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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问题指的应该是1726年8月6日神圣罗马帝国和俄国缔结反土耳其军事联盟这件事。其主要内容是俄土战争，北方同盟是其中一个插曲，有关内容如下：欧洲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法国终于开始与宿敌奥地利结盟，此所谓欧洲外交史上的“外交革命”，同时普鲁士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迅速崛起，隐然有成为德意志世界新霸主之势，奥地利自然不会坐视不管。而法国除了遏制普鲁士在欧陆成为自己新威胁之外，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和新大陆的殖民地，但战争中彻底战败，拱手将欧洲霸主的宝座让给了英国。奥地利在中欧的地区霸主地位，则被普鲁士取而代之。而17～19世纪的俄国也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在1700-1721的北方战争中俄罗斯击败瑞典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同时，成为新科北欧地区霸主为向黑海和巴尔干地区扩张而同土耳其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初期战争主要限于俄土两国之间，战区集中在巴尔干、克里木、高加索等地。19世纪后，引起了欧洲一些国家干预。俄土战争多次发生，其中截止到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发生的重要战争有以下几次：第1次（1676～1681）根据1667年1月俄国、波兰签订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俄国攫取了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包括基辅)。1672年土耳其为争夺乌克兰，进攻波属乌克兰夺取了波多利耶。1676年，土耳其利用乌克兰统领多罗申科进攻俄属乌克兰。土耳其战败。根据1681年1月俄土《巴赫奇萨赖和约》，确定第聂伯河为两国边界第2次（1686～1700）1686年俄国加入由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组成的反土同盟。1687年、1689年，俄军在В.В.戈利岑公爵统帅下，对克里木进行了两次远征。1695年、1696年彼得一世两次远征亚速。根据1700年7月俄土《君士坦丁堡和约》，亚速划归俄国。第3次（1710～1711）1709年波尔塔瓦战役后，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逃入土耳其境内(见北方战争)。1710年俄土战争爆发。1711年，彼得一世亲征普鲁特河，陷入土耳其和鞑靼军队的重围。根据1711年7月俄土《普鲁特和约》，亚速重归土耳。
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先后崛起，对巴尔干半岛政局影响甚大。对土耳其而言，无论近邻奥地利，还是俄罗斯，都是可怕的敌人。奥地利向来即是虎邻恶邻，在普鲁士取得了德意志地区霸主地位后，奥地利被进一步往南驱赶，巴尔干半岛势必成为这一局势的牺牲品。而俄罗斯亟欲获得在黑海和地中海获得新的出海口，自然要一意南进，土耳其首当其冲！更可怕的是，被逼往南的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和决意往南的俄罗斯其后在1726年为取得对土战争的优势，缔结条约建立同盟。这些就是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土情况。
欧洲历史之“七年战争”
七年战争（1756-1763）是一场跨越五大洲的全球性冲突，它在美国被称为“法国和印度战争”。殖民主义时期，为了所谓的利益，英法在北美土地上的冲突不断。1756年英国正式向法国选择。当时整个欧洲的对峙形态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在新大陆争夺殖民地时，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与奥地利、法国、俄罗斯和瑞典对峙。
法国和印度战争
1750年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法国声称拥有加拿大和五大湖的主权，当时的英国则在东海岸的13个殖民地固守。随着殖民化的深入，俄亥俄河上游河谷周围的边境地区很快成为英国、法国和美洲原住民争夺的焦点。
欧洲人渴望在这片肥沃的土地定居，原住民则希望自己的生活不会被外来侵略者打扰。最初英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吃了不少亏，反观法国不仅建造了杜肯堡，而且还与美洲的原住民联合在一起，并且多次击败了英国人。1756年英国开始改变策略，并为普鲁士军队提供战略资金，以应对法国及其盟国。
英国在法印战争中的胜利
1758年7月，英国在路易斯堡的第一次胜利重振了军队萎靡不振的精神。他们很快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弗朗特纳克堡。1758年9月，约翰·福布斯将军占领了杜肯堡并重建了一座名为皮特堡的英国堡垒，以纪念威廉·皮特。
1759年9月，英国军队从皮特堡进军魁北克，在魁北克战役（也称为亚伯拉罕平原战役）中击败了法国军队，次年9月攻占了蒙特利尔。在乔治三世统治下，英国人不仅在美洲发动地面战争，他们同时还参与了与法国的海战。
1759年英国海军取得了拉各斯战役和基伯龙湾战役胜利，法国也因此不得不放弃入侵英国的企图。除了在加拿大取得胜利外，英国还在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哈瓦那、马尼拉和西非击败了法国军队和印度军队，并且在1761年1月16日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印度的“本地治里”。
巴黎条约
