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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娱乐圈不少演员患有抑郁症甚至选择轻生呢?
之所以演员患抑郁症的比例比较高的原因：1、知名度高，演员的知名度远高于普通人，普通人得抑郁症，没有人知道，演员得了抑郁症，全世界都知道，给人们一个假象；2、职业压力，比较各种工作，演员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特别是非正常情绪表达，角色的不断转换，都是心理压力；3、婚姻问题，演员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比较突出，出轨，离婚，穷折腾的不少，造成抑郁症比较高。
主观方面。明星，或者说艺人，艺术工作者，自身大多属于高敏感型人群。这不是一个形容词，而且一个心理学上的分类。这类高敏感型人群的特点，就是敏锐的感受力。而从事艺术工作，恰恰就需要这一天赋。毕竟说到底，艺术就是一种感受。敏锐的感受力可以说是天赋，但也是一把双刃剑。这就好比都敏俊的特异功能，方圆不知道多远的距离什么都能听到，这对他是一种武器，也是一种干扰。
高敏感人群就是如此，像是有无穷多的触角，无穷细腻的感情触手，时刻接收着来自这个世界的各种刺激。这让他们很容易获得灵感，但同时也很容易信息过载，陷入焦虑。这也是有的艺人在台上活蹦乱跳，私下却很宅，因为避免过多的刺激，是一种自我的保护。那么说到过多的刺激，也就说到了客观的因素。明星生活在聚光灯下，甚至放大镜下，恰恰又是比普通人更容易受到过多的刺激，比普通人更容易经历突如其来的，戏剧化的人生。以上也许很多明星得抑郁症的原因，但高敏感型人格在普通人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如果你恰好也是，恰好看到，很多关于高敏感人格的事我还没有说到，希望你去深入了解自己，懂得拥抱自己，用适合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
二、很多明星因为抑郁自杀，除了张国荣乔任梁，还有谁?
说起中外得抑郁症自杀的明星有很多，其中很多明星看着人气旺的，人很红，表演艺术上也很有功底，正在当红的时候却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抑郁症
很多人对抑郁症不了解，得了之后很痛苦，这就是有三分之二的抑郁症病人想要自杀的原因，作为娱乐圈里的公众人物，明星们承受的压力比一般人可能还要大，如果自己没有从抑郁症的泥潭中走出来，也没有求助于心理医生和亲朋好友的帮助，那只有走上自杀的路了。
往前细数，明星患抑郁症的不在少数
乔任梁
9月16日晚18时21分，普陀公安接报警称桃浦地区祁顺路某住宅楼内有一男子死亡。接报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调查处置。经查，死亡男子为乔某某(男，28岁，上海市人)。经法医初步鉴定，已排除他杀可能，具体死亡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第一时间联系乔任梁经纪人及工作团队，电话打通但无人接听。随后乔任梁经纪团队工作人员在朋友圈发文“不管如何，这世上每天都有人离去，方式不同，既然离去，就让他好好安息。”证实死讯。关于乔任梁死因，揣测纷纷。对此，乔经纪人kimi特意澄清“乔任梁先生死于抑郁症自杀，并非网上传言死于性游戏。乔先生自确诊抑郁症以来，病情有所反复。因此事事发突然事先没有预兆，公司上下同仁和家属正在商量后事和说明会，请各位网友不要信谣传谣，让逝者安息。”
张国荣
2003年4月1日，在西方愚人节的这一天，张国荣从位于香港中环的一家酒店24楼纵身跃下，一代巨星就此陨落。张国荣抑郁症病史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据传事业与感情是他患病的主要原因。他曾在1987年代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想自己可能患上忧郁症，至于病源则是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世界更加不满。”
韩国歌手U-Nee
2007年1月21日，演员出身的韩国歌手在家自杀身亡。由于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其自杀的原因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U-Nee的第3张专辑将在不久之后上市，而22日则是拍摄新专辑MV的日子，因此有人猜测U-Nee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不能承受新专辑上市的巨大压力。而据U-Nee的家人透露，U-Nee一直被网民的恶性评论所困扰，显现过一些忧郁症的症状。
李恩珠
25岁的韩国女明星李恩珠2005年2月25日被发现在自己的公寓上吊自杀身亡。据其哥哥透露，李恩珠自从演了电影《红字》之后就经常被失眠困扰，后被确诊为抑郁症。在自杀前一天晚上6点左右她在家中走来走去，表现出不安的情绪。
当时警方在床头发现了一张字迹潦草的纸，写着“妈妈对不起！我非常爱电影事业，也非常渴望演电影！现在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我不想怨恨任何人！”此纸条后来被认定是李恩珠的遗书。
