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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区政府和西安高新区借助三星项目落地，大肆非法圈占征地，毁我家园。现就几个问题提示大家。
首先，在经济观察报记者张延龙发表“三星落户西安的嫁妆”一文后，在全国迎来一片骂声。此后三星方面回应目前只有70亿美元的投资。高新区管委会也在随后的答记者问中确认三星最终用地是1500亩左右，其后陕西省环境厅公告的三星芯片项目的环境评估公告中确定的项目用地是1600亩左右。因此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圈地拆迁，纯粹是地方政府的违法圈地行为，三星芯片项目只是他们的借口。
第二，三星项目是两头在外（原料设备进口，产品直接出口），技术严格保密，所谓的带动160家相关企业入住纯粹是欺骗或者意淫。知道摩尔定律的人都知道，闪存芯片的市场寿命只有大约5年，项目带给我们的除了污染和耕地占用，家园被毁，别的一无所有。
第三，按照公布的补偿方案，以一家两个老人，小夫妻加一个孩子共5口人计算，能拿到的征地补偿大约=4万*0.6*5=12万；10万先期支付的每人2万的安置费，一院房子300平米按照每平米500元的评估赔偿加100平米的每平米奖励共计17万。以上是大概这个家庭能拿到的现金数额共计39万元。
回迁后每人没拿到的3万元由于要补交超出安置面积的成本价款（高层每平米的大约2000元），和缴纳大修理基金、契税和其他的一些配套费用，基本上在拿到安置房钥匙前就没有了，所以不必计算在内。但是获得的安置房400平米（因为户型搭配不可能刚好有350平米面积的组合，一定会超出）的最低装修费用大概需要24万元，这还不包括必须的厨卫设备、电器和床等基本家具（原来的炕是无法带走的），真正达到基本入住条件共计需要大概32万元。两个老人过世后需要自己购买价格高昂的墓地，足可以耗尽剩余的7万元。
从此以后，我们需要买粮食，买菜，交物业费、电梯费、卫生费、水费等等。10年内租不了的安置房，无法正常出租，还需要我们供养。
一个征地拆迁，对我们来说除了需要养的破安置房，还有什么呀？父老乡亲们！
第四，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应对，但应对需要策略，安置方案的补涨项目基本在长安区的城中村改造的范围之内，谈补偿数额地方政府很难让步。但是由于项目5月上旬才进行第一次环评公示，所谓的三星城（含保税区）更仅仅进行8年规划公示中，不可能很快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按照《国土资源法》西安高新区和长安区政府的征地拆迁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们理应坚决抵制，而不是主动谈补偿高低的问题，因为主动谈补偿高低，意味着对征地拆迁的合法性的认可，我们必将陷入被动。
1.三星选址建厂有其特定要求。芯片制造需要大量用水，并且产生剧毒废水，因此工厂通常会选择靠近水源的地点，以便于废水的排放。根据您提供的地图，三星工厂的位置可能应更偏西，以避开人口密集的西甘河村。
2.土地供应应由西安市政府无偿提供。由于三星项目需要大量土地，而土地征用和拆迁的费用应由地方政府承担。因此，减少拆迁村民的数量可以降低成本。
3.征地补偿标准可能较低。如果只是征用耕地而不涉及拆迁安置，每亩土地的补偿可能只有几万元。因此，争取在土地征用时同步进行村庄拆迁和安置是至关重要的。
4.货币补偿方案可能并不切实际。因为三星项目的土地使用不应直接关联到征地拆迁的费用。此外，货币补偿的计算需要考虑原房屋的区位等因素，而一般家庭的房产价值很难达到近400万元。
5.政府如果决定拆迁村庄，应按照长安区城中村改造的标准进行补偿。这通常包括以每人一定的平米数提供安置房，以及门面房进行补偿。以五口之家为例，补偿可能达到30-40万元，包括约300平米的安置房和60平米以上的门面房（通常由村里统一经营）。然而，村民未来需要自行承担食物、水费和物业费等开销，因此实际剩余的现金可能并不多。
6.拆迁后，家庭得到的补偿可能主要是房产和有限现金。以五口之家为例，可能获得的是几套公寓式的楼房而非现金致富。由于三星项目是高科技产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村民的文化水平可能难以满足三星的就业要求。
说起长安酒店，长安人都不会陌生，这是长安第一家三星级酒店。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港商投资住店需求，当时的长安领导干部谋划建一座像样的酒店。在当时的防止经济过热时期的限制性规定下，长安人还曾有过晚上偷建酒店的一段历史！
继长安酒店之后陆续建设的柏宁酒店、莲花山庄大酒店，都是五星级酒店，它们后来居上，在硬件设施、建筑时尚等方面都超过了长安酒店。但是，在长安人的口碑里，酒店业的老大地位还是非长安酒店莫属。回头来看，长安酒店的建成对推动长安招商引资工作起了关键性作用。
长安酒店建设的历史责任
解决港商来长安投资住店问题
长安酒店的建设，在长安人心头上，曾经是一件既自豪也有几分暧昧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之初，长安的小街突然间被香港来的投资者挤爆，当时镇里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几乎所有干部都负有接待任务，三天两头陪着港商看地面、谈行情。谈完之后，总要吃饭休息，在长安这里却没地方住宿，只好往广州跑，往深圳跑。
刚刚建成的长安酒店