1763年2月10日巴黎条约正式签署，这也标志着法印战争正式结束。英国得到了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从而彻底关闭了其他欧洲国家想要通过北美向西扩张的大门。巴黎条约也将本地治里归还给法国，并把他们在西印度群岛和塞内加尔的殖民地一并交还给他们。
英国在“法印度战争”中的胜利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为其后续建立强大的日不落帝国打下了基础。法国人自然不会就此服软，为了报复英国，他们在独立战争期间选择了与美国站在一起对抗英国。
欧洲七年战争
对阵双方主要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当时的沙皇俄国，由于艾克斯拉夏佩尔条约或亚琛条约将西里西亚从奥地利手中夺走并交给普鲁士，这促使沙皇俄国担心弗雷德里克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随着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欧洲的联盟体系发生了后来被称为“外交革命”的转变，沙皇俄国很快与法国和奥地利结盟，对抗英国、普鲁士和萨克森。
1756年8月弗雷德里克率领部队入侵萨克森，这标志着欧洲战争的正式开始。普鲁士军队迅速占领了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然后继续进攻波希米亚。1757年5月围攻布拉格失败后，弗雷德里克于1757年11月5日在罗斯巴赫击败了法国和奥地利军队。
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军队很快组织起了反击，于1760年10月占领了当时的普鲁士首都柏林，随着普鲁士援军的到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沙皇俄国和奥地利人不敌败走。普鲁士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休伯图斯堡条约
1763年2月15日，在巴黎条约签订五天后，奥地利、普鲁士和萨克森签订了休伯图斯堡条约（也称为休伯图斯堡和约）。条约任命奥地利的约瑟夫大公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将西里西亚和格拉茨交给普鲁士，进一步加强了腓特烈大帝和普鲁士在欧洲的影响力。
战争结果
最终七年战争以两项条约的签署告终。其中休伯图斯堡条约将西里西亚授予普鲁士并增强了腓特烈大帝的权力。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巴黎条约》划定了有利于英国的殖民路线。
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虽不重复，但往往押韵。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至今已一月有余。在此期间，他所强力推动的带有浓郁个人强硬风格的美版俄乌停火方案，以及他与俄、乌、欧诸方的战略博弈，让人不禁联想起“七年战争”前后所发生的“外交革命”（DiplomaticRevolution1756）——昔日敌人热情拥抱，传统盟友却反目成仇。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视觉中国图
面对2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以及他的副总统万斯在白宫的公然“拉扯”，克里姆林宫怕是不自禁地内心窃喜。三百年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在残酷的“七年战争”中独挡俄、奥、法欧陆三强的车轮战，而就在他弹尽粮绝、即将自杀殉国时，未婚且无嗣的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一世突然驾崩，其侄彼得三世继位。这位出生于荷尔斯泰因公国、能说流利德语却几乎不会说俄语、自幼因熟稔腓特烈大帝赫赫战功而对其狂热崇拜的年轻人，甫一登上皇位，便立刻从对俄国极其有利的七年战争中退出，并与腓特烈订立攻守同盟。他不仅严禁俄军继续进攻普鲁士，甚至还命令此前刚刚攻克柏林的切尔尼谢夫将军率领麾下2万俄军援助其偶像腓特烈——史称“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TheMiracleoftheHouseofBrandenburg）。
如今，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可说是迎来了他自己的“勃兰登堡奇迹”。他挺住了三年，等到了特朗普重返白宫。
进一步追问：普京的“勃兰登堡奇迹”究竟只是偶然，还是背后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特朗普如此“偏好普京”难道仅系个人好恶？这背后是否又存在某种特朗普版“外交革命”的图谋？如果有，其最终达成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本文试做浅析。
美乌矛盾的公开化及其根源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争吵不仅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冲突，更是美乌关系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这场争吵的根源在于双方在战略利益、外交政策核心诉求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反映了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以及乌克兰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
