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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济南大明湖的由来和历史
大明湖的由来可追溯到北魏时期，历史悠久。
起源命名：大明湖的名字始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书中记载，“泺水北流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东西两面则湖”，这是大明湖名称的最早来源。名称变迁：在宋代，大明湖曾被称为“四望湖”，但后来由于自然原因逐渐淤塞。到了金代，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开始称其为“大明湖”，这一名称沿用至今。二、大明湖有什么历史
大明湖拥有丰富的历史：
北宋时期的开发与建设：
- 北宋熙宁五年，曾巩任齐州知州时，为防御水患，修建了北水门，并引湖水入小清河，使湖水经年水位恒定。
- 曾巩还在沿湖修建了亭、台、堤、桥，使大明湖逐渐成为一个游览胜地。当时的大明湖湖面甚阔，今五龙潭一带也包括在内。
金代大明湖名称的确立：
- 至金代，诗人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始称该湖为大明湖。
- 金代起，大明湖专指城内湖区。
明代城墙的重修与湖形初成：
- 明代重修城墙后，大明湖逐渐形成了今日的规模与形貌。
清代整治与景观形成：
- 经过历代清淤整治，植荷栽柳，至清代，大明湖已形成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秀丽景色。
大明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成为济南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济南大明湖上的历史之谜，你都知道吗？
2022-02-05 14:08·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说起明清时大明湖上的“钓矶”，可能许多读者都不了解，那不就是一块供垂钓的石头吗？不是的，那是古代济南人的风骨与节操的集中展现；人们甚至说，这风度气节，与后汉的高士严子陵也有得一比。这样说，可能许多人依然不会信服。下面，我们就给读者诸君说说这个“明湖主人”的故事。摄影：王琴
（一）、发现：明湖散人，高风不让子陵台明代末年，济南有一高士，看惯宦海风波，遂结庐大明湖上，以卧隠垂纶为乐，并自号：明湖主人。这段故事，我们最早是从嘉庆年间济南名士范坰的《如好色斋稿戊·风沦集》中发现的。事出《风沦集》其七十三：明湖为主钓矶闲，宦海惊波半载还。似比严陵高一著，不留名字在人间。其后有笺注云：“明湖东北涘白衣庵壁上嵌一石，刻‘钓矶’二字。前署‘崇祯丁丑夏五月’，后系一诗曰：‘一竿独抱水云隈，半载为官解绶来。岂是明时甘卧隠，高风不让子陵台。明湖主人自题。’不著姓氏，故老亦无知者，弥足动人慨慕矣！”范坰（1768——？）字伯野。清代济南诗人。他在为谢焜《送陈中丞入都诗集》所作的“跋”中称自己“随宦山东，亲没无所归，占籍历下，为齐民已三十余年矣。”范坰爱家乡山川，尤爱家乡清泉，他与济南名士周乐、谢焜、何邻泉、李僩结鸥盟诗社于明湖之上，于济南七十二泉品题殆遍，自名：品泉生。著有《如好色斋稿十卷》（诗六卷、文四卷），其中含咏歌济南山川名胜的《风沦集》一百首。