陈百强
1992年5月1日晚10时，陈百强因服药过量突然晕倒，当即送往玛丽医院治疗。其后长期昏迷，至93年10月25日去世，时年35岁。据悉，陈百强长期患有抑郁症，并常有自杀倾向。因而有人怀疑陈百强系故意服大量抗抑郁药自杀。
贾宏声
2010年7月5日，周迅的前男友、电影《苏州河》的男主角、43岁的贾宏声从14层楼坠下身亡。贾宏声曾因吸毒而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间。贾宏声1967年生于吉林四平，1985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1987年凭借电影《夏日的期待》一举成名。之后贾宏声连续主演了《银蛇谋杀案》《黑火》《周末情人》《极度寒冷》等影片，成为上世纪末内地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之一。
根据邻居的说法，贾宏声在自杀前一直尝试努力戒毒，但在精神方面表现得非常抑郁。贾宏声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比较敏感，有时会变得有点神经质，但我喜欢由此带来的痛苦感。因为我不喜欢麻木，麻木是挺可惜的事情。”
蔡龄龄
2012年6月，前香港唱片骑师兼女歌手蔡龄龄，怀疑因抑郁症困扰屡医不愈，被音乐人丈夫冯镜辉发现于薄扶林寓所跳楼，直坠地下重伤不治，结束47年生命，惨剧令圈中人震惊不已。
坠楼身亡的蔡龄龄，英文名Aling，1965年1月11日出生，曾经在香港商业电台当唱片骑师，1989年出道签百代唱片，同年推出《蔡龄龄》专辑，翌年以一曲《细水长流》打响名堂，其后推出多张唱片，当中以《细水长流》及另外一首是改自出名的英文歌《LAMBADA》的《人生嘉年华》广受乐迷爱戴，可惜优美歌声已成绝响。
陈琳
2009年的10月31日下午，陈琳在北京家中跳楼自杀，时年39岁。事业爱情的双重打击使她性格大变，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几次曾企图自杀。在她最后的日子，她坚强的性格并没有在逆境中帮助她，反而压垮了她，当最后一块牌倒下，她失败了。
明星光鲜背后多抑郁！3000万抑郁症患者中他们为何更脆弱？
2025-08-26 09:01·看理想精选
作为受众，早已习惯活在明星闪耀的环境中，并把明星当成一种心理消费。面对各种方式的传播媒介，人们最先看到的就是明星。明星拥有广泛的知名度，无可替代的社会地位，拥有比常人更多的金钱。明星这门“职业”因其充满各种诱惑无疑变成普通人羡慕、追逐和渴望实现的目标。社会上提供的造星机制和条件越来越多，让迈入明星行列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娱乐消费市场的逐步完善与扩大，让媒体、明星、受众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商业利益无疑是这三者之间的黏合剂。明星这种榜样的力量自然让更多人加入到明星后备军队伍中。当这些“预备役”幻想着一次次走上红地毯或者在一遍又一遍预习各种获奖感言的时候，也许他们都忽视了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困境——因成为明星而有的烦恼和压力。明星生活确实看上去比较有趣和丰富多彩，而与之相伴的多是心理健康问题。一直以来，这个问题因为明星的耀眼光环而被忽略了，当他们真的出现心理问题时，人们更喜欢幸灾乐祸或者当成八卦去解读，甚至，明星的隐私成为受众感兴趣的话题，明星必须以牺牲比常人更多的隐私空间来换取知名度和商业利益。凡此种种，都慢慢变成了受众认可的一种价值取向。虽然心理健康问题在任何群体中都有体现，病情特征也大同小异，但是明星这个群体相对而言密度更大一些。尤其是在商业竞争愈加剧烈的环境中，一些被量化的商业指标往往会更加刺激明星的脆弱心理。1.明星的心理健康问题，以特殊性反映了普遍性林松是北京今雨来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的心理咨询师，他长期以来一直给社会上的公众人物做心理咨询和治疗，在这方面有着很丰富的经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在21世纪的新时代，人类进入到心灵的世纪，我们会关爱自己的心灵。对成功的定义应是：心灵健康、自我实现与外在成就的完美结合。当今社会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成功人士是焦虑、忧郁发作及心脑血管疾病等身心疾病的高发人群，在生活中和在心理咨询室我见到过太多的成功人士过得并不快乐。似乎身心理健康的成功者越来越少了，他们被工作、社会角色或某种创伤、使命感完全驾驭，承载着比常人更多的心理压力。更有不少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功动力来自于心理创伤，我管这些由此带来的问题叫‘创伤后成就动机负效应’，因为这种动力比一般的成就动机要强，反而使得他们比别人成功的概率大。”关于“创伤后成就动机”，林松解释说：“人类有着普遍的自卑情结，我们会本能地超越自卑，实现自我价值。