如果说万斯的“表演式投靠”“拉踩式表忠”是此次美乌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那么矿产协议就是美乌矛盾的直接原因。特朗普政府将乌克兰的稀土资源视为美国人工智能和军事科技发展的关键，试图通过矿产协议获取经济利益。然而，泽连斯基认为，美国在协议中过于强调资源开采，却未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这令乌克兰感到被“工具化”。特朗普称协议“非常公平”，但泽连斯基本人和乌克兰舆论则普遍认为，协议实质上就是美国对乌克兰资源的“掠夺”，尤其是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美国甚至连一句模糊、敷衍的承诺都不愿意给出。由此，特朗普“美国优先”、美国经济利益至上、交易万能的外交偏好，与泽连斯基迫切的安全需求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矿产协议背后，安全保障问题是美乌矛盾的深层症结。泽连斯基坚持认为，任何停火协议都必须以美国提供军事援助和战后保护为前提，这是乌克兰在战争中的核心诉求。然而，特朗普明确表示，乌克兰若再次遭到攻击，“无法指望美国保护”，并将责任推给欧洲。这种态度不仅动摇了乌克兰对美国的信任，也让欧洲盟友感到不安。特朗普的立场反映了其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倾向：他更关注如何通过谈判结束冲突，而非长期支持乌克兰的安全与主权。这种短视的做法不仅削弱了美国的战略信誉，也让乌克兰陷入了更深的恐惧与愤怒之中。
停火条件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美乌关系的脆弱性。特朗普认为停火协议即将达成，并强调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讨论”，但泽连斯基坚持“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才是前提。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谈判内容上，更反映了双方对俄乌冲突的不同认知。对特朗普而言，乌克兰危机是一场可以通过利益交换解决的冲突；但对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民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国家生存与尊严的战争。这种认知差异使得双方难以找到共同点，也注定了谈判的破裂。
美乌矛盾的根源不仅在于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在于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向。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正在重塑全球秩序，其核心逻辑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而非传统的盟友关系或价值观外交。这种转向不仅让乌克兰感到被抛弃，也让欧洲盟友对美国的领导力产生了质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出“自由世界需要新领导人”的呼吁，正是这种失望情绪的集中体现。
特朗普欧陆政策初显山水
如果我们拉长观察的镜头，将其从2月28日白宫椭圆办公室中的戏剧性一幕，转向特朗普再度执政近两个月以来有关对俄、对乌、对欧政策的四次具有节点性意义的会议和表决，那么不仅特朗普政府的俄乌停战方案，甚至包括其对俄、对乌乃至欧陆政策的轮廓都将呼之欲出。
节点一：万斯“训”欧：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火药桶”
2025年2月14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指责欧洲，同时特朗普政府抛出美版俄乌和平方案。这一方案要求乌克兰在4月20日前停火，承认俄罗斯对现有占领区的主权，并永久放弃加入北约。这一提议引发了欧洲的强烈不满，尤其是东欧国家担忧“慕尼黑式绥靖”重演。
节点二：利雅得会谈：美俄关系开始“破冰”
2月18日，美俄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会谈，这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三年来双方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面对面接触。会谈达成了三项共识：恢复大使馆人员编制、建立支持乌克兰和谈的高级别团队、探索双边经济合作。尽管会谈被描述为“第一步”，但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
节点三：联合国安理会的美版“和平决议”
2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结束俄乌冲突的决议草案。尽管决议获得通过，但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弃权票表明，西方内部对特朗普方案的分歧依然存在。
节点四：白宫争吵：美乌、美欧矛盾的公开化
2月28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爆发激烈争吵，原定的联合记者会和矿产协议签署被取消。这一事件暴露了美乌关系的脆弱性，也揭示了特朗普对乌克兰的实用主义态度。
特朗普的新欧陆政策——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实用主义优先、单边主义主导、战略收缩明显”。通过对上述四次关键节点的分析，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政策轮廓的形成及其演进脉络。
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呈现出明显的“破冰”倾向。利雅得会谈标志着美俄关系的阶段性缓和，双方在恢复外交接触、探索经济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特朗普对俄务实外交的延续，也反映了其试图通过缓和美俄关系来减轻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负担。然而，这种“破冰”并未得到欧洲盟友的广泛支持，尤其是东欧国家对此深感不安。