范坰《风沦集》，有翟凝嘉庆十七年壬申四月所作序，据此，其中作品当完成于此日期之前（付梓于嘉庆二十三年戊寅）。由此可知，其“钓矶”诗当写于嘉庆十七年（1812）前。严陵，即汉代高士严光。《后汉书卷一百十三逸民列传·严光传》载：严光一名遵，字子陵。少有高名。与刘秀一同游学。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严光却改变姓名，披着羊裘（羊皮做的衣服）隐居在钓泽中。刘秀思念严光的贤能，经过详细查访得知后，遣使聘请，封为谏议大夫。严光不屈，复隐居垂钓于富春江畔。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滩”“严陵钓台”等。而“羊裘钓”，则成为著名的隐居不慕荣禄之典，为后世文士千秋效法。由范坰此诗，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钓矶位置：在“明湖东北涘白衣庵壁上嵌一石，刻‘钓矶’二字”，白衣庵，据乾隆《历城县志古迹考五》，为明代建筑。“在水月（禅）寺西”。
其二：钓矶主人（刻石者）事迹：钓矶刻于明“崇祯丁丑”，即崇祯十年（1637），距离明朝灭亡不足十年。其主人显然为经历翻天覆地大事变的明末清初人士。而此人与众不同的是，他只是当了半年的官员便看透“惊波”官场与碌碌人生，毅然辞去官职，解绶还乡，渔隠于大明湖上，一竿独钓，做起名副其实的“明湖主人”。此人究竟是谁，则始终是一个谜，一个硕大的问号？摄影：刘宏滨
其三：范坰认为，明湖主人，其格调在严子陵之上：何以如此说？当年严光抛弃名利荣华，毕竟只是改变姓名，隐身不见（“乃变名姓，隐身不见”）而已，显然不及钓矶主人“不留名字在人间”更为彻底。所以诗人称其：“似比严陵高一著”是也。这“明湖主人”亦颇有意味，费人思量。苏东坡有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后世，文人墨客多将“作湖山一日主人”视作人生快事，然真正舍弃名利、付诸实施者，却又罕见矣！而以“明湖主人”为名决然舍弃真名姓者，显然系已将名声及等等一切视如草芥的彻底之士，唯独不能去怀者，惟有斯湖而已。又，中国传统语境中的“钓”与“垂钓”，亦早已溢出原本的内涵，成为一种超越的、洒脱的人生状态与理想的象征，所谓“意钓非钓”，所谓“是非不到钓鱼处”，，正其意也。
（二）、佳话：三十年后，后鸥社诗人寻“钓矶”殊知三十年后，这“钓矶”与“明湖主人”又成了济南文士话题的一个焦点。原来是，后鸥社的八名济南诗人，一定是感受到“钓矶”对于济南文化之价值，于是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寻钓矶旧迹”之活动。此事的缘起，记载在济南名士马国翰致王德容的书信中。此信写在道光二十九年左右。马国翰在信中称：“壬寅、癸卯间，秋桥先生与周君二南、谢君问山、何君岱麓、朱君退旃、李君秋屏、彭君蕉山，及余八人，续鸥社于明湖。春秋佳日，互为主宾。吟咏倡和，欢洽永日。”这就是说，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壬寅癸卯）间，王德容（字秋桥）与周乐（字二南）、谢焜（字问山）、何邻泉（字岱麓）、朱诵泗（字退旃）。李纬（字秋屏）、彭蕉山、马国翰八人结成了后鸥社。鸥社成立于此之前的三十年，约在嘉庆十七年左右。发起人为范坰。成员包括周乐、徐子威、谢焜、何邻泉、李僩、郑云龙。共七人。在信里，马国翰回忆起后鸥社成立之后的社集活动：