如果一个人选择表演行业，能当明星就可以满足人的多重需要，包括生理物质的需要以及被接纳、认可的，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可以极大地弥补创伤和自卑，实现超越。有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表演欲，甚至成为有表演型人格的人。一个心灵健康的人，是可以驾驭完整的自我以及面具和角色之间的区别的，但一部分人进去了出不来。比如他演一个悲剧人物，他就慢慢把自己的自我和戏中的角色融合，把自己的人生也刻画成了悲剧人生，这就是不健康的。不光是演员会有这样的困惑，普通人、成功人士中也存在这种情况。这是自我完整的人格发展和某个角色面具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每个人都想实现自我价值，但有太多的人实现不了自我价值。当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就是挫败感的叠加。表演欲很强的人是特别需要被别人接纳和认可的，还有就是他觉得自己特别好，这两种心态足以让一个人承受过大的压力。他过高地评价自己了，或者过低地评价自己了，持续的挫败感就会出现抑郁的状态，演艺圈患抑郁症的人会相对多一些。”有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患抑郁症的群体有大约三千万人（注：2010年左右数据），而且多集中在都市。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原来的人际交往环境也随之变化，导致抑郁症的发病率在逐年增高。同济大学教授、精神科医生赵旭东在谈到明星的心理健康问题时说：“对我们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务人员来讲，这一类人群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在我们面前没有真正的VIP。在我们面前，他们的问题其实跟其他人的问题没有太多本质的区别，因为精神方面出现偏差、异常的情况，其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有反映普遍人性的心理学方面原因，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只不过他们具体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特别是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和他们受到的关注可能跟普通人不一样。但实际上，他们的问题不是太特殊的问题，跟一般人碰到的问题、发生的概率基本相同，发生、发展的机制都差不多。他们发生这些问题后容易被别人注意到，容易成为话题，所以他们是以特殊性反映了普遍性。他们的特殊性确实会反映在他们心理波动、不稳定、变异、病态等方面，诱发的原因、发作的背景、出现问题后产生的社会影响也确实有特殊性。”关于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理问题的诱因，林松通过临床经验总结道：“包括一些不公平，一些阴暗面，比如一些潜规则会给他们造成挺大冲击。有人很单纯，抱着表演梦的童话进入复杂的演艺圈，他们承受不了了。选择我是保持以前的梦想还是接受现实，我要洁身自好还是同流合污，有的人即使履行了这个规则也得不到什么。”2.被公众高度关注与评价，让明星容易失去“真我”赵旭东从一个职业选择的角度分析了明星为什么会变成易感人群——是职业需要让具备一类特征的人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做了明星都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文化娱乐圈的人，从心理学特征上来讲，情感丰富，体验深刻，非常有独特性，不随大流，但是又非常看重别人评价，逻辑思维可能跟理工科的人不大一样，形象思维比较发达。性格方面比较热情、奔放、合群、善于交往，寻求情感刺激方面比较明显。从负面一点讲，抑郁症、癔症（即歇斯底里）这方面的特征会比理工科的人更多。比如自我中心、情感逻辑较重而不是太讲理性逻辑，比较自恋，把自己看得比较重。有的人说不定就有点神经质了，特点是情感非常易变，不稳定。甚至很多有创造性的人会有循环性的人格特点，抑郁和情感高涨交替出现，这样的人格特点就像物理学上振幅很大的波峰波谷。平常多数人也都会有情绪起伏，但这些人可能振幅就会大很多，波峰很高，波谷很低，严重者就变成双向情感交流障碍。这是从事职业前一个选择性的事实——这个行当会吸引一部分有特定性格基础，有特定能力、兴趣倾向的人，而这里面可能会隐藏出现心理偏差的相关因素。”从心理分析角度来看，人都有“真我”和“假我”，“真我”有多面，“假我”也有多面。明星特别容易制造“假我”，因为被公众关注与评价，使他们很容易失去真我。当“假我”出现后，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自己的真实判断。“内在整合、超越的健康人，必然会经历认识自我、超越小我、融入大我、回归真我的心路历程。为这些人做心理咨询，除了处理心灵创伤外，心理咨询师会陪伴他们找回真我，即找到你真正想要的。人有很多角色、很多自我，不光是一个自我，当一个自我实现伤害其他自我实现的时候，就会出现心理问题。”