特朗普政府的对乌政策凸显了实用主义色彩。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版和平方案”，还是白宫争吵中特朗普对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拒绝，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只是将乌克兰视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枚棋子，而非平等的战略伙伴。
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也暴露其单边主义倾向。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训欧”言论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欧洲国家的弃权票，均表明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特朗普政府试图将安全保障责任推给欧洲，同时在经济和战略利益上追求单边收益，这种“美国优先”的做法正在侵蚀跨大西洋联盟的凝聚力。
普京的“勃兰登堡奇迹”
特朗普的再度归来对普京而言，确实堪称一场“勃兰登堡奇迹”。这一比喻不仅形象地揭示了特朗普亲俄政策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也深刻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戏剧性。特朗普的亲俄倾向为普京提供了扭转局势的战略机遇——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美俄关系的缓和上，更在于其对欧洲安全格局和全球权力平衡的深远影响。
（一）特朗普的亲俄倾向：历史渊源与现实表现
特朗普的亲俄倾向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逻辑。自2016年竞选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表达对普京的“敬意”，称其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并对北约的效用提出质疑。这种态度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流政治精英的对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认为，美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紧张局势，还能为美国带来实际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他的“美国优先”理念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即通过与俄罗斯的务实合作，减少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负担。
特朗普的亲俄政策在其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他在第一任期内多次试图与普京举行峰会，推动美俄关系的“重启”。尽管这些努力因国内政治压力（如“通俄门”调查）和国际局势变化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其政策方向始终未变。如今，特朗普再度执政，其俄乌停火方案进一步凸显了这一倾向。该方案要求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的主权，实质上就是对战场既定现实的合法化，也为普京提供了巩固军事胜利的机会。
（二）普京的战略机遇：从孤立到突破
对普京而言，特朗普的亲俄倾向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战略机遇。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一直处于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之中。尽管俄罗斯通过军事手段在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取得了实质性控制，但其国际地位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特朗普的当选和其亲俄政策为俄罗斯打破这一孤立局面提供了可能。
首先，特朗普的停火方案为俄罗斯提供了将军事胜利合法化的机会。通过要求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的主权，特朗普实质上承认了俄罗斯占领这些地区的既成事实。这不仅巩固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也为普京在国内赢得了更多的政治支持。
其次，特朗普对北约的怀疑态度和对欧洲安全事务的冷淡，削弱了西方对俄罗斯的集体压力。这种在大西洋主义者看来是“自废武功”“自毁长城”的行为，无疑为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格局中重新定位提供了空间。
此外，特朗普的亲俄政策还为俄罗斯提供了突破西方制裁的机会。尽管特朗普政府目前尚未明确取消对俄制裁，但其政策方向表明，美国可能在未来逐步放松对俄经济限制。这种可能性不仅有助于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也为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譬如，近日有报道称，普京的盟友马蒂亚斯·沃宁（MatthiasWarnig）正在策划在美国投资者的支持下重启通往欧洲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尽管美俄领导人尚未就此传闻进行证实或辟谣，但这一消息能够在欧洲媒体疯狂传播，本身就足以从侧面印证欧洲人的担忧和焦虑。
（三）对欧洲安全格局的深远影响