“忆水月寺东，矶寻钓址；旷如亭外，洞访黔娄。历历目前，弥增感喟。”由此我们得知，大明湖上“寻钓矶旧迹”与千佛山上“访黔娄洞”，为后鸥社最为重要的社集活动。后鸥社成员，几乎全部有诗作咏唱此盛事。由此，也给我们留下彼时“钓矶”的现状与众多线索。由马国翰“忆水月寺东，矶寻钓址”可知，三十年后的钓矶已经不在原处（“白衣庵壁上”），而是移到了与白衣庵邻近的水月禅寺以东。水月禅寺历史更为古老，它建于唐五代后晋年间。据乾隆《历城县志·古迹考五》：水月禅寺：“北门内东，祀观音，晋天福建。”清顺治七年，十七岁的王士禛曾在此读书（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顺治七年庚寅……读书水月禅寺，寺在大明湖东北。”），其后五十六年，王士禛在大明湖作《泛湖欲访水月禅寺不果》诗二首：水鸟说七佛偈，霜钟转百法华。五十六年如梦，阿谁解算河沙？一笑世经千偈，久署亭名四休。又别湖中鱼鸟，七桥几度回头。充满着欲访不果的怅惘，以及依依惜别的不舍。后鸥社的诗人们，一定是被“明湖主人”的高风亮节所深深感染。是啊，“名利最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君不见，于今那些个来到名胜之地的红男绿女，尚且不忘刻画下“××到此一游”，以图扬名天下，而将近四百年前的明湖主人却能“不留名字在人间”，因此，他们一个个望湖兴叹，表达高山仰止的钦羡之情。我们且看这些情动于中而感于言的精彩诗作。王德容《寻钓矶旧迹》：览尽明湖胜，乃作明湖主。主人知为谁，一竿老风雨。子陵有钓台，无乃堪继武。未肯署姓名，恐人知出处。水月寺门前，苍葭澹远浦。清刻本《秋桥诗续选》卷一王德容（生卒年不详），字体涵，号秋桥。清代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人。诸生。因考场失利，遂结庐大明湖鹊华桥东，教授生徒，不事进取，游其门者，多知名士。王德容性耽山水，工吟咏，晚年受知于山东学使刘绎（字瞻岩）。诗以真朴为宗。著有《秋桥诗选》。王德容说，钓矶主人显然是一位饱览大明湖美丽风光，因而无愧地成为“明湖主人”的诗人，我们虽然不能知道他到底为谁，但应是一竿风月、一蓑烟雨，从而看惯世间沧桑之变的智者，是古之钓台之上严子陵风骨的继承者。他不肯在钓矶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正是唯恐人们知道他的事迹与出处。他犹如水月寺门前、大明湖上的“苍葭澹远浦”一般，平实、自然而深远无际。一腔仰慕之情，呼之欲出。由诗中可知，钓矶此时已在“水月寺门前”，联系上面马国翰书信中“忆水月寺东，矶寻钓址”句，知在水月禅寺门前偏东处。再看周乐《钓矶》：解绶缘何事？烟波理钓丝。纵同客星隠，并少故人知。蘋藻群鱼满，沧桑片石移。遗踪无处问，葭岸立多时。清刻本《二南诗钞续》周乐（1777—1853），字二南。晚号漫翁。其先世江宁人，自其祖游幕山东，遂家历城。林汲先生周永年之族侄，恩贡生。性豪爽，喜宾客。初与同里诗人结诗社。后居关中十年，又漫游燕、赵，归济后主讲济南景贤书院。著有《二南文集》《二南诗钞》《二南诗续钞》等。首句，周乐说，明湖主人为何挂冠归来呢？为的是在烟波浩渺的大明湖上过一种不受俗世扰攘的澹泊、超然的岁月。客星，指严光。（《后汉书卷一百十三逸民列传·严光传》：“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全句说，明湖主人同严子陵一样隐居其身，同样没有人、甚至故人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最后两联，诗人又回到“蘋藻群鱼满”的大明湖上，一个“沧桑片石移”，说的显然是钓矶的不断转移流落，大概也包括由白衣庵到水月禅寺的过程吧。