多花钱、耽误时间不说，在世人眼里，长安终究是个贵人不落窝的小地方。长安难道就该永远是个留不住人的小地方吗？如果留不住人，又怎能留得住投资？长安人开始想要自己建一座像样的酒店。当长安人筹足资金，准备上马建设酒店的时候，却遇到了经济过热时期的限制性规定。长安人只得变通行事，资金是自己的，需要是明确的，只要盖起来就会派上用场。于是，在得到东莞市领导的默许后，他们晚上施工，白天把工地遮盖起来。就这样，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盖起了长安酒店。
“终身总经理”曾是杂勤人员
酒店的资产是长安镇的，于是总经理就在长安镇的工作人员里面挑选，看谁能胜任。选来选去，选上了陈建希。在长安公社做后勤服务的二十来年里，陈建希每天的很多时间要用来数饭票。那时候一个小小公社机关灶，饭票就分了很多种，一斤、半斤、二两、一两甚至半两，就是半碗粥，都必须清清楚楚。可以说，长安乃至东莞的副食品价格、招待所饭馆的客流状态、饭店酒家的菜肴质量，没有人比他更熟悉。
1990年的长安（卫星图）
当镇领导决定兴建长安酒店的时候，便想到让陈建希来当这个总经理。但当时要求镇政府的干部一定要有高中文化水平，于是领导让他到东莞理工学院进修。从1986年开始，用了差不多三年时间，陈建希一边工作一边上学，终于拿到个中专文凭。从初中到高中，中间相隔二十六年，这也应该是中国教育史上可资记录的奇例。在学历上进了一步，又去掉了几十年“以农代干”的帽子，陈建希成了名正言顺的公社干部。硬件软件都齐全了，陈建希名正言顺当上长安第一家星级酒店经理。
开张之初不顺利
向香港人取经均以失败告终
长安酒店于1989年年底开业。按照酒店业惯例，除却其他设备质量要求外，最少要有50个房间，才能评星级。长安酒店开业时是108间房，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开业时就评为三星。酒店所在地离当时的镇政府不远，图的就是接待客人方便。酒店的店名则是请广东著名书画家黎雄才先生题写的。
如今的长安酒店廖志忠/摄
对于要怎么样管理酒店，陈建希最先想到的办法就是请教香港人。当时美泰玩具厂有很多香港人在做，他们住酒店经验多，陈建希就向他们请教有关酒店的知识。他以前管饭票，管烟酒盐茶，人家以为这些在酒店里都用得上。其实，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大酒店同炊事班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的学问和曲折是外人难以了解的。尽管陈建希和他的管理团队鼓足干劲工作，还市场参加高级别的培训学习甚至国家旅游局在北京举办的培训，但长安酒店开张之初效益并不好。
事实上，长安酒店的修建，是根据长安地方的客流需要经过计算计划的。陈建希认为长安酒店的客源并不少，有那么多港商往来，保本是起码的。按当时的标准，有40%的开房率就会不赔。不久，自信的陈建希提出了类似承包制的想法。此时，正赶上了长安镇鼓励创业、承包的时机。
镇里领导对他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陈建希承包的这一年后，要给镇里上交360万。结果第一年，陈建希就上交了450万，比政府的要求超额90万。按照最初的协议，多出的90万的30%就给管理人员做奖金。奖金根据各层级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分配，这直接刺激了大家的干劲和斗志，陈建希带着他的员工奋勇向前，长安酒店开始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
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
财路大开
陈建希承包长安酒店后，改变了开业以来没有利润的被动局面。到第二年，他碰上了不曾意料的好机会。1992年春天，邓小平巡视深圳、珠海，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把1989年以来经济建设和改革势头的徘徊局面一举扭转。珠三角的人流物流比以前更加汹涌地流动起来，人们见面又开始互道“恭喜发财”了。
邓小平南巡讲话
对于办酒店的人来说，客流就是最好的商机，入住率就是盈利的基础。这一年，陈建希和长安酒店全体职工忙忙碌碌大干一年，到年底算账，纯利润达到近700万，比上年几乎提高一倍。与此同时，长安的各项建设也在以比从前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进行着。真是“时来天地皆着力”，以前投资酒店时的一些忐忑，也在好形势和好效益面前一扫而空。长安不仅加大了招商引资的范围和力度，而且，还在规划把以前世世代代靠种庄稼为生的农村改变成工业城。一个长安酒店显然还不够，还将有一家又一家的酒店在长安地面上矗立。
陈建希回忆讲起酒店经营，他依然头头是道。一个酒店的总毛利大概是30%，但是各个部门的利润率并不相同，比如客房有90%多毛利率；餐饮方面，西餐大概有70%的毛利，中餐有40%左右的毛利。以历史眼光来看，长安酒店对长安镇的招商引资、改革开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时任东莞市旅游局局长李善奴说，该酒店是80年代末期全国乡镇第一家三星级酒店，长安酒店在长安发展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适应了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需要，是长安从农村向城市化转变的一个标志。
人物简介
●陈建希，1944年生，曾任长安公社总务干部，1989年长安酒
店成立后担任总经理，任职时间14年。1992年，陈建希被评为广
东省优秀乡镇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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