特朗普的亲俄政策不仅对美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对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深远挑战。
与拜登拱火俄乌、进一步推动“北约东扩”相比，特朗普对北约持高度怀疑态度，对欧洲安全事务也反应冷淡。这削弱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凝聚力。欧洲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对特朗普的政策深感不安，担心其可能导致“慕尼黑式绥靖”的重演。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停火方案及其对乌克兰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也进一步削弱了乌克兰对西方的信任。乌克兰国内对特朗普政策的愤怒和恐惧，反映了其对美国安全保障承诺的失望。这种情绪既可能迫使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也可能促使欧洲国家更加积极地介入乌克兰问题，以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
对俄罗斯而言，特朗普的政策不仅为其提供了打破西方孤立、巩固地缘政治利益的机会，也为其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重塑创造了条件。然而，这种机遇的可持续性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一方面，特朗普的政策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局势的制约，其亲俄倾向可能因国内压力或国际形势变化而调整。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对特朗普政策的激烈反应（如强化其内部团结和“战略自主”）及其对俄罗斯恐惧、嫉视的提升，也可能限制俄罗斯在欧洲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张。
“逆向尼克松主义”？特朗普的“外交革命”及其局限
进一步追问：特朗普为何如此急于与普京媾和？为什么明明看似“优势在我”的美国，竟如三百年前的沙俄一样与敌人相视一笑，然后调转矛头指向昔日盟友？或许，在诸如“克拉斯诺夫”（即传闻特朗普早在冷战时期就被苏联克格勃招募为线人，代号为“克拉斯诺夫”）等难以被证实或证伪的阴谋论之外，战略因素是现阶段人们理解特朗普对俄、对欧行为的真实动机的较为靠谱的思维路径。
（一）“逆向尼克松主义”：特朗普“联俄抗中”的战略逻辑？
特朗普上任一月以来的种种涉俄外交政策，让美国朝野有关“逆向尼克松主义”（PullingaNixoninReverse）的讨论甚嚣尘上。该术语是对“尼克松主义”（NixonDoctrine）的直接颠倒和改写。尼克松在1972年通过访问中国，增强了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今天，有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反向执行这一策略，即通过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来削弱中俄关系，从而“孤立”中国。
试图通过拉拢俄罗斯来制衡中国的策略，与1756年奥地利与法国结盟对抗普鲁士的外交革命如出一辙。然而，历史表明，这种基于短期利益的联盟往往难以持久。
（二）中俄关系的强健韧性
如果特朗普当真企图复制1972年的美中外交转折，那么这只能说明他的历史知识尚存重大疏漏，其幕僚在历史比较、类比方面也缺乏必要的训练。更重要的是，特朗普选择性忽略了当代中俄关系的深度和现实。
有效实施“逆向尼克松主义”的前提是，俄罗斯有足够强的动机和动力背弃中国。然而事实上，当前中俄关系比冷战时期更加紧密。因此，“逆向尼克松主义”并不是冷战外交的再现，而是一种误判，可能适得其反。
中俄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战略价值。2025年2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与普京通电话，再次强调中俄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这表明，特朗普的“联俄抗中”战略难以撼动中俄全天候战略协作关系。
不仅如此，中俄关系的深化还为全球战略格局注入了新的稳定性。习近平主席在与普京的通话中强调，中俄关系将为国际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这表明，中俄协作不仅是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回应，更是对全球多极化的推动。
（三）未来走向：欧洲的觉醒、自主与中欧关系再出发
特朗普如果真实施“逆向尼克松”战略，不仅难以实质上撼动中俄关系，甚至还将面临把欧洲“推向中国”的可能。
28日白宫的“外交灾难”之后，特朗普版停火方案不仅未能赢得欧洲的支持，反而加剧了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欧洲国家开始意识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已不再可靠，战略自主成为必然选择。欧洲主要国家，甚至包括美国铁杆盟友英国在内都没有抛弃泽连斯基，而是谋求在“特朗普冲击”的新背景下，通过加强欧洲的团结来维护共同安全。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基于短期利益的战略调整都难以持久。真正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在这个意义上，中俄协作、欧洲战略自主、中欧接近，甚至未来在中国调停推动下的俄欧缓和，或许才是未来国际秩序的真正基石。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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