林松说，“我们不管帮助明星还是普通人探索真我之路，就是要把与假我之间的冲突化掉，不要让你的灵魂只在一个面具上。很多人一旦受挫了，面具碎了、灵魂也碎了，患心理疾病、自杀都有可能。我们让它回归，不为面具生存，为心灵生存。”3.一旦服从了某种商业模式，必定要放弃一部分自我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看，发生很多问题多是跟做事缺乏底线有关。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个体、群体不择手段，没轻没重，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观标准。很多时候人们做出超乎常规的事情是因为缺乏判断，认为整个社会都这样，自己这么去做也属于正常。对演艺行业而言，为了吸引媒体和公众关注，有时不惜以牺牲人格为代价来达到所追求的目的，甚至被人所鼓励、仿效。赵旭东认为：“说到底线的问题，我想有一个重新来梳理的过程，可能有些底线需要去理一理：到底我们跟自己的天性要吻合到什么样的程度是比较合适的？我们这些年有一个很时髦的说法说叫‘超越自我’，我是很不赞成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是要超越自我，但把自我给异化掉了。现在‘没有底线’在我的理解就是——我们以为在做最大化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天性作对了，我们和自己干仗干过头了。如果说要找底线的话，其实是在我们自身，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本分在什么地方，可能在对待别人的时候，还有在面对由众多的‘别人’构成的‘自己’的环境的时候，真正会有一种比较明确的原则——基本的价值、规范就出现了。以往重大的社会变迁之后重新来调整伦理、法律、道德，可能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我们不断在创新、突破，在突破后迷失自我，找不到北了，就要重新来找找北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狂热，狂热以后真我、假我搞不清楚。这确实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命题，也是一个伦理学命题。”可能演艺行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容易让人迷失自我，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就是包装与塑造，一个典型的矛盾就是一旦你服从了商业模式，必定要放弃一部分自我，放大一部分假我。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感到不舒服。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说：“这就涉及比较基本的东西：活着为了什么？卡尔·罗杰斯和亚伯拉罕·马斯洛说‘做自己’，我想这样做就做了这叫‘做自己’；和‘做自己’相对的就是‘做别人’，别人让我这样做我做了，成功了，这不是我的成功。这就是布兰妮·斯皮尔斯疯掉的原因，是她妈妈想让她成为明星，而她自己不想。”4.媒体以前有审美情趣，现在只剩过度的审丑动机传媒的发达，娱乐行业的逐步完善，确实容易让一个人成为明星，并且这种成名还会带来更多相应的附加值：因金钱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带来的其他好处。但与此同时，相应的负面“附加值”也比过去增多，这是很多人成为明星之前想不到的，即便这类人以最大能力去适应明星生活，也无法避免对心理造成干扰。林松说：“最大的问题是隐私没有了，人没有自我的空间了，人是需要自我的空间的。不是什么人都有心理疾病，现代人相对来说患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大了，如果一个人在相对健康的心理环境中成长，认知是健康的，包括人际互动是良性的，那他患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就相对会小一些，因为有健康的价值，这种心态会影响他。有创伤、父母离异、家庭暴力这样的人患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大，这样的人到了比较复杂的环境，到了演艺圈里，有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他们不能够把负面东西表达出来，他们会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有一种被窥视感。人不是动物，很多人没做过心理辅导，本能是不能够完全化解的，这个时候就会在冲突里面产生心理压力，可能衍生出来各种症状。”明星的私生活、八卦从最初的媒体小菜变成了大餐，变成刺激公众胃口的最有效手段，公众人物像被关进了笼子的动物一样，失去了自己的空间。“每个人的隐私空间被长镜头给拉得没有了。这些人在所谓的正式场所、体面场所、公开场所表现出来的，非常符合社会规范的、符合大众对他们正面期待的行为，现在好像被一些离开这些场景之后比较随意的、自然的、比较符合人性天性的那一部分表现冲击了。其实这两部分不矛盾。