最后，周乐发出慨叹：可惜如此清高的明湖主人的遗踪、事迹，人谁不知，无处可问，“葭岸立多时”，显示了诗人无比困惑与怅惘的心绪。何邻泉《寻钓矶旧迹》诗，前有小注：“明湖东北隅，有片石题‘钓矶’二字，七绝一首，后书‘崇祯丁丑年明湖主人’。”诗云：风雨披蓑垂钓丝，姓名未许世人知。富春江上羊裘叟，相较应低一著棋。蓼穗芦花伴隐身，当年自赏出风尘。若非片石留题字，谁信明湖有主人。清刻本《无我相斋诗选》何邻泉（1778—？），字岱麓，号苹野。清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人。因家居趵突泉附近，故名邻泉。少通经史，肆力诗古文辞。工唐隶，与曲阜桂馥齐名。家境贫穷，性情耿介。其诗作“清超秀逸，往往有远韵。”（周乐《二南外集·何岱麓诗序》）。著有《无我相斋诗》诗两首。第一首，“富春江上羊裘叟”，严子陵是也，他与明湖主人相比，依然是“相较应低一著棋”，因为明湖主人不留姓字，无迹可寻，而严子陵则改变姓名，隐身不见，毕竟有姓名之累。第二首，大明湖的蓼穗芦花隐藏着明湖主人的身影，因而他颇以迥出尘寰之外而自我欣赏。如果不是钓矶片石留下他的题字，谁也不会相信天下还有“明湖主人”其人呀！最后，看马国翰《寻钓矶旧迹》：一竿白水寄洲芦，旧址苔矶尚有无？艳说羊裘富春渚，谁知渔隠大明湖。朅来水月邻萧寺，何处烟波问钓徒？结侣欲寻濠上乐，忘机鸥鹭素心娱。清刻本《玉函山房诗钞》马国翰（1794—1857），字词溪，号竹吾。道光十二年（1833）进士，历任陕西敷城、石泉、云阳知县，有政绩。道光十八年（1838）告假回乡，二十四年（1844）升任陕西陇州知州，咸丰三年（1853）引退家居，四年之后，即咸丰七年（1857）在济南老家去世，终年64岁。马国翰著有《玉函山房文集》、《玉函山房诗集》等。另有文献学巨著《玉函山房辑佚书》。看着眼前的钓矶，马国翰的困惑便是，世人都那么五彩纷纭地赞赏严子陵的钓台风韵，却无人知晓“渔隠大明湖”上的明湖主人的品位与高格（“艳说羊裘富春渚，谁知渔隠大明湖”），还有，这明湖主人究竟为谁？他又是居住在大明湖的何处呢？（“朅来水月邻萧寺，何处烟波问钓徒？”），这些，显然都是难以回答的历史之谜。最后，诗人以“濠上乐”“忘机鸥鹭”等传统术语，以古老的庄子理念作了全诗的归结。是的，老庄哲学，这正是给明湖主人与中华文士留下最为深刻的精神陶冶的思想渊源所在。
（三）传统·联想：布衣短褐有高士，寻常巷陌存风雅由钓矶故事，由明湖主人的非凡格调，我们要联想到济南的一个文化特点，或曰：文化传统。谓之：布衣短褐有高士，寻常巷陌存风雅。济南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且湖山秀丽，乃适合文人居住的丰厚土壤。此邦诸多文人为保持其自由身心，多自觉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加之济南自魏晋至隋唐以来，释老之风大盛。济南山水瑰奇，岩居川观，仙释甚多，而市隐队伍尤其广大。这其中，有厌倦官场、老于烟霞者；有绝意仕宦、闭门授徒者；有遭逢变乱、矢志家居者……这些人视富贵荣华为过眼空花，而陶情泉石，以诗赋林泉自乐，因不为政治所囿，眼界反而较宽，洵有超然独立之姿致，登山望海之目光。以是，在济南，民间常有高人在，有“卧虎藏龙”焉！你切莫小瞧寻常巷陌那些布衣短褐之人，他们说不定便是有着大学问、见过大世面的才情纵逸之士，他们不显山不露水，一旦风发泉涌，腹笥倾泻不尽……诚如当年济南太守赵孟頫诗句所称：“青山历历空怀古，流水泠泠尽著名。道逢黄发惊相问，只恐斯人是伏生。”（《初到济南》）清代道咸年间，济南府诗人、学者王培荀在其《乡园忆旧录》中，记有“济南名士杨爽”。此人，正史及地方史志皆无其名，实所谓籍籍无名之士也，而其水平识见绝非一般文士所能比拟，何以见得，王培荀在对杨爽不足百字的记载中，录有杨爽的一首《春愁》诗：世无知尔方为贵，地有容吾不算贫。书带新生窗外草，瓶花自护雨中春。长将晓露论前事，只作风灯看此身。好客孟公思往昔，爱山灵运竟何人？仅此一诗，便可充分展示杨爽不同凡响、超然出尘之才情。王培荀为之叹曰：“读之，想见胸无一事，笔有千卷，今高士传中人也。”
（四）意犹未尽：明湖主人的猜测性寻找写罢此文，总感觉有意犹未尽之处：这明湖主人究为何人？在距今180年的清代，那八位熟知济南文化的鸥社诗人，尚且找不到此人为谁；今天，年深日久，怕是更加难以寻觅了。然而，或许是依恃着互联网时代文献的优势，笔者总有一种寻觅的冲动在。首先想到的，便是居住湖畔的明代几位官宦世家，如尹亭之尹氏（尹旻）后人，小淇园之赵氏（赵世卿）后人，特别是后者。摄影：王琴其理由有二：其一：钓矶与赵氏小淇园位置相近，乃至重合被称作“江北独胜”的赵世卿小淇园之准确位置，据侯琪、侯林先生考证，在“今北极阁以东，汇波门以西，临湖之处是也。”（参见侯琪、侯林《江北独胜小淇园》）其依据为明末薛冈《大明湖游记》一文。在文章的开端，作者写道：“丙寅秋，余游济南，而余友沈凝之左迁此地，后九日十日邀余为湖上游。……北城右，红楼突起，浮耸万绿之末，为玄帝庙，水东有港，密树夹流，幽阴却日，深如无际。余细语凝之：桃花源当与此得。而竟得小淇园。园为赵司徒公子别业。”（崇祯刻本《天爵堂文集十九卷》卷六，下同）丙寅秋，即天启六年秋天，薛冈来游济南，这是因为他的好友沈凝之降职来到了济南任职。九月十日，沈凝之邀请薛冈来游大明湖。二人乘舟至北城（门）西，见到一红楼为玄帝庙，玄帝庙者，北极阁也，而北极阁向东有港（“水东有港”），此处“密树夹流，幽阴却日，深如无际”，这个如同桃花源的去处，即为小淇园也。而钓矶所在位置，先为白衣庵，后为紧邻白衣庵之水月禅寺，俱在大明湖东北，北门附近；而小淇园所在之处（“北极阁以东，汇波门以西”）正其地也。更为凑巧的是，两地在清初，出现了重合状态。清初，济南府名士唐梦赉有《济南上元竹枝词》，其中有句：“赵令园林供佛陀”，即赵氏小淇园已经变身为禅寺（白衣庵、水月禅寺）。如果钓矶为赵家遗物，其流落禅寺自不待言。其二：赵氏后人有事迹相近者赵世卿之曾孙赵櫆，据乾隆《历城县志列传十隐逸》“赵櫆传”：“字振祥，世卿孙也（笔者注；应为曾孙）。明诸生。弟棕，年甫十一，崇祯末，大兵入城，失去，入旗籍，顺治间授山东巡抚。乃密遣人访櫆，櫆弗认。迫之急，弃宅移居东村。棕不得已，潜赴祖世卿墓泣奠，而寝其事。或问櫆，櫆曰：‘认之，是贪为贵者兄也。且封疆大吏未有任父母邦者，若使题请回避，非其便也。’遂终身不入城市以卒。”赵櫆与明湖主人，颇有相近之处。（五）尾声·结论：留一处“未知”为上上然笔者又一转念，想那赵櫆之身世，与夫明湖主人，亦多有未尽符合之处，如明湖主人之半载为官，解职还乡之事，未闻赵櫆有之。如此，赵櫆之为明湖主人，证据依然不足，实不足以作最后之认定，亦不过笔者一厢情愿的猜想而已。其实，对于钓矶，对于明湖主人，保留着神秘与未知，更是“曲终人不见”的佳趣无穷也！作者：侯林侯环来源：风香历下【WINDRISES MINIPROGRAM PROMOTION】尊享直接对接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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