未及处，略加引申。一为从唐初李寿墓中出土物，伎乐石刻绘画，及传世《步辇图》中宫女看来，可得如下较新知识：初唐衣着还多沿隋代旧制，变化不大。而伎乐已分坐部和立部。二、由新疆近年出土墓俑，及长安新出唐永泰公主、懿德太子诸陵壁画所见，得知唐代“胡服”似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来自西域、高昌、龟兹，间接则出于波斯影响，特征为头戴浑脱帽，身穿圆领或翻领小袖衣衫，条纹卷口裤，透空软底锦靴。出行骑马必着帷帽。和文献所称，盛行于开天间实早百十年。后期则如白居易新乐府所咏“时世装”形容，特征为蛮鬟椎髻，眉作八字低颦，脸敷黄粉，唇注乌膏，影响实出自吐蕃。图像反映有传世《宫乐图》、《倦绣图》均具代表性。实元和间产物。至于开元天宝间，则画迹传世甚多，和胡服关系不大。叙发展谈衍变，影响后世较大，特别值得一提的，即帷帽。历来相传出于北齐“”，或称“罗”，以为原遮蔽全身，至今无图像可证。帷帽废除于开元天宝间，是事实亦不尽合事实，因为宫廷贵族虽已废除，以后还流行于民间，宋元画迹中均可发现。在社会上层，也还留下部分残余痕迹，即在额前露出一小方马尾罗，名“透额罗”。
反映于图像中，只敦煌开元间《乐廷瓌夫人行香图》中进香青年眷属或侍女三人额间，尚可明白位置和式样。透额罗虽后世无闻，但转至宋代则成为渔婆勒子、帽勒，且盛行于明清。帷帽上层妇女虽不使用，代替它的是在头顶上披一薄纱，称“盖头”。宋代用紫罗，称“紫罗盖头”。反映于北宋上层妇女头上，《花竹仕女图》有代表性。反映于农村妇女，则南宋名画家李嵩《货郎图》中几个农村妇女头上，均罩有同式薄质纱罗。就一般说，既有装饰美观作用，亦有实用价值，才因此继续使用。
妇女花冠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名称虽同，着法式样迥异。唐代花冠如一顶帽子套在头上，直到发际。《宫乐图》、《倦绣图》反映都极具体。至于宋代花冠，则系用罗帛仿照真花做成。宋人尚高髻，向上直耸高及三尺，以至朝廷在皇佑中不得不用法律禁止。原因是当时花冠多仿拟真花。宋代尚牡丹芍药，据《洛阳花木记》记载，由于栽培得法，花朵重台有高及二尺的，称“重楼子”，在瓷州窑墨绘瓷枕上即常有反映。此外，《洛阳花木记》、《牡丹谱》、《芍药谱》称“楼子”、“冠子”的多不胜数。宋人作《花竹仕女图》中所见，应即重楼子花冠。且由此得知，至于传世《簪花仕女图》，从人形衣着言，原稿必成于开元天宝间，即在蓬松发际加一点翠金步摇钗，实纯粹当时标准式样。如再加一像生花朵，则近于“画蛇添足”、不伦不类矣。这种插戴在唐代为稀有少见，在宋则近一般性。宋代遇喜庆大典，佳节良辰，帝王出行，公卿百官骑从卫士无不簪花。帝王本人亦不例外。花朵式样和使用材料，均有记载，区别明确。图像反映，更可相互取证。又唐代官服彩绫花纹分六种。除“地黄交枝”属植物，其余均为鸟类衔花，在铜镜和带板上，均有形象可证，唯图像和实物却少证据，是一待解决问题。
宋人衣着特别值得一提的，即除妇女高髻大梳见时代特征，还有北宋一时曾流行来自契丹上部着宋式对襟加领抹（花边）旋袄，下身不着裙只着长筒袜裤的“吊墩服”，即后来的“解马装”，影响流行于社会上层，至用严格法律禁止。但伎乐人衣着，照例不受法令限制，所以在杂剧人图画中，还经常可见到这种外来衣着形象。男子朝服大袖宽衫，官服仍流行唐式圆领服制度，和唐式截然不同处，为圆领内必加衬领。起于五代，敦煌壁画反映明确。而宋人侍仆和子侄晚辈，闲散无事时，必“叉手示敬”。在近年大量出土壁画上所见，及辽、金墓壁画上的南官及汉人部从，亦无例外，随处可以发现这种示敬形象。宋元间刻的《事林广记》中，且用图说加以解释。试从制度出发，即可发现有些传世名画的产生年代，或值得重新研究。例如传世韩滉《文苑图》，或应成于宋代画家之手，问题即在圆领服出现衬领，不可能早于五代十国。《韩熙载夜宴图》，其中叉手示敬的人且兼及一和尚，也必成于南唐降宋以后，却早于淳化二年以前。画中人多服绿。《宋大诏令集》中曾载有淳化二年诏令，提及“南唐降官一律服绿，今可照原官服朱紫”。可知《夜宴图》产生时代必在南唐政权倾覆以后，太宗淳化二年以前。尚有传为李煜与周文矩合作的《重屏会棋图》，内中一披发画童，亦不忘叉手示敬。历来鉴定画迹时代的专家，多习惯于以帝王题跋，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大原则作为尺度，当然未可厚非。可最易忽略事物制度的时代特征。传世阎立本作《萧翼赚兰亭图》，人无间言，殊不知图中烧茶部分，有一荷叶形小小茶叶罐盖，只宋元银瓷器上常见，哪会出现于唐初？古人说“谈言微中，或可以排难解纷”。但从画迹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证，或其他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日。
元蒙王朝统治，不足一世纪，影响世界却极大。大事情专门著作多，而本书却在统治范围内的小事，为前人所忽略，或史志不具备部分，提出些问题，试作些叙述解释。一如理发的法令歌诀。二如元代男女贵族衣上多着四合如意云肩，每年集中殿廷上万人举行“只孙宴”制作精丽只孙服上的云肩式样。三如全国大量织造纳石失织金锦，是否已完全失传。四如女人头上的罟罟（姑姑）冠应用情况等等进行些比较探讨。是否能够得到些新知？
至于明清二代，时间过近，材料过多，因此只能就一时一地引用部分图像材料结合部分朝野杂记，试作说明。又由于个人对丝绸锦绣略有常识，因此，每一段落必就这一历史时期的纺织品辉煌成就也略作介绍。唯实物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以十万计，书中举例则不过手边所有劫余点滴残物，略见一斑而已。
总的说来，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由于具体时间不及一年，只是由个人认识角度出发，据实物图像为主，试用不同方式，比较有系统进行探讨综合的第一部分工作。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并且这只是从客观材料出发工作一次开端，可能成为一种良好的开端，也可能还得改变方法另辟蹊径，才可望取得应有的进展，工作方法和结论，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
好在国内对服装问题，正有许多专家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工作，且各有显著成就。有的专从文献着手，具有无比丰富知识，有的又专从图像出发，作的十分仔细。据个人私见，这部门工作，实值得有更多专家学者来从事，万壑争流，齐头并进，必然会取得“百花齐放”的崭新纪录突破。至于我个人进行的工作，可能达到的目标，始终不会超过一个探路打前站小卒所能完成的任务，是预料得到的。
（本文摘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者：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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