前一种情况是他们都在演戏，演戏的时候都是把好的展现出来，不好的掩饰掉。文化传统里面有一套关于什么好什么不好的规则，广义的演戏我们人人都在演，有一定戏路，所以那时候我们没有乌七八糟的东西。现在等于是那些在风光舞台上表演符合规范、符合期待的人，在卸妆以后、放松睡觉、做梦、做一个非常普通的正常人的时候，都被看到了。媒体以前有审美情趣，现在有审丑情趣，想挖掘人性丑陋面驱使的东西，审丑的动机太强了。把原来表演的、好好的东西都撕裂开了，好像我们观察到了更多麻烦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如果要打一个板子，还要打在公众的态度，打在公众对他们的期待、要求上。我们的社会崇拜明星、崇拜偶像，反映了很多问题，体现出很多人缺乏真正的自我。他们拿明星来作为自己心理寄托的对象，寄托了太多的自己。名利真是捧人、支持人、树立人，也是顷刻间可以把人打倒，彻底毁掉。”赵旭东说道。“所以我觉得做名人、做偶像不容易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舆论，或者说是媒体反映出来的大众的期待、苛求，有时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非常有害。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年代，我们一方面看到理性，看到宽容，看到正义，看到伦理道德的希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对人的苛求、不负责任、不宽容。肆意攻击、诽谤，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司空见惯。这样，如果有公众人物不能正确评判、感受、处理这些社会上对他的反应——我们可称之为心理投射、投注，或者叫移情，跟普通人相比，他们就会有更多的麻烦，会迷失自我，会比普通人还多出问题。大家用放大镜、显微镜看人，这类职业当然就属于高曝光度、高风险行当，心理障碍容易被发现，出现问题容易被发现，容易传播张扬开。”5.商业游戏规则扼杀真实的天性人们都是认可今天的商业化指标进入到娱乐行业，这些指标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知名、成功的标准，可是人的才华和商业操作的实力是有限的，但公众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明星们无法抗拒的事实。所以，主动去讨好受众群体必然是娱乐行业乃至人们最初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样慢慢便形成了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实际上就是一个商业规则，双方为遵守一种商业里达成的规则，有时候，是要以牺牲明星的自我为代价的。而从利益角度来讲，你用隐私空间换回利益是合情合理的，但这却不符合正常人的心理。赵旭东认为：“市场经济，增加了追逐利益、追逐科学理性、要有成果、要有可测量的指标，等等这样一些貌似科学的东西。所以商业、科技加上我们的社会责任，我有个不太确切的说法，可能我们现在确实有点‘阴阳失衡’了。有的人已经不像以前纯粹追求精神成就感，追求创造性活动带来的智力上的优越感、满足感、愉悦感。在比较纯粹的精神享受之外，确实负荷了太多利益在里面。有很多人从个体来讲，要教他们解脱还是很容易的，他把某个事情想通了，把某个损失合理化了，个体层面做得到。但在他身上还拴着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机构，要靠他生存，这样一来精神上的痛苦内容非常复杂，不是一个轻松解脱得掉的东西，有非常实在的利益的捆绑。所以我们也有感慨，要让有一些人开阔心胸放下包袱，说起来很容易，他们可能比我们专家懂得还多，但他们做不到，或者说难以做到。这个命题就比较大了，涉及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重新审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要审视自己对别人的要求——我们对别人的要求里面是不是比较纯粹地反映我们的审美情趣，我们的精神追求，我们的价值观，还是说其实也反映了我们自己非常自私的需要，非常现实的需要。”武志红讲了一个故事，也许对所有公众人物有所启示：“有个心理学家写了本书叫《不要控制我》，她有一次喝咖啡，有人对她说‘笑一笑’。她继续喝咖啡。那人说‘你笑一笑’，她对那个人说‘你说什么？’那个人说‘你笑一笑’，她说‘你说什么？’那个人就落荒而逃。每个人都喜欢影响别人，如果他能够影响你，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影响你，如果影响不了你，也就无法建立这种影响关系了。”如今，我们面对着一个无胜繁荣的大众文化市场，其中有颇具价值的文化产品，也有人文精神的光泽，但是又无可否认，当代大众文化依然充斥着不少拙劣且扭曲的图景。尤其容易被忽略的，即是个体在其中的异化和疯狂。别永远等到有人死亡，才让世界开始懂得惋惜和反